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佛家的主流文化精神

　　在齐鲁文化的基因中，佛教为外来因子。其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当始于东汉末年。《三国志·刘*传》记载：徐州牧陶谦部下的运漕官笮融，曾“断三郡多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帛，垂铜般九重，下为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致者五千余人户。”这是中原地区民间建佛寺传布佛经的最早记载。当时的徐州，包括了现今山东东南部的枣庄，临沂地区，这也是佛教传入山东的开始。

　　东晋十六国时期，长期的战乱导致平民的大量死亡，由于平民要解脱痛苦，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从此获得了生长的沃土。这一时期山东佛教的传播以泰山为中心，并逐步向临清（西北部）、东阿（阳谷东北）、济南临淄（微山西北）、金乡（嘉祥南）、高平（邹城西南）、东莞（沂水）、崂山等地展开。南北朝时期是山东佛教的鼎盛时期，此时，统治者大多提倡和崇奉佛法。

　　佛教虽然得到提倡，但寺院经济势力的过度膨胀，导致民不堪负，也同朝廷为争夺土地和劳力而发生矛盾。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第一次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山东地区尚未纳入北魏版图，故而得以幸免。第二次北周武帝灭佛，时为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先在北周境内实行；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佛教遭到一次灭顶之灾。周武帝死后，佛教又得以恢复。隋唐时期，佛教再次复兴。佛教在山东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汉至南北朝——传入与扩展期；隋唐，宗派林立的全盛期；宋至清，由盛而衰的停滞期，清以后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为休眠期。改革开放以后为苏醒期。

　　1、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一。他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后来传播到亚洲各地。

　　佛教创始人名悉达多，族姓乔达摩（前656——前480，约早于孔子）。他不满僧侣的神权统治，29岁放弃王族生活，离家修道。经过六年的苦修，35岁时创立佛教。此后，他一直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他被信徒们尊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还被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家族的“圣人”。

　　佛教基本理论的内容，包括四谛说、十二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与无我说等。

　　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是宣扬人生充满痛苦，只有信仰佛教，视世界万有和自我为“空”，才能摆脱痛苦的道路。要解脱痛苦，必须熄灭一切欲望，达到“涅*”的境界。这样，就必须长期修道，办法是：约束身心，即所谓“戒”；要磨炼受苦的耐力，即所谓“定”；要通达事理，不自作聪明，即所谓“慧”。它还主张不论哪一个等级，都可以修道，而且能修成“正果”。佛教这些说法，在当时印度社会中，适应了人们特别是军事贵族和商人等级反对僧侣特权和专横的要求。它所宣扬的悲观主义论调，也很容易引起下层贫苦人民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拥护。

　　（1） 四谛说

　　既然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所谓“苦海无边”，那么，怎样具体说明原因和结果，找出解脱痛苦的方法呢？佛教提出了“四谛说”。

　　谛，即真理。四谛是指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它主要不是专指感情上的痛苦，而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逼迫烦扰的意识。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只不过是痛苦的汇集。由于众生不能自我主宰，为无常患累所扰，所以没有安乐性，只有痛苦性。在佛教看来，人的出生是痛苦（生苦），年老是痛苦（老苦），死亡是痛苦（死苦），和不相爱的人聚合是痛苦（怨憎会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爱别离苦），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是痛苦（求不得苦）。总之，一切身心皆苦，人生在世，处处皆苦。

　　集谛，讲造成痛苦的原因和根据。集，是集合的意思。佛教认为，产生痛苦的原因，在于“无明”，即心智迷惑。

　　灭谛，讲佛教最高理想的无痛苦状态。灭，指人生苦难的灭寂、解脱。灭谛就是讲灭尽贪欲，灭除痛苦，不再生起的道理。要脱离人生苦海，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生死轮回，进入涅般境界。“涅者不生，般者不灭”，寂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静功德，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道谛，讲实现佛教理想境界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道，指道路、途径、方法。道谛就是引向灭除痛苦，征得涅*的正道。从方法的角度上看，道谛强调培养信徒的坚定的信念和静勤的态度，对信徒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既有消极的防范，又作积极的引导。并采用神秘的直观，以对治一切不符合佛教的认知和思想，同时还十分重视调练心意，以形成一种特异的心理状态。这些方法，对于树立和坚定教徒的信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内容的角度看，道谛的要义在于道德变革，要求道德自我完善；在于心灵宁静，追求安息的境界。它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

