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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伟人和名著的心灵沟通

——访“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丛书作者、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总编辑董志新

                                       苏洪义

【董志新】1951年生，吉林永吉人。1968年入伍，受教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和中央党校。性喜购书、读书、写书，尤爱文、史、哲。七载连队生活后，历任团、师、军新闻和理论干事，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编辑、副主编、主编，后调白山出版社任总编辑至今。编审，技术三级（俗称文职少将）。中国红学会会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杭州三国水浒文化研究会顾问、辽宁兵法学会副会长、辽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十余种，发表文章上千篇。学术论文得过国际会议一等奖。近二十年醉心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红楼梦》与红学、孙子与孔子兵学的思考和探索。所著“毛泽东解读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系列丛书（《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毛泽东读<水浒传>》、《毛泽东读<红楼梦>》、《毛泽东读<西游记>》），历经二十余年，超愈二百万字，堪称巨著。经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六万余册，被学界誉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重量级新著”。 

  我称他为恩师、乡贤和名人，他说绝不敢当，只是舞文弄墨干了点事而已。在吉林籍名人中，董志新总编辑以治学严谨、持之以恒、敏思笃学而饮誉军内外。二十三年前，在他的引领下笔者毅然锁定新闻干事岗位。许多作品经其润色、编辑，跃然《前进报》、《解放军报》媒体，并两度凭剪报本调动工作。

  回眸军旅成才之路，恩师董志新给予我这位小同乡战友加文友的，与其说是思维与作品，不如说是淡泊名利、执著学问的人品和文品。我怀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心态，翻阅着他的新著，并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撰写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书外心路，或许对家乡有志成才者颇多启迪，应该采访他。现将专访笔录整理如下——

  苏：看到您所著的“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这套书，我首先感触到的就是选题好，书题就很抓人，值得阅读，值得摆到书架上，甚至值得收藏，留传后人。据我所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很多，书店里总能见到好多种，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选题呢？

  董：我周围的文友和我接触到的一些读者，也大都有这个感慨。他们也认为在研究毛泽东的领域内，这是个很好的选题。他们说我搞过新闻工作，抓选题有“新闻眼”。你也搞过新闻工作，“新闻眼”也叫新闻敏感性，是指能够抓到读者最关注、最感兴趣、最有份量、最有价值的新闻。

  你知道，研究毛泽东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仅改革开放以来就出版了两千多种。从治国安邦、政务党务、统军作战、经济建设、外事邦交、文化教育、信仰哲学等方面研究毛泽东者可谓甚多，成功之作目不暇接。我独独选中毛泽东与传统文化这个具体领域，又聚焦到“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抓选题要注意“热门”中的“冷点”，新鲜不陈旧，深刻不浮浅，而且有普世价值。

  一方面是伟人，一方面是名著，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都有不朽的价值。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使中华民族挺立起腰杆的东方巨人，这是不需要再论证的；四大名著是世界级“文化国宝”，识字的国人喜欢阅读，不识字的国人喜欢听讲，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风尚。

  今年，重排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电视剧已经开播或将要开播，《水浒传》也在拍摄之中，这证明“四大名著”魅力永存。现在，传统文化回归成为建设新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实际文化建设重要内容，把当代伟人和世界名著二者联系起来研究，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2009年9月，这套书推向图书市场，到今年4月底，已经销出近万套。

  在社科类图书中，这个销售行情是很不错的，可说是畅销书。不少领导干部、专业学者、高校学生、职场白领、企业巨头与出版社和书店联系买这套书。我到外地开会，也遇到不少类似情况，说明这个研究和写作题目适应了读者需求。现在有句话叫“终端看效果”，从读者热买喜读来看当初的选题定位是对头的。

  苏：万事开头难，研究“毛泽东读四大名著”首先会遇到资料上哪里去搜集的困难。我想知道这个首当其冲的困难您是怎样克服的？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想到要做研究“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这件事情的？

  董：说起来，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是不断积累知识的产物。我平时读书看报有个习惯，就是见到自己认为有用的、感兴趣的、值得保留的内容，就剪裁、复印或抄写下来，存以备用。我在“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丛书后记》中，也讲到这个意思。文中引用庄子的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意思是指事情开始时较简单，将要完毕时则较繁巨。

  我写作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即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研究儒家兵学和《孙子兵法》。研究《孙子兵法》，我个人的课题是“毛泽东读《孙子兵法》”。这样，凡是遇到有关毛泽东读书的资料，我都留起来。二十年前，我只是积累了一些毛泽东谈关云长、诸葛亮、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资料，写了诸如《关云长不如彭老总》、《关圣帝君一个土豪也不曾打倒》等随笔或札记，并由此每有所得，欣然忘食，日渐丰饶。

  资料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清，渐渐地由写几篇短文发展到要写几部书稿。我不断积累资料和研究，这是我小有成功的必然性，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积之十年，必有成效。”积之渐多，我从研究“毛泽东与《孙子兵法》”到忽然有一天产生研究“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动机，这是偶然性。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说到底还要感谢积累资料这种读书习惯。

  尚若随读随丢，黑瞎子掰包米----到头一穗，哪里还会有这个研究和写作题目呢？毛泽东是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有关他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记载，我搜集和梳理到的就有数百处之多，这还仅仅是我目力所及的，尚未披露和我无缘见到的，还不知有多少。在资料的占有上，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为没有资料的全面性便无所谓结论的权威性。

  我广泛搜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数计的报刊，共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资料800余条，在同类著述中可谓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但我深感还有相当部分资料没有披露，或虽已披露却不为我所知。

苏：积累资料是研究的前提，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巧妇难为无米之饮”嘛。可是，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资料众多，怎样把这些资料考证到确实，梳理出脉络，并将其撰著成书呢?

