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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黄，沙区

    当冀鲁豫区委、行署、军区及八路军第二纵队重返沙区的时候，已是“四.一二”大扫荡结束后的第二天。日、伪军虽然已经各归建制，但重要的村镇要道，留下了林立的据点和炮楼，把根据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区委、行署和部队回来的时候，有幸逃出去的人还没敢回来，惨遭杀戮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尸体大部分已经开始腐烂，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恶臭味。这些尸体已经难以认清生前的本来面目，大部分保持着愤怒、挣扎和恐惧的姿态，使人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是，水井中、池塘内全都填满了人的尸体。因为怕水井中的人爬出来，井口被用石碾盘封住，上面又压了两个石碌碡。池塘里的人死得更悲惨，有的是因机枪扫射而死，有的是被枪刺挑死，有的则是被开水烫死、被汽油烧死。更为可怜的是，人们发现一个半亩大的土坑，坑上面掩盖了一些斑薄的黄土，但那一只只胳膊、一条条腿挣扎着从泥土里伸出来。原来这里活埋了一坑人！这样的坑在周围的村庄还发现了好几处。人们还在树下看到一具尸体，他的肠子挂在树的枝桠上，已经风干，上面落满许多苍蝇。人们想把肠子从树上摘下来，连尸体一块埋葬，可肠子已经与树枝粘在一起，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无奈，人们只好把那一小段肠子割下来，将外溢的内脏放在尸体的肚子上，用芦席裹了埋葬。村落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废墟里仍有东西在燃烧，升腾着许多处烟柱。

    指战员们在极度的悲痛中安葬着自己的同胞。他们成排地跪倒在亡灵的坟前，手握泥土，泪水纵横，牙咬得格格直响，从心底迸发着同一个声音：

    “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的！”

    杨得志、崔田民和卢绍武等人，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看到的都是同样凄惨的景象。他们神情凝重，不苟言笑，目光中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他们远远看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行署主任晁哲甫等人走过来，便迎上前去。几天不见，张玺和晁哲甫瘦多了，眉宇间凝固成一个“川”字。在扫荡期间，他们彼此都担心着对方的安危，如今终于相见了，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双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几双手握在一起，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是张玺打破了这难耐的沉寂。他从自己的破挎包里摸了半天，才掏出几个红辣椒，递给杨得志说：“你是湖南人，喜欢吃辣子，这几个辣椒给你！”

    杨得志感激地望着张玺，关切地问：“区党委机关和地方党组织状况怎么样？”

    张玺说：“区党委机关在转移的途中人员走失很多，目前归队人员大约有三分之一。地方党组织遭破坏严重，遭破坏的具体程度现在还没顾上统计，估计会有一大半。”

    晁哲甫说：“地方民主政府的状况和地方党组织的状况相仿。好在各县、区政府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杨得志说：“没有地方党政组织损失严重。在突围期间，四团二营的两个连二百多位同志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全部壮烈牺牲！”

    大家再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空气凝重得象一块铅。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度过面前的难关。”张玺再一次打破沉寂。

    晁哲甫低沉而缓慢地说：“这次扫荡，日本法西斯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可以说把我们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他抬起头，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面前的废墟。废墟中仍在冒着浓烟。他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站起来，花白的胡子抖动着说，“现在，群众要吃、要穿、要住，一句话，要生存！救民如救火啊！”他的情绪平静下来，语调也趋于平缓，“我和张玺同志和各县的同志都讲了，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另外……”他望着大家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另外我想，33年黄河决口的时候，我们曾发动群众吃大户，靠这个办法，度过了生死关。这一次的灾难不比那次小，那个办法可不可以再用一下？”

    张玺深思了片刻，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杨得志等人说：“你们几位的意见呢？”

    杨得志没有马上回答。从张玺的目光中，他感觉到吃大户的口号与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着某种不适。

    崔田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吃大户作为一个口号，目前可以不提。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难民就是抗日，就是爱国！我们可以向一些开明的地方绅士进行募捐，赈济灾民！”