　　苦、集、灭、道四谛中，苦谛是关键，它是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正因为佛教把人生设定为一个苦难重重的历程，从而奠定了超脱世俗的立场。佛教倡扬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去恶从善，约束自我等等，都是由此生发开去的。

　　（2） 缘起和轮回

　　释迦牟尼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都生于因果关系。人的痛苦、生命和命运，都是自己造因、己受果。在佛教看来，缘起的意义是指事物的因果关系。“缘”指条件、起因；“起”表示“缘”的一种功用。一切事物都由缘而起，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中阿含经》卷30）“法”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同上）这是缘起思想最概括的表述。

　　佛教的缘起说，主要以人生问题为中心展开。它认为人生由十二个环节（十二因缘）构成。十二因缘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其中，前两个是指前生的（过去的）；中间八个是指今生的（现在的），而前五个又指现在的果，后三个指现在的因；最后两个是指来生的（将来的）。在人生流转轮回过程中，十二因缘涉及过去、现在、将来三世。其中，现在的果必有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必将发生未来的果。因而，十二因缘中，涉及两种因果，总括为三世两重因果。

　　三世两重因果的次序，可从顺逆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由因推果，则无明（愚昧无知）是根本原因；由无明引起各种善与不善的行为（行）；由行为引起个人精神统一体（识）；由识引起构成身体的精神（名）和肉体（色）；有了名色，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官；从而有了与外界事物的接触；由触而引起苦与乐的感受；由受而引起渴爱、贪爱、欲爱等等；有了爱，就有了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由取引起生存和生存的环境（有）；由有而有生；有了生，就有了死。整个人生就是这十二因缘的流转过程。如果由结果往原因逆推，即由老死推至无明，也可以归结为无明是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这实际上是对苦、集二谛的进一步阐明。而要清除无明，并按十二因缘的次序逐渐消除老死的现象，则又和灭、道二谛结合起来了。说到底，是要求众生把世俗认识的转变和愚昧无知的克服，当作首要的、根本的任务。这正是佛教一整套宗教说教的出发点和根据。

　　释迦牟尼声称业力是众生所受果报的前因，是众生生死流转的动力。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业力。“业”是行动或作为的意思。做一件事，先有心理活动，是意业；后发之于口，为口业；表现于行动，为身业。释迦牟尼认为，众生的身、口、意之业往往是由无明即无知决定的。人生就是无我的、无常的、没有自体、终归要消灭的。众生却要求它有我，要求恒常不变，众生这种行为即是无知的表现。由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就是苦的总根源。众生所做的恶业和善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由于业的性质不同，来世就会在不同的境遇中轮回。

　　佛教这种轮回说，强调了个人言行的自我责任，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客观上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的劝诫和约束作用。它主张人们的活动与其后果有一定的关系，会得到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这一定义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把这种理论强调到无条件的地步，则又流于荒谬。特别是它的本质是一种神学虚构，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

　　严格说来，佛教在中国一般人心目中，业报轮回说成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在中国佛学界看来，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实理和根本，否定了因果报应就等于摒弃了佛教。实际上，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佛教给中国人心理以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官方民间，都是如此。

　　（3） 无常、无我和涅般

　　佛教认为，无明即无知，是人生痛苦的总根源。而所谓无明，就是不懂得人生“无常”、“无我”的道理。为了论证人生无常、无我，使人们皈依佛教理论，修成正果，佛教提出了“三法印”说。

　　“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印”，意指“印玺”。国王的印玺是证明文件真实的一种标记。“法印”即印证、标记。三法印即判断佛教学说的三个标准。

　　诸行无常，指世界万有是变化无常的。行，本是流转变化的意思。如前所述，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都是变动不居的，故称“行”；世界有万物万象，故称为“诸行”。“常”指恒常。诸行无常，即谓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变化不已，没有常住不变的。人生无常，因此，一切皆苦。前文所讲十二因缘理论，即是对人生变化无常、生死轮回的系统说明。根据这一理论，人生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事，也没有任何令人愉快的事，因而人生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可见，诸行无常的理论，说到底是佛教为宣扬苦海无边，培养人们出世思想作论证的。