董：这并非易事。找到的资料，绝非“剜到筐里就是菜”，还要进行考实的工作。一般说来，凡是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到的资料无疑是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的资料也是权威的；严肃的回忆录、纪实文学之类，一般也是可信的；而有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回忆录中的资料，其可信度则大打折扣，甚至有的明显让人信不过，此类资料我都尽力查到原始出处，并反复核实，择善而从，确实而用。

  有些资料是可信的，录自当事人的回忆，但传闻异辞。对此，我优先采录较客观、准确、真实的。这套书在介绍毛泽东运用“四大名著”情节、人物、典故的背景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党史和军史的历史资料，为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凡是有可能的，我都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权威性著作做了核校。这套丛书的资料，其实都是史料，都应该有信史的特征。这是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的态度。

  资料的脉络把握和书稿的框架结构是有联系的。我当初拟定了三种书稿结构：一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经历，写出他在不同历史阶段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二是按照四部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各种情况；三是把两前二种方式相交叉，以“四大名著”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以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结构每一部书，最终我采用了第三种办法，但又不太拘泥于此。

  首先，把要表达的内容分为若干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思想和艺术的借鉴；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运用；第四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

  如是谋篇布局，使结构均衡些；但有些同类内容，只能分散开讲，比如毛泽东借鉴三国故事阐述人才思想的内容，在《三国都有知识分子》、《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错用关羽马谡》、《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等篇章中都有，把这些篇联系起来思考，对毛泽东借鉴“四大名著”中人才思想的情况，也就有了全面系统的把握。

  苏：您研究“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时间很长久，对毛泽东的读书体会一定有较深刻较透彻的了解。毛泽东读书确有过人之处，每每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那么，他在“四大名著”中悟出了什么？或者说他最有特色的读书感悟有哪些？

  董：我也曾经长时间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的内容可以说极其丰富。他读“四大名著”有共同的方法和体会，比如都注重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到书中去寻求精神营养，对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有不同以往的价值选择。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成果主要体现在为每部书写的《自序》中。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主要取其“三国智慧”的精华，他从小说中读出了军事、政治、组织、外交、经济、人生和思维等方面的智慧；对《水浒传》主要取其“水浒精神”，他从小说中读出了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打虎”精神和拼命精神等方面的精神；对《西游记》主要取其“西游信念”，他从小说中读出了的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毅力等理想信念；对《红楼梦》主要取其“红楼遗产”，他从小说中读出了《红楼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借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红楼梦》超过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

  当然，这些是毛泽东感悟的主导方面，他还有许多精妙绝伦的评论观点，散布在各篇文章当中，有时我反复读这些评论，都觉得他的个性化的见解，即使与现当代最出色、最高层次的文艺评论家、古典小说研究家的评论相比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可说胜其一筹。还没有人自信的说自己对“四大名著”的评论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毛泽东。

  苏：研究和写作都是艰苦倍尝的精神劳动，思维机器的转动是很耗费脑细胞的事情，“爬格子”的苦辣酸甜只有过来者才能品味和道出。您这煌煌二百万言，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能讲讲您进程中的困难及其克服吗？

  董：同行易于理解和交流，你可以推测出其中的难度。我做这件事情主要遇到了三难。先是搜集资料的困难。毛泽东解读评论“四大名著”的资料散见于相关的各种图书、杂志、报纸之中，你要东一段西一条地去寻找。我为此买有关毛泽东的书七百余种，买研究评论“四大名著”的书九百余种（其中仅红学书就六百余种），沾贴各种剪报十余册，复制资料书几十种。
 
  这些图书资料都读过或翻过，劳动量大得惊人，光读书笔记、资料提纲就做了不知有多少。其次是提高学术水准的困难。《三国演义》等四部书有六百年到三百年的评论史，毛泽东的解读和评说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你只有多读书，多读论文，你才能了解“四大名著”的传播史和评论史，你才能了解各家各派的观点，你才能站在学术的至高点上观察问题，你才能“辨彰学术，考竟源渊”，使自已学术根基深厚，视野开阔，起跑线靠前。

  这其间“强身健骨”的功夫万万少不得。第三难是实现深入浅出的表达境界难。专著要学术水平，也要为读者喜闻乐见。撰写时我力求生动而不呆板，流畅而不晦涩；语言通俗，段落短小，乃至“背景”亦附之以故事，尽量寓理于事，达到浑然天成的行文境界。对毛泽东的评说和征引，我力图做到讲清三个方面：讲清评说的具体历史背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

  介绍小说中相关的情节、人物、词语，使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四大名著”的读者)对毛泽东评说征引的小说内容有个完整的把握；在做到前两点的基础上，揭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的微妙之处，欣赏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风光。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出来。当然，“三难”的克服主要在于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付出，有一种追求。我曾经把“默默努力，久久见功”八个字做为座右铭，为写这套书，为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我几乎投进去所有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双休日更在所不辞了。

  头几年，我还不会摆弄电脑，女儿文斐和女婿德龙，经常工作在电脑旁，前两部书稿都是他们打的。四部书全部写完，又是女儿女婿选配制作了全部插图。我们几个常常是上班忙工作，下班忙书稿，家务活自然较多的推给了妻去做。她那时每天教学，学校离家远，很忙很辛苦。
 
  但是，她保障家里的“后勤”，不以为苦，却常引为自豪。一家人为此同心协力，其乐融融。其间，央视数次重播“四大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漫议“四大名著”就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话题，不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亲人的支持，友朋的帮助，一直是我持之以恒研究和著述的动力。同时，这也是苦中有乐，累而心怡，是一种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