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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宣章

京西稻的品牌与传承(1)

◎杜振东

一、京西稻的故乡

海淀种稻历史较长。称为京西稻的历史应从清康熙、乾隆时开始。几百年来，尽管京西稻种植面积、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习惯地将京西稻作为一个品牌而代代流传下来。周恩来总理视察海淀区四季青公社时，称这里是京西稻的故乡。

（一）皇帝引进培育出京西稻

中国是水稻发源地和主产国之一，约有一万二千年的种植历史。中国的甲骨文中有“稻”字的记载。《诗经》多处描述水稻。西周时期水稻逐渐扩展到黄河以北地区。东汉渔阳郡太守张堪在今顺义区牛栏山附近“开稻田八千余顷”。京郊房山、大兴、丰台、石景山等地都有种植水稻的记录。

三国时修建车厢渠后，海淀一带开始种植水稻①。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开通通惠河后，为两岸农民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

据史书记载，近郊海淀、西湖、青龙桥、草桥等地，都有连畦的水田，形成一定规模。清康熙年间，稻田已分布在六郎庄、北坞、功德寺、青龙桥、海淀一带。其次，黑龙潭、温泉、黑泉、八家、五塔寺、万寿寺等地有少许。由于六郎庄、北坞一带的灌溉水源自玉泉山泉水，水质优良清澈，灌浇出的水稻米粒饱满光润，蒸饭有黏性，熬粥呈茶绿色，因而享有“京西稻米香，炊味天知响”之美誉，被指定为专供“御米”。

在畅春园的西墙内，从无逸斋土山以北，直到位于园西北的大西门，约有上百亩田地，是康熙栽种早御稻的“试验田”。康熙亲自参与培育新稻种，命名“御稻米”。后来，康熙下令把它向北方的承德和南方的江浙地区推广种植，均获得成功。康熙高兴，为此作七绝一首《畅春园观稻，时七月十一日也》：“七月紫芒五里香，近园遗种祝祯祥。淡方塞北皆称瑞，稼穑天工岁乐穰。”

乾隆皇帝也很重视京西稻。下江南时，带来水稻品种“紫金箍”，种在二龙闸到长春桥河堤以东一带，并在清漪园东墙外开辟稻田1000余亩。慈禧当政时，曾下令在颐和园外半里，自北坞、蓝靛厂、巴沟一带划入御用稻田。

稻田是御田，归朝廷所有，不许稻农进行稻谷交易。康熙五十三年，内务府奉宸苑在青龙桥设立了“稻田厂”，专门管理皇家稻田的事务，为京西稻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里生产出的京西稻属皇宫贡米，经检斤过秤上缴宫廷，稻农们吃不上自己种的稻米。直至晚清时期，随着稻田面积扩大，江南稻米北运增多，海淀一带拥有稻田的富人增多，开始出现民间收购和贩运京西稻。海淀青龙桥一带的饭馆中也可吃到京西稻做的米饭。

海淀种植京西稻有名，关键是缘于有优质的水资源。海淀西临太行山、燕山余脉，下傍永定河故道，区域内湖泊、河流、泉水比比皆是。万泉庄因有28眼名泉而获此称谓。万泉河也因泉为源头而得名。著名的玉泉山泉是海淀地区40多处名泉中的代表，曾被乾隆皇帝封为天下第一泉。至明清两代，玉泉水系成为北京城唯一的地表水源地。1934年测量，玉泉山泉冬季一昼夜出水达17.3万立方米，夏秋季则翻番。

新中国成立前夕，京西稻共有1.32万亩，但土地结构更为复杂。国民党官吏、资本家、地主富农、社会名流等占据大量稻地。如六郎庄村的地主、富农及农业资本家占有全村土地的90％，该村一地主每年借出稻米40多石，获利丰厚。巴沟村地主、富农占全村人口11.2%，却占全村稻田84%。由于稻田生产季节性强，地主雇工一是雇当地人，再就是大量雇用外地人，这些雇工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棚里，本地人称其与“锅伙”。冬天工人生活困难时，只有向土地多的人家借粮生活。雇工们每天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他们说：“每天鸡叫三遍，天不亮就下地。春天稻田水里还有薄冰，就要下地翻稻田。”他们在这种雇工制度下，长期翻不了身，甚至几代人都如此。另外大土地所有者还在市镇开设粮店，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此剥削稻农。