　　诸法无我，指一切现象皆由因缘和合而成，没有独立的实体或主宰者。诸法是包括现象与本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总称。“我”是既无集合离散，又无变化生灭的实体，是独立自生、永恒不变的主宰者。所谓“诸法无我”，是说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没有起主宰作用的我或灵魂。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上没有单一独立的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一切事物都只是因缘凑合而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从佛教人生观来看，诸法无我的核心，是为了破除“我执”。执著于自我，叫“我执”。“我执”分为“人我执（人执）”与“法我执（法执）”，这是佛教所要破除的最主要观念。与人我、法我和人执、法执相对应，有人无我、法无我。人生无常，必然无我。“无常故苦”，人生既有苦恼，就不自在，不能自我主宰，也就是无我，即人无我。不仅如此。其他一切事物也时刻在变化，没有自体，称为法无我。这种人、法二无我的理论，是佛教的基本学说。由于要破除人执和法执，所以必须把诸法无我的道理推广于一切方面，从而成为万法皆空的同义语，圆滑地为佛教出世理论作了论证。

　　“涅般寂静”，指超脱生死轮回，进入熄灭一切烦恼、内心寂然不动的境界。涅*是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佛教宣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修心，进入涅*境界。涅般寂静的境界，不是语言和思维所能把握的，只能任凭神秘的、内省似的直觉，才能证悟。从实质上看，涅般寂静说是通过否定现实而肯定幻想，通过否定世间的“常”与“我”，而肯定出世间的“常”与“我”，这正是佛教理论的现实目的。

　　2、佛家的理想人格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神学唯心主义。由此决定，可以说，它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神格”。不过，佛家鼓吹苦海无边、万法皆空也好，宣扬明心净性、涅*寂静也好，说到底，都是以人为理论思考中心，以治人为目的的。因而，佛家自有其理想人格的追求。

　　佛家的理论极为繁琐，但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其理想人格是脱尘绝俗、空空如也、泯灭七情六欲且可普度众生、行善行慈、慈悲为怀的“异人”。即异于常人，不在五行之中的奇异之人，也可以说是“空人”。

　　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来看，无论哪宗哪派，都竭力宣扬一个“空”字。大千世界，万物纷纭，峨冠蟒袍，美味佳肴，金钱美女……，在佛徒们看来，只是一场虚幻，根本不存在。好比幻觉中的人，它虽然是人，但毕竟是幻觉中的，是假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是“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如此，则非无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于何而可物？故经云：‘色之性空，非色败空’”（僧肇：《不真空论》）。这是把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将其说成假象。既然是假象，当然就应该抛弃。而不受其迷惑。这样，就可认识“自性真空”的道理，达到涅般寂静的境界。

　　按照禅宗的理解，自性是佛，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是干扰人们“真指本心”、圆满清净功德的。如能去掉妄想邪念，则“性自清净”。因此，当事业受挫、理想幻灭时，应自我反省，认识内心被“妄念浮云”遮蔽，应加以扫除。当功成名就、宠幸加身时，应想到这是过眼云烟，身外之物……总之，执著于荣辱、毁誉、进退，都是对佛性的亵渎。只有身处尘世之中，而又心超尘世之外，宠辱不惊，进退从容，才是把握了佛家真谛。“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空”（《佛说圣法印经》），《大正藏》二卷阿含部下，第500页）。应该说，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绝不会是凡夫俗子，而只能是“人境俱不夺”（《古尊俗语录》），把“语默动静，一切声色”都看作“尽是佛事”的异常之人。

　　（1）心如古井

　　佛教把世界上一切都看作是“空”的，即所谓“万法皆空”。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依然如此。

　　东晋高僧道安，以“玄”解“佛”，即用魏晋玄学家王弼的“贵无说”解释、宣扬般若学的“空”的理论。他说：“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名僧传·昙济传》引《七宗论》）即色宗的支道林，主张“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南北朝的僧肇强调“即万物之自虚”（《不真空论》），事物并非真实存在的，而只是一种“假号”。唐代华严宗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心”与“尘”互为缘起：“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华严义海百门》）。至于禅宗，如前所述，更是认为“万法尽在自心”，“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坛经》）。这些都反映了佛教对待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的基本观点。

