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凯

　　端午想起一文人，不是屈原，是我们村里曾经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他姓闻，人们叫他闻疯子。我总觉得，应该是叫“文疯子”才对吧，呵。他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听说他还没毕业就成了右派，后来就疯了。

　　我对他的第一记忆就是：那年端午节，应该是1976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学校批斗他，我边吃着粽子边向学校走去，当时文疯子正在台上弯腰低头，胸前挂着大牌子，好像面无表情，是麻木的人。我一个小孩子挤在人堆里，也没看清他啥模样。

　　听说他在“文革”之初蹲过监牢，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他日记本中写了一首“反诗”：“中国有史数千秋，你争我夺几时休？……”这打油诗要了他半条命。从“反右”到“文革”结束，一有运动，就想起他，就把他请上台“表演”一回。

　　我对他的最大印象是：总是看见他挎个黄书包，形容漠然，风尘仆仆地走在路上。不了解他的人，看到他，一定能看出这是一个在乡村有文化的人，气质在那儿呢，和普通老农民就是不一样。他老是穿一身蓝灰的中山装，季节变化，他不变。他的眼神不看任何人，向前、又向下望着不远的虚空，有一种淡漠的忧郁——反正一看就不是乡下的正常人。都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数儿倒不出来；他说话少，或者说他不愿意和人说话。曾请他出任过小学教师，也许他自觉博学，教小孩子是屈尊又屈才，所以，可能是他撂挑子不干了，更可能是人家把他撵回来了，总之他成了我们村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或者说是甩手不做的人。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我记事时，他父母就不在了，一个人生活单过的。也许正因为他是我们村里最有学识的人，所以他融入不了正常的人群中来，成了局外人。

　　那时乡村晚上最热闹的事就是看露天电影，他也来看，并不在乎电影演什么，他找我爸，和我爸唠闲嗑儿，讲他当年在大学时代的创作，我记得他提到他有一篇小说叫《友谊葵花园》，还说了一些我都不记得了。我有时站他们身边听一会儿，有时和小伙伴们跑开了。我看出我爸不太愿意听他说这些，但我爸有个好处，就是尽礼貌点头嗯嗯应着，做他的唯一听众。他找我爸说，也是认为我爸是学校校长，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选择作为他的对话者。在我们乡村，只生长庄稼，不生长文字，爱看闲书的人有，但能和他对话的人没有。现在，成年的我才能领会到他当年的孤独！当然，他那时也许可以随波逐流一些的，但他没有那样做，是他主动放弃了吗？我记得最牢的、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当初那首让他遭难半生的“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