（二）土地改革带来新动力

1948年12月中旬，海淀地区获得解放。新政权建立之初，全区面临恢复生产、就业、生活、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按照中央、市委的指示，全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保证了京西稻的生产和发展。

1949年6月14日，区委区政府①按照市委郊委的指示，在巴沟行政村②进行土改试点，涉及稻田2065亩。区委区政府按照土改方案，将没收的土地采取以人口为单位，自报公议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全村有188户分得土地，其中稻田有1250亩。还有109户原租种地主、富农637亩稻地，土改后不再交租了。大家说：“分了地，拿到土地证，自古以来也没有这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的说：“过去地主用它来量我们的地，今天用这尺来量他们的地。”很多农民拿着写好自己名字的木牌等着分地后插上。雇工张德山说：“我家三辈子扛长活，没有一分地。我今年51岁了，这次才真有了地。”贫农屈殿有说：“给了我地，有三年我就缓过气来了！”全村188户贫雇农分得了2840亩土地，109户农民租种地主、富农的1440亩土地不再交租。

巴沟村的土改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后，全区抽调区机关干部总数的35％，组成10个工作组，全面铺开海淀区的土改工作，到1950年3月底，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共5.33万亩，其中稻地8497.2亩。辖区内2.8万农民分得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稻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当年全区水稻亩产达173.8公斤，比上一年每亩增产23.9公斤。年底，全区稻谷播种面积达18570亩，总产量322.9万公斤，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9.4%，而面积仅占全区粮田面积的5%。水稻亩产与冬小麦相比，平均高出3.2倍。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家一户基本生产单位的确立，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少数贫雇农缺少农具、牲畜或劳动力，难以抵抗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困难。1950年仅东冉乡就有10户人家卖地16.4亩，3户贫农“卖青”，19户贫农借高利贷1470万元（旧币）。翻身解放了的少数农民又面临着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而重新陷入贫困的窘境。如何引导农民摆脱困境，是区委区政府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针对农村忙时互助、人畜换工、合伙搭套等互助合作的传统，1950年，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吸取老区农民生产互助的经验，在郊区农村开展大生产运动，争取农业生产增产一成，指导郊区个体农民建立一批互助组。十三区成立了以区长为主任的区生产委员会，并把全区土改工作组改组成8个生产工作组，分片领导各村的生产。

1950年土改后，在海淀区一亩园村出现两个互助组。沈会和互助组是由8户雇工把土改分到的34亩稻地，伙在一起种，按地亩出种籽、肥料，共同生产劳动，并按技术高低、劳动强弱评定工分，秋后扣除开支和工分报酬，剩余的收入按地亩数分；在农活闲暇时，留下一人管理稻田外，其余人外出做短工，所得收入大家分配。另一个马玉梅互助组，共4户，21.9亩稻地，土改后土地由大伙统一种，收获后除去开支，其余按劳动分配。六郎庄村李德贵互助组，也是采取土地统一伙种，按地亩数投资，土地分红，劳动付给工资的办法。在种田能手李志兴的带动下，肖家河村9户农民组成互助组。全组只有他本人掌握稻田全过程的技术，经过一年的互相学习，不但完成本组稻田的插秧任务，还帮助别的户插秧15亩。这个组种植的是三等稻地，单干时亩产稻谷100多公斤，成立互助组后亩产稻谷达到305公斤，而邻近的单干户亩产只有225公斤。互助组能取长补短，发挥集体力量，提高工效，扩大再生产。同时，在建立互助组中，涌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骨干。1952年与1951年比，全区粮食增产13%，其中京西稻增产22%。

1951年少雨，又发生了虫害，互助组表现出较好的抗灾能力，粮食产量一般比单干农民高出一至三成，其优越性开始为农民所认识。在1951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全区组建常年互助组72个。1952年9月1日，区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党支部和党员必须重视领导与参加互助合作。到12月底，全区约一半的农业资源以常年互助组、短期临时互助组及2个初级社的形式组织起来，比单干农户平均增产约为20％。这一年，全区种植水稻20733亩，比1949年增长13.8%；亩产269公斤，增长79%。水稻种植面积仅占全区粮田面积的6%，产量却占13.7%。水稻平均亩产高出全区粮食平均亩产1.5倍。