    “但主要的是要靠打汉奸和亲日派，强迫他们拿出粮食和钞票来！”杨得志斩钉截铁地说。

    晁哲甫一下子来了精神，说：“我们以行署的名义向全区发布公告，号召大家向灾区募捐。你们打汉奸，我们来募捐，只要我们党政军民携起手来，定能度过面前这一关！”

    濮阳县城，樊西亭家

    樊玉霞决定回一次家，是在看到行署下发的为灾区人民募捐的公告之后。在此之前，她已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积蓄全拿了出来，捐献给了灾区的群众，并决定，以后再不使用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灾区有多少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她居然还能够心安理得地使用雪花膏之类的奢侈品，保持着小波尔乔亚的情调，她的良心不安。不仅如此，通过“四·一二”大扫荡血淋淋的杀戮，她幻想能够打动并说服父亲樊西亭不再当汉奸，最起码能向灾区群众捐献些钱粮。抱着种种奢望和幻想，她才决定回家一趟。

    她向校长高镇五谈了自己的想法。高镇五没有作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樊玉霞以为高镇五先生怀疑她借机脱离抗战队伍，不免有些着急，一急就显得语无伦次：“校长放心，我会回来的！我凭啥不回来？难道您怀疑我？”

    高镇五叹口气，爱怜地说：“傻孩子，我哪是怀疑你信不过你，我是敬佩你，同时又为你此行的安危担忧！要不，给你找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大家工作都很忙。樊玉霞对自己此行的结果毫无把握，又怎忍心耽误一个同志呢？她摇摇头，坚定地说；“不，还是我一个人去。”

    樊玉霞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八路军战士，身上穿着土布灰军装。要回濮阳县城的家，这套装束显然不合适。但是她又没有其它衣物可以替换，因为她已把多余的衣物全部捐献给了灾区姐妹。她把自己的难处向高镇五讲后，高镇五马上给她找来一套农家小媳妇的衣服。她又找来一张蓝印花包皮，胡乱裹了些杂物，立马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要回娘家的小媳妇。

    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一直走的是小路，没有碰上日伪军。只是要进濮阳城门时，被守护的哨兵叫住：“喂！你是哪来的，要到哪去？”

    樊玉霞低低地，不卑不亢地说：“我从婆家回来，到娘家看父母。”

    “嘿，这个小娘儿们！看你细皮嫩肉的，咋也不象农家媳妇，倒象个官太太。”那哨兵说着，伸出手来拧樊玉霞的脸蛋儿。

    樊玉霞“叭”地一下打开那只臭哄哄的手，正色道：“我是当今县长樊西亭的三女儿，小心我扒了你这张黄狗皮！”

    “臭娘儿们，敢冒充樊县长的千金，真是狗胆包天！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就你这熊样也配当樊县长的千金！”

    两人的争执引得好多人围观。其中有人认得樊玉霞，便拔开人群挤到哨兵面前耳语道：“老总，这位真是樊县长的千金，这回你惹的麻烦大了！”

    哨兵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樊玉霞：“你……真是樊县长家的大小姐？”

    樊玉霞不理，目光向上斜视着。她的目光触及城头上飘扬的日本膏药旗和伪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象被烫伤似的，倏然垂下来。她不愿人们目光灼灼地盯着她，更不愿意在膏药旗下多呆一分钟，便转回身，拔开人群，向自己家里走去。

    “大小姐，大小姐。”哨兵从后面追上来谄媚，“我给你叫辆洋车，送大小姐回家。”

    洋车跟过来。樊玉霞不坐，那哨兵自然不敢回去，陪着笑脸说：“我送大小姐回家。”

    樊玉霞不理，只管走自己的路。等到了家门口，樊玉霞回过头来对哨兵说：“我已经到家了，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哨兵点头哈腰陪着小心说：“那是，那是。”

    家中的伙计外出担水回来，看到樊玉霞，喜出望外：“三小姐，三小姐回来了！”

    樊玉霞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伙计问：“刚才那条狗跟着你干啥？”

    樊玉霞说：“他欺负我！”

    伙计急了，抽出扁担追上哨兵，口中骂道：“我打你个王八犊子！让你把眼长在腚沟子里，让你撅着腚看天有眼无珠！敢欺负我们家小姐……”