　　正是由于佛教把世界看成空的、虚假不实的，所以，佛教徒才能达到并要求别人也达到这种境界：吹倒山岳的狂风是静止的，一泻千里的江河是不流的，迅速飘荡的游气是不动的，周旋经天的日月是不行的。进而，在人生态度上，佛徒们主张“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为泥垣（涅般）。”（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这是要求把追求真如佛性作为最后归宿，因而不以生死牵累其精神，不以爱憎之情牵累其生命，以超脱尘世。只要精神能解脱，生命可以抛弃。顺此，就可以做到：“见美女时作虎狼看，见黄金时作粪土看。”（[明]郑：《昨非厣日纂》卷十三）“一切不憎不爱”，“对境心常不起”（《水月斋指月录》卷十三），一切欲念都消融于对佛性追求的精神努力之中了。世上一切荣辱浮沉，喜怒哀乐，都不能在古井似的心中激起些微涟漪。

　　（2 ）随缘而安

　　由于佛教视万物为空无，人生无常，一切只是因缘的凑合，人不能把握其现实的命运，更无从向未来进取，所以，人们只能皈依佛门，随遇而安。

　　宋代著名的大慧禅师总结了三条生活经验：第一，“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心中。”即对任何事物都抱旷达、放任、自然的态度，自我排遣心中的郁闷或欣喜。第二，“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即对由本心而生的积习，不用着意改变，而顺其自然，它终会复归于本心的清净淡泊。第三，以清净恬淡的心情，因应外界事物（参见《居士传》卷三十）。可见，大慧禅师的这种生活经验就是要求人们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去改变现状。只要保持内心宁静，以恬淡自然为人生情趣，忘却尘世，对悲欢离合、荣辱沉浮都默然处之，便会认识佛性，求得解脱。

　　佛家这种随遇而安的思想，对于下层人民具有相当的麻醉力。因为，当生活无着、冤屈无处告时，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力量，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保持心理平衡。不仅如此，随遇而安的思想，对于封建士大夫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郑写的《昨非庵日纂》中说：“佛语‘随缘’最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终身受用此二字不尽”（卷六）。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往往是用“随缘”的思想，作为失意时的精神调节剂，以保持心理的平衡。宋代苏东坡“胜故欣然，败亦可喜”（《观棋》）的思想，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又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心理反映！至于后世士大夫所称道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则更是一种“随缘”的心态。

　　（3） 与世无争

　　既然万法皆空，既然要随缘而安，也就必然与世无争。

　　在佛家经卷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大珠禅师语录》卷上说：“忍辱第一道，先须除我人。事来无所受，即真菩提身。”实际上，佛教“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说到底，就是要人们彻底认识到：世间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是无常的，我执、法执都是违背佛性的，涅般寂静是最终的归宿。因而，人不应处处计较，“于外著境”，而要听其自然，不与人争。

　　佛教这种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黄庭坚写道：“百战败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赠张叔和》）。这显然是鼓吹不思进取的人生旨趣。明代郑讲：“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昨非阉日纂》卷七）

　　显而易见，佛家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既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系，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沟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思想相一致。这也是儒、佛、道相容相摄，最后可以熔铸为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3、单极世界的诚信

　　佛家对待诚信的态度，是一种单极式的强调：即只求善男信女们对佛的真诚和绝对的坚信。这种只让人内省而不求外化的诚信，是与佛家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在慈佛那里，诚信是其手中的一个“净瓶”，只要善男信女们诚信于她，这位“滴水观音”，就会用杨柳枝蘸着净瓶中的水，为饥渴的信徒洒下甘露。如果甘露未洒，那是因为信徒们不诚不信的缘故。当然，这怪不得佛，因为佛是异于常人的异人，佛家的因果报应，缘起轮回，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理念，是空的。一切梵语，都是教人对佛的诚信，信徒的许愿是真诚的都可以兑现，而佛的应诺都是不言的。兑不兑现，只有佛的理由。

　　诚信对于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异类人群——佛家来说，已成为跳出的空空之念，其念念不忘的是修身养性，自我解脱，六根清静。可以说，慈祥的佛心是真诚的，能不能，有无能力兑现是另一回事。信徒们在佛的王国里，获得精神上的怡美和暂时的心灵上的解脱，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可信的。虚无的佛对于真挚的诚和无欺的信是认同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