（三）政府为稻农排忧解难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灌排设施薄弱，全区的耕地既怕旱，又怕涝。1949年全区降水量高达921毫米，造成南北旱河涨水，冲垮堤岸，一些低洼地区排水不畅，危害农作物生长。当时全区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1.3%，多数耕地不具备抗旱能力。此时正值北平刚刚解放，一些地主逃亡后，出现土地撂荒现象。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区委区政府①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产高产；通过发挥供销社的优势，主动与稻农签订购销合同，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年初，供销社向稻农发放种籽及肥料款，以折实支付方式贷给豆饼及布料，秋后稻农再以稻米归还。

1952年9月1日，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为支持稻农发展生产，区供销社代政府向稻农发放货款60486元，其中稻田预购款24386元，稻田追肥款2707元。当年，区供销社从稻农手中收购39.5万公斤稻谷。

1956年，海淀区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全区受灾农田69000余亩，倒塌房屋2514间。

为帮助稻农们抗旱排涝，发展水稻生产，区委区政府及时成立防汛指挥部，第一次组织党政军民投入防汛抗涝斗争。新修、加固北旱河堤防600多米，疏挖南旱河河道1700多米，开挖排水渠道，其中六郎庄和巴沟两村共同修理了5.5公里长的长河大堤。全区共8000多人参加，排涝31000多亩。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一面大力抢种秋菜，一面大搞副业生产，极大地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针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海淀区政府确定了以水利为重点，山、水、田、林、路全面治理的方针。1957年、1966年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通水后，建设万亩灌区5处，千亩灌区16处，灌溉面积11万亩，有效地保障京西稻的安全生产。

（四）引导稻农走向合作化道路

互助组的特征是土地私有，自由结合，生产互助。但是，互助组中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集体与个体的矛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暴露出来。这时，以土地入股、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土地劳力都参加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到1953年底，区委批准建立起5个示范社（其中1个高级社）。这些社制订社章，民主选举社长和副社长，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入社交纳股份基金，社内公用财产、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但相对集中，统筹管理使用，劳动力统一调配，土地分红。开始试办农业社的第一年，各社收入和社员分配均比互助组又提高一大步。

在初级社大发展的同时，海淀区试办了以取消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废除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完全根据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128个，90.9％的农户都入了社。到1956年底，全区54个社都实行了按劳分配，并全部转为高级社。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全区种植京西稻的设备不断增强，拥有一批喷雾器、喷粉器、汽车、胶轮大车、双铧犁、新式步犁、联合收割机、脱粒机及水利设施等。各公社成立拖拉机站并和合作社签订合同，稻地开始机耕。由于农业机械的引进和推广，全区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1958年，海淀区京西稻创历史高峰达3万多亩，比1949—1951年的种植面积平均高出65%。全区水稻亩产290公斤，比1949年增加140公斤，而同年的冬小麦亩产仅为66公斤。水稻高产社如联丰农业生产合作社1423亩水稻平均亩产412公斤，比全区平均产量高出57%。玉泉农业合作社3.8亩水稻实验田亩产达到692公斤，比当地平均产量高51%。

这一年8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海淀区玉泉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北坞村）参观。这时水稻已经扬花吐穗，面对长势良好的京西稻试验田，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每亩稻田墩数，每墩的棵数，然后拔下一株稻穗，仔细察看了生长情况，又看了看牌子上写的亩产指标，总理提醒大家说：“既要鼓足干劲，也要讲究科学态度。”他还讲：“你们不要满足，还要争取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你们这儿，是京西稻的故乡嘛！”

二、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张

     1958年，海淀区农村全部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年也是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第一个波峰。但由于南部农村城建征地增多，从1959年起，海淀区京西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到1961年时降到波底，不到2万亩，与1949年相比仅有1000多亩的优势。从1963年起，由于海淀区北部地区的崛起，种植京西稻面积超过历史高峰达到3.66万亩。此后逐年扩展，成为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新中心。