    哨兵跑得慢了一步，脊背挨了一扁担。他来不及分辩，一溜烟地跑了。

    母亲听说女儿回了家，挪动三寸金莲踉踉跄跄跑出来，远远地哭着喊：“玉霞，这段日子你跑哪儿去了？”

     樊玉霞扔下包袱，大叫一声：“娘！”跑上前，母女拥在一起，抱头痛哭。

    家人在一旁劝道：“太太，三小姐好不容易回来了，还不快到屋里坐，在院子里哭啥？”

    母女俩扶将着走进屋。母亲爱怜地抚摸着女儿的脸，心疼地说：“比走的时候瘦多了，也晒黑了……这次回来，再不准你离开娘了！”

    樊玉霞伏在母亲怀里，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容说：“娘，你的头发咋白了这么多？”

    母亲说：“还不是想你想的，你刚走那阵，我的眼睛就要哭瞎了。都怪你那狠心的爹，把我闺女害得好苦哇！”母亲说着，又哭起来。

    樊玉霞劝了半天，母亲才止住哭，然后关切地问：“快给娘说说，你这一段生活咋样？”

    樊玉霞不敢告诉母亲自己参加了八路军，在联合抗日中学教书，只是谎称自己在婆家，和嫂子住在一起。最后，樊玉霞补充说；“他们家的日子很穷苦，我回来想给他们家里带些东西接济接济。”

    母亲说：“是该好好接济接济，你看看你都穿的啥？走，快到你房子里去，娘陪你换身衣服。”临出门时，母亲吩咐家人通知厨子，多做几个菜，一定要做香椿炒鸡蛋、磨菇炖小鸡、春卷等玉霞爱吃的饭菜。

    樊玉霞的院子和房子，依然保持着她走时的模样。她走到墙角，特意看了看那株梅树，繁茂的枝叶下，已经梅子离离了。她想起了我的二爷。他们婚后的一段时间，二爷总是对着一树梅花低头凝思，那份执着与迷恋，活象一个有学问的人。想到这里，樊玉霞不由地笑了。

    黄昏时分，樊西亭从衙门回到了家，见到了樊玉霞，批头就问：“听说你投靠了八路军，不在外面抗日，跑回家来干什么？我的家里是中日亲善，这里是不需要抗日的！”

    在回到家见到樊西亭之前，樊玉霞对父亲抱有很大的希望，奢望他能够看在父女的情份上，向灾区支援些钱粮。樊西亭的一句话把她的希望都打破了。她为自己的幼稚和父亲的固执感到愤懑。如果不是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会激动得哭出来的。但此时，面对父亲的揶揄和讽刺，她嘴唇闭成一条线，一声不吭。

    “听说你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被日本人打败了？你该不是当了逃兵吧？”樊西亭又问。

    樊玉霞一甩头发，任性地说：“你说错了，我们没打败仗，我也没当逃兵。我回家真是来抗日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出气，在沙区杀烧掠抢，一直杀了三天，烧了三天，抢了三天，杀死了我无数同胞兄弟，毁坏了几十个村庄，抢走的牲畜粮食难以计数。而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亲，不仅不为同胞们遭杀戮而气愤，反而为虎作伥，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卖命。难道你长的就不是一颗中国人的心，难道沙区那么多人的死真的就与你无关？”

    樊玉霞很激动，话说得很快，一口气说了很多。

    “放肆！”樊西亭一拍桌子站起来，“关于沙区死的那些人，你们八路军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你们整天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使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的磨擦日益增加，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你们还到处挑衅滋事，向大日本皇军及大东亚共荣政策提出挑战，危害社会治安和稳定。但大日本皇军的地位是可以随意动摇的吗？抵抗本身就是以卵击石的愚鲁行为，得到的只能是皇军残酷的打击。你们惹了事，可以一走了事，老百姓却走不了。他们受了你们的宣传蛊惑，不肯跟随汪主席，执意与皇军作对，对于这样的顽固之徒，皇军岂肯坐视！他们不是你们八路军抗战宣传的牺牲品吗？你们共产党、八路军不为他们负责难道还要让国民政府为他们负责不成！”

