中国白话现代诗歌的这种诗歌观念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100年了，它还可能持续100年以后，也不一定能够根除。诗歌的非诗化、散文化，其错误的根源，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白话运动，那时大量没经过韵律处理的译诗涌入中国，其实这种译诗译过来已经不在是诗歌，而是散文了，人们竟以此为楷模，诗能是诗吗？甚至到现在，大部分译诗也还是如此风格，它无论外国诗歌不是有诗韵诗律，都只把意思勉强译过来，完全忽视、抛弃了诗歌的韵律和音律，即使有遵循的，也只是亦步亦趋，极少有按照汉语的诗歌风格来译诗。当然，这主要与此有关：汉语新诗基本上还没有最佳的范本存在，诗人们也都还在创新、试验阶段。虽然有不少的诗歌韵律、音律的处理已经很不错了，但说到底还没有一个真正为国家和人民认可的超级大诗人诞生，没法给出一个为大众所接受的最佳范本。但丁当时在欧洲是第一个用韵律写诗的诗人，而且他的成就如此巨大，不但得到意大利本土人民的喜爱，而且传遍整个欧洲，为许多国家所效仿，最后全世界人民都承认了它的伟大。这样的好诗就是范本。而在中国，虽然存在过举世瞩目的大诗人，象屈原，李白，但其所用的语体主要是文言文，与当代语体白话文想相距太远，所以也无法将其作为范本。幸亏，中国民间流传有数不尽的民间歌谣。而这正是我倡导的大致可作为诗歌范本的诗体，尽管还是民间的，但我看它们比文言诗歌更加鲜活，更富有生命力，译诗如果还产生不了最优美的适合中国本土的译本，也就只有民间歌谣可以借来用作诗歌范本了。但从发展的角度讲，中国最后必将诞生最伟大的诗人和最适当的诗体，这也许会发生在未来几百年之后，也许就会在我们当代几十年之内就会有一代世界级的大诗人和好作品问世。这不是什么能决定的，它们的诞生完全取决于大自然的造化，取决于诗歌创造者的天赋和悟性。

中国新诗的失败源于译诗的失败，而部分成功的新诗则根源于少数诗歌作者本能的悟性没被非诗化的无韵分行体所左右，而以民歌的和古典的诗歌的韵律特征为榜样，创造了大致符合现代白话语体的诗歌。这方面比较成功的诗人中，最早的当数翻译家付东华、诗人朱湘、郭沫若，付东华的译诗非常好，继承了无曲和民间歌谣的诗歌风格，而朱湘的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则来源于他对民歌和经典外国诗体的认识，郭则主要受外国诗歌的影响，他在用白话写作的时候，由于有深厚的古典诗歌韵律的营养在发挥作用，上，再加上他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活动家，他的诗歌发挥了空前的影响。可以说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好的影响，而艾青则刚好相反，则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汉语新诗的散文化错误方向起于他的极力倡导。中国现代当代诗歌的发展，也一致没超出这两个方向。郭虽然有不够科学的甚至错误的诗歌理论文章，但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又是正常的合乎汉语诗歌韵律的，而艾青则从实践到理论都彻头彻尾地错误下去，而极少有人能从理论上对之正本清源。

100多年来，诗歌界的理论难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汉语诗歌的节奏除了韵律节奏之外，是否存在非韵律节奏？也就是说，“无韵诗”在汉语中是否具备诗歌的节奏？它到底属于诗歌还是只属于散文？

辞源上说：诗歌是有韵律的可歌咏的一种文学体裁。我以为这个定义是最准确的。它是在总结了汉语古典诗歌、民间诗歌、现当代诗歌的共同特点而抽象出来的十分精确的定义。   

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歌是有音律的纯文学。

语言学家王力说：诗歌格律的第一要素就是韵律。

谚语说：有韵为诗，无韵为文。

俗语说：无韵不成诗。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什么秘密？汉语诗歌为什么要如此地强调韵律呢？汉语诗歌没有有些语种中存在的轻重律节奏、长短律节奏、等量音节群节奏，也就是说适合某些语种特点的诗歌节奏模式在汉语中并不存在。汉语的每一个字的发音在长短时值上是一样的，音的轻重也十分不明显，五种声调的组合与语法的搭配也极没有规律可寻，但汉语的最大特征就是同韵部的词汇异常发达，汉语是一个富韵的语言体系，这就为我们汉语诗歌的韵律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临近诗句同尾韵的同频共鸣共振产生了诗歌的押韵现象，这就是诗歌语音学上所说的回环美，韵律美。诗歌的语音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环形结构。诗歌与散文唯一的分水岭就是是否有韵律。韵律是界定这两种文体的语音特征。语言学家和语体分类学家把文体大致分为韵文和散文，也根值于此。就汉语而言，诗歌属于韵文范畴。
    建议将刘老师的文章加精。刘老师的文章对宏扬中华文明有利，对宏扬中国的诗歌有功，对写诗的人有警醒，对学诗的人有引导，对中国诗赋网有大家风范。这种理念、理论、理想、审美、追求和认知，正是目前中国的诗坛急需和缺少的品德、力量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