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 寒江雪
• 李宣章

　　几天来无事，懒得写东西懒得上网也懒得想入非非。实在无聊了，就把那一堆老光碟拿出来放一放，看一看人的百戏图，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值得学的本事和需要汲取的经验教训，也算是温故而知新吧。期间，对照张爱玲的几篇小说，特意又看了一遍那几部翻拍的电影。依然还是以前的感觉。象什么倾城之恋与红白玫瑰之类的寻常物事，本来也经过不少，即使表现不同，但原理也就那点原理，也懒得探究。感兴趣的依然是《色·戒》。首先是名字好，色这东西总得戒一戒，就象是赛马，纵马平川总没有障碍赛来得有趣，被戒的色通过破戒再释放出来，当然也就更爽，也就有了故事，也就更好玩了。这符合人的心理需求，西方总结为“愈堕落，愈快乐”，咱们的老话则说的要实在得多，“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哈，顶针手法，说得真他娘的直白和带劲儿！其实就这么回事，凡是能够形成体裁和话题的人方面的事，大多是破戒违规之事，如堕落如偷情，象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类鸡毛蒜皮，倒也有人关心，但多数人可能像我这样，懒得拿眼皮多撩。
　　
　　张爱玲的小说中，始终比较喜欢《色·戒》，因其写得特别隐蔽和含蓄而觉得有一种类似听房的感觉，许多地方你只能贼眉溜眼地意会和偷笑，没办法说清楚，因为也很难看清楚。——小说能写得云山雾罩的谜一样的有意思有嚼头，的确是高手，如果写成《少女日记》之类肯定就没劲了，再写也写不过《金瓶梅》啊。只是那许多意味电影根本无法拍出来，影像与文字之间绝对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槛，但这是正常的，总体上李安还拍的不错，能看出张爱玲的味道。这几年老是感叹，好的文化人是不是都拍电影玩潜规则去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诗歌小说包括一些理念，每每总是被电影这种被视为最商业最庸俗因而最大众化的载体抢先一步所移用所表现所表达，这说明这领域里确实有高人有能人有看书学习的人。至于其他领域的文人倒也偶尔也有接触，但基本没在他们嘴里听过什么能触动人的东西，多嚼的还是往年的旧蛆，谈的是现在的小孩子如何瞎写、《红楼梦》如何如何的好及谁带的文学女青年更有姿色这些，俗！——我就这样自以为是，凡是自己认为好的而别人也认为好，那么这个人就值得高看一眼，因而看到李安也喜欢《色·戒》，我很高兴，因为他懂得什么是有趣的。能看出什么东西的什么地方有趣来，这是一种素质，也是人与人的差别之所在。像许鞍华、关锦鹏一干人等，其实他们的品味并不低，但多少欠这一丁点儿。他们的电影都拍得很认真，想拍出一种思想来，也就相对沉闷一些。深刻的东西往往也没意思，因为道理往往人们都懂，讲也白讲，倒不如李安那样围绕选题的独特性大胆热闹地拍。

　　很早前翻张氏的作品集，坦率地讲，看《色·戒》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特别吸引我，那个“色”字和“戒”字都是特别惹眼的字眼，如果起其他名字我可能很笼统地一览而过，不会精读细读一读再读了。很久后才知道，这短短二十几页，算起来每一页平均打磨了一年光阴，算得是张爱玲一生“蚌病成珠”的极品。我无法想象，张爱玲的文集中若是没有《色·戒》这件稀罕宝贝，它是否还那么让人神往久之？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傅雷，因为最早接触张爱玲正是通过看傅雷窜过去的。在这个“开谈不说张爱玲，纵是小资也枉然”的当口，人们都忘了文学史上最早认知张爱玲独特价值的人——傅雷。早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的上海《万象》杂志上，傅先生就别有会心地发现：“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

　　从街头到床上，从麻将桌到首饰店，梁朝伟和汤唯在小心翼翼地临摹着傅雷六十多年前的描述。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注定黯然谢幕的性爱演出。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个，“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够微妙、够尴尬、够暧昧、够含糊，家国烽烟与枕席缠绵交织在一起，推动他们相伴走向堕落、沉沦和毁灭的不归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且慢，李安不是李后主，正如张爱玲并非张丽华——他们企图在小说和电影中分别完成的，乃是对性与人生的隐喻。于是我们不太情愿地看到，在大是大非的主旋律面前，“人性呱呱叫了起来”！按照张爱玲的说法，性也许“像在身心内一个够不到的地方，拿它没办法，不去想它它也自管自在进行”。王佳芝接近易先生的理由，一半是道德层面的正义，一半是身体层面的色欲（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张爱玲真个是烛照人性幽微的情场老手，她写王佳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个目的。”我倾向于相信，那一瞬间，王佳芝是快乐的。你忍不住会说：那种快乐是纯肉体的，并不高级。关于快乐，和张爱玲同属上海“孤岛”时期作家、自己也承认张爱玲“more  than  clever”的钱锺书先生早有妙论：“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论快乐》）。那样一个朝不保夕、浮生若梦的历史风云里，有什么比八肢互扭的云雨之事更能给王佳芝甚至易先生带来短暂而直接的慰籍呢？张爱玲喜欢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做《猫》（真巧，钱锺书也写过一篇《猫》），她刻意引述道：“多数的女人非得‘做下不对的事’，方才快乐。”王佳芝是刺客一方，易先生是被刺一方，她把他给睡了，这件事情算得“不对”了吧？李安从汤唯脸上捕捉到的画面，似乎印证了女人那种因犯错和冒险而加倍的快乐。

　　问题接踵而来了，男女之间的暧昧往往就根源于这里，王佳芝和易先生有没有因性而爱呢？或者曾经的我们有没有为此而困惑过？易先生给她买钻戒时，王佳芝想：“这个人是爱我的”；王佳芝被杀以后，易先生想：“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可惜，两个人的单向猜度好像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也可惜，导演李安不能像作家张爱玲一样，忍不住跳出来在作品里径自宣示：王佳芝和易先生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这一谜底，不知道易先生在失去王佳芝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能否参悟，而真实人生中的胡兰成，显然早已明白了——我无意中看到他早年间发表的张爱玲评论，当中特别提到：张爱玲十多岁时候写《霸王别姬》，借项羽之口说“我们是被猎了，但我倒转要做猎者”。

　　猎人与猎物，谁更快乐？

　　谁是猎人，谁是猎物？郑苹如和丁默邨，王佳芝和易先生，张爱玲和胡兰成，汤唯和梁朝伟？甚至《滚滚红尘》里的韶华和能才，林青霞和秦汉？甚至李安和金狮奖，《色·戒》和它的读者与观众？甚至色与戒，性与爱，爱与人生，人生与人生观？

　　其实就这么回事，人生观从来不等同于人生，它们无非只是暧昧含糊地交融着，并对峙着，最后，王佳芝的人生跟王佳芝的人生观开了个玩笑——“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好冷啊！幸亏我是男的，不穿丝袜；也幸亏我是老怪，而不是胡兰成或老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