（一）种植中心移向北部

京西稻相对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来讲是稳产和高产作物，但必须有充足的水资源。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全区水稻逐步发展。1955年利用河道上建闸拦水，形成上庄水库。建闸之前，上庄公社没有种过水稻。闸建成后，逐步增加水稻种植面积。1963年前，京西稻基本是山前海淀、四季青、东升等公社种植，山后永丰公社只有一亩水稻，温泉、北安河有几十亩。1963年开始，由于京密引水渠部分河段通水，为水稻向山后扩展创造了条件。永丰公社亮甲店大队适应水资源环境的变化，成为山后地区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最早的大队之一。1964年，六郎庄30多名技术员帮助永丰公社10个大队秧苗、看水，传授种植京西稻的经验。区里派技术员王东光住在亮甲店大队第一生产队王春家，具体指导京西稻的种植。从1965年起，海淀区北部地区京西稻种植面积超越南部地区。1966年达2.83多万亩，比南部地区高出36%。1970年全区京西稻种植面积再创历史新高达7.3万亩，其中永丰、上庄、东升、海淀四公社京西稻种植面积均超过万亩，其它几个公社京西稻种植面积基本上也创历史新高。这一年北部种植京西稻面积约为南部的一倍。数据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海淀区实现了水稻种植重心移向北部的发展目标。1970年全区京西稻亩产高达398.5公斤，比1958年高出37%，不仅创历史最高记录，而且在以后的10年内，无论种植面积还是单产都未达到这一水平。

（二）选育“越富”为当家品种

在决定水稻产量高低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种子行业。1958年，海淀区从天津引进“水源300粒”品种。其特点是生育期短，比“银坊”品种早熟57天，适应性强、米质好、产量高，一般亩产300公斤，高的达500公斤。20世纪60年代，“银坊”和“水源300粒”同时并用。1963—1972年期间，“水源300粒”、“中银坊”和“连源”平均亩产362公斤。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水源300粒”易感稻瘟病、“银坊”品种生长期长而易受早霜灾害等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京西稻当家品种为“京越一号”和“京育一号”。从1971—1976年的6年间，京西稻单产却始终徘徊在301—380公斤之间。

为了实现京西稻高产稳产目标，1973年，海淀区农业技术专家王东光从中国农科院引进“越富”品种。该品种米质优，口感滋润，有清淡香味，长势清秀，适宜中等肥力土壤种植，产量稳定在400公斤左右。缺点是杆软易倒伏，高肥条件下易感穗颈瘟。1976—1979年，区农科所作物组在王东光带领下，经三年系统选育、提纯复壮，培育出“越富系三”品种。该品种抗倒伏，产量高，一般亩产450公斤，高产过500公斤。经过几年示范，得到干部群众认可，很快在全区推广。在海淀区京西稻品种中，“越富系三”成为主要优良品种。该品种属粳稻亚种，颗粒圆润、晶莹明亮，米粒中心白和腹白情况极少，油性大，蛋白质含量高。据检测蛋白质含量7.8％，赖氨酸含量0.34％，粗脂肪2.62％，总淀粉含量73.35％，出米率为82％。蒸成米饭香甜细嫩、松软可口，尤宜煮粥，汤汁澄滑，香气四溢，米粒不散碎。

优良品种选定后，王东光又将其融入科学的水稻栽培方法中，全力进行推广。每当水稻播种前，区乡两级分别举办培训班，把“越富系三”品种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以及科学的栽培方法传授给水稻技术员和农口干部。如“越富系三”品种耐肥性不高，秸杆较软易倒伏，王东光根据这个特性将其定位在70%的中等肥力稻田上。这样做既节省施肥量，又降低了成本，还减少了倒伏面积。这类培训非常受欢迎，每年约500人参加。

1978年时，海淀区京西稻有三大品种：“越富”、“京越”和“秋光”。1980年开始，全区大面积推广“越富系三”新品种。1984年，“越富系三”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区稻田总面积的58%；1992年占75.4%；1994年稳定在6.6万亩，占85.6%。“越富系三”名副其实地成为海淀区水稻的当家品种。

由于优良品种逐渐占据水稻主导地位，海淀区水稻亩产呈现稳步提升状况。20世纪70年代使用老品种种植的京西稻，平均亩产量在300—350公斤内徘徊；80年代使用新品种种植京西稻，亩产上升到400—450公斤之间；90年代使用新品种种植水稻，亩产达到450公斤以上。

经中国农科院化验并和其它品种比较，“越富系三”在食味上是最好的。它特有的清香味、碾米外观及食用营养是战胜其它品种的主要法宝。在首都是唯一特供米品种，多次受到市政府奖励。1979年、1986年、1988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农业技术改进四等奖和三等奖。1985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名特优产品。1992年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良品种奖。1993年荣获北京市“星火计划”二等奖。

（三）建立三级良种繁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越富系三”成为海淀京西稻当家品种。区里繁殖京西稻原种，部分生产队建立了繁育新品种的稻种田。这种过于分散的繁种办法极易出现机械混杂，很难保障品种的纯正性。如何进行保纯，又是摆在王东光等科技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王东光等科技人员对生产队级繁育种籽的缺点进行分析，提出从1986年起，用两年时间建成京西稻良种繁育体系。区政府采纳了这项建议，并责成区农林水利局以《关于建立健全水稻良种繁育体系的意见》正式发文到各乡村。

在三级水稻良种繁育体系中，第一级是区级。区农林水利局承担繁育和保存水稻原种的任务，建立原种田2亩，生产的原种无偿提供各乡使用。第二级是乡级。各乡按水稻种植面积万分之二共确立水稻原种繁殖田217亩，由主管粮食生产的科室负责组织工作。乡级生产的水稻原种无偿提供各大队使用。第三级是大队级。各大队按水稻面积的百分之二共确立种子田2358亩，由主管生产的副大队长安排生产，年产100万公斤的稻种无偿提供各生产队使用。

海淀区为建立健全三级良种繁育体系，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消了生产队种子田，减少了机械混杂种子的机会；确定“越富系三”为三级良种繁育对象；将水稻良种三级繁育体系的各项技术要求列入指标化管理条例之中，并落实专人，与奖金挂钩；全年组织多次评比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定做40台水稻专用脱粒机，购买专用冰箱保存原种，确保种子不发生机械混杂；区政府投入20万元，用于发放种子田补贴。

1987年，通过区政府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积极努力，海淀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获得成功。此后，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在海淀区水稻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适时推广保温育秧的种植技术

纵观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年景，有连年风调雨顺形成丰产的事实，也有出现大旱缺水、大涝淹苗、大风倒苗，以及电击、病害等因素造成减产的现象。随着气候的变化，低温冷害又成为近些年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海淀区水稻单产不稳定。其间，土壤和栽培措施上都无大的差异，却有四个年份严重减产。1972年，海淀京西稻减产是干旱无水造成的。1969年、1976年、1979年的减产都是低温年造成的。在海淀，形成了每隔两三年减产一次的客观规律。这些年平均亩产量在301公斤至346公斤的范围，比全区历年平均亩产量减少9.5%。这些低温年在水稻全生育期间的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是3739.5—3823.6度，比全区历年水稻全生育期间的平均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减少了156度至245度。减少的温度相当于生长1—2片叶子所需要的积温。海淀区“越富系三”是中熟偏晚的品种，它需要3900度的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才能成熟。由于这些低温年不但使温度不足，光照时数也少，不能满足水稻对温度和光照的要求，因而造成生育期延迟，结实不良而减产。这就是延迟性冷害。也有的年份积温和光照时数都不太少，又因在早春温度骤降到7度以下时就造成稻苗青枯死亡。在水稻抽穗开花期间也出现过20度以下的温度使稻穗受害造成千粒重降低；也有出现在结实期温度骤降到15度以下影响千粒重，这属于减产的障碍型冷害。根据海淀区多年来气象条件与增减产的关系的分析，在水稻全生育期间大于10度的活动积温4000度以上，加上1400小时的光照为增产年；大于10度活动积温在3900度左右，加上1300小时至1400小时的光照为平产年；低于3800度活动积温，加上少于1300小时的光照为减产年。

20世纪60年代以前，水育秧方法是京西稻的主要育苗方法。人们利用水的吸热保温作用，在春稻播种后，利用秧田水层，营造出利于水稻发芽的小环境。这是水育苗的长处。但由于此法长时间保有水层而供氧不足，造成芽根生长比例失调，形成先长芽后长根的不良状态。20世纪60年代引进水稻半旱育秧的方法，经过试验、示范逐渐推广到全区。这种育苗方法的特点是秧田没有水层，种子在土壤中自然生长，氧气供应好，而在温度上不如水育苗有水层那样稳定。在这种氧气足温度较低的条件下，稻苗的生长状态是根长芽短，小苗比较健壮，烂秧的现象减少了，成为北京稻区的主要育秧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所处的环境条件，在温度上还不能满足水稻幼苗生长初期所要求的适宜温度。因此半旱育秧生长较慢，秧苗期长，还不能满足人们对早秧苗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国外塑料工业的发展，北京地区又引进了水稻保温育秧的方法，即在自然条件下用塑料布覆盖进行保温育秧。这种方法是在半旱育秧的基础上加盖保温设备，使畦内温度提高，创造一个温度适宜透气性好、水分不断循环的良好小气候，满足了稻苗生长的需求。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未能大面积应用。到7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条件好转和低温冷害的出现频率较高，迫使人们采用保温育秧的方法。海淀区、大兴县、通县等地都开始大面积应用了。海淀区每年种植春稻4万多亩，保温育秧面积达到80%以上，对防低温冷害促水稻高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水稻保温育秧用塑料布覆盖，依靠太阳热能的积累提高膜内的温度，来满足水稻生长的需求。经过多年大面积试验证明，在4月上中旬通过用塑料布覆盖的支架畦，日均增温6℃以上，阴雨天增温2℃左右，晴天增温6—9℃。在早春低温的年份，覆盖日期较长，所得到的积温数就大。例如，1980年4月的上、中两旬日平均温度只有9.5℃，是本区20多年没有遇过的低温月。但经过塑料布的覆盖，膜内日平均增温7.1℃，创造出膜内日均温度16.6℃的良好环境，达到了水稻幼苗生长所需要的温度。经过17天的覆盖，多得活动积温180℃。全生育期累计提温3853.6℃，基本上满足了越富品种的需要。

在早春高温年份，由于膜内温度过高，覆盖日期就短，所得积温数就少一些。例如，1982年从4月5日水稻播种后到4月中旬，半个月中有大于10℃的活动积温230.5℃，比历年同期增加37.9℃，日均增温2.5℃。在这种温度高的条件下，所得到的活动积温为155.1℃，比低温年覆盖所增加的活动积温要少些。经1980—1982年的观察记载证明，保温育秧有良好的增温作用，为生产带来的效用十分明显。

一是播种期提前了。水稻种子萌芽需要的最低温度是10—12℃，海淀区这一时段在4月15日左右，这也是半旱育秧的播种日期。保温育秧将播种期提前到4月1日—5日，扩大了水稻生长利用的天数，为挖掘中熟偏晚的品种潜力创造出良好环境。

二是出苗生长快。越富品种从播种到展开第一个真叶，在大于10℃的活动积温条件下，需要积温160℃。长到第二个真叶时，需积温260℃。水稻幼苗生长与高效积温呈高度关联。

三是利于安全成熟。保温育秧的水稻抽穗期在8月15日左右，比半旱育秧提前7天，这为水稻结实期赢得充足的积温和时间。越富品种从抽穗开花到成熟需要大于15℃的活动积温850℃以上。海淀区24年的气象资料显示，符合上述条件的活动积温年平均为965.2℃，尚余五六天时间，这为京西稻的安全成熟和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

保温育秧具有早播生长好的特点，不仅起到稳产作用，一般每亩还比半旱育秧增产30公斤。同时保温育秧期内的温度较高，水稻的成苗率高达80%以上，一亩秧田可播本田20亩，比半旱育秧秧苗增加一倍，每亩节省稻籽5公斤。每亩本田在保温育秧后可获纯利润约10元。保温育秧还可节省40%的秧田面积，又可早播，早插，早收获，既可排开活茬，又有利于下茬作物的提早耕种，特别是保温育秧的成功率较高，秧苗质量较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造出全区5.6万亩京西稻，平均亩产达到436公斤的高产纪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