    樊玉霞冷笑一声：“好一个国民政府，好一个汪主席！汪精卫不顾日寇侵略的事实和人民抗日救国的感情，为虎作伥，卖国投敌分裂国家，心甘情愿地为日本鬼子作附庸，甚至杀害我同胞。这次大扫荡，有许多群众是死在你们汪主席领导下的皇协军和伪军的枪炮之下的。作为父亲，我把您当成自己的偶像，崇拜了您好多年。然而，在家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您却不顾晚节，执迷不悟，追随汪精卫。您的行为让我们作儿女的感到羞愧！”

    “混帐，越来越不象话了！”樊西亭气得跳了起来，“我一生历尽艰难，勤俭持家，好不容易操持了这份家业，我是为了谁？还不为了你们兄弟姐妹！你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听我的话，只有你这么任性放肆，都是我把你惯坏了！你不愿意嫁给日本人也没有关系，千不该万不该离家投奔八路军，站在你爹的对立面，反对你爹！……你是我最心疼的孩子，”樊西亭的口气软下来，慈爱地望着樊玉霞，眼眶有些湿润。面对倔强的女儿，父女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自己动了感情。他用炙热的目光望着女儿，爱怜地说，“玉霞，你听我说，只要你不跟着八路军，我安排你到县立中学去教书，我还可以安排我的贤婿到支应局任局长。——这支应局可是肥差，专门支应日本人的，只要日本人高兴，从中可以捞到不少好处，到时候升个警备司令也是很有希望的，不比他把脑袋吊到腰带上跟高树勋干强得多！”

    樊西亭温暖的话语把樊玉霞也感动了。在她的记忆中，樊西亭严厉、刻薄，不近人情，此时此刻，樊西亭表现出的舔犊之情令樊玉霞倍感温暖。她甚至放弃了与父亲的抵触情绪，央求说：“爹，您如果真心对女儿好，就发一下善心，拿出点钱粮，接济接济沙区那些衣食住行均无着落的群众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象您的儿女一样，需要您的关怀和呵护。”

    樊西亭拂袖道：“对那些被八路军赤化了的顽固分子，我没有任何接济的责任和义务！”

    樊玉霞说：“我的思想不仅被赤化了，而且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八路军战士。您既然如此憎恨八路军，干脆把我绑起来，送给日本人吧！”

    母亲见父女俩你一言、我一语又僵起来，在一旁插言道：“你们爷儿俩见面就吵，又不是为了自己家的事，都吵些啥？你们咋就不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樊西亭冲着母亲叫道：“她受共产党赤化太严重，该给她找个地方洗洗脑了！”说完，转身走回卧室。

    樊玉霞满眼泪光，说：“不是我不想安安生生过日子，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太平日子。要想过好日子，就必须打走日本鬼子！”

    第二天下午，两个嫂子闻讯来看樊玉霞。听说樊玉霞离家出走后当了八路军，两位嫂子感慨不已。大嫂猛然记起什么，悄悄把樊玉霞拉到一旁说；“三妹，咱们家澍润也在八路军那边工作，你要好好照顾他，替他在长官面前多说些好话。”

    樊玉霞笑道：“大嫂放心。八路军那边都是革命同志，没有当官的欺负当兵的现象。不仅如此，他们亲的象一家人似的，有苦同吃有难同帮。他们还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呢！”

    大嫂说：“俺没出过远门，不知道八路军什么样，也不明白你说的那些道道。只要你和澍润好好的，我就放心！”

    二嫂也凑过来，对樊玉霞说：“三妹，我听你二哥说，爹打算把你送到天津的洋学堂去读书。爹说，你的思想赤化，要让你到洋学堂里换换脑筋。”

    樊玉霞十分震惊，抓住二嫂的手急切地问：“二嫂，这是真的？”

    二嫂点点头。大嫂也说：“我也听你大哥说起过。我觉得你到洋学堂里读书是好事，就没有急着告诉你。想必最近几天爹也不会急着让你去，你在八路军那边的事由还没有完，就是去天津念书，也该到那边做一下了断。”

    樊玉霞有些急了：“哎呀，我的好嫂子呀，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爹让我去天津就是为了不让我回去。不行，我必须尽快走，再不走他们非把我送到天津去不可！”

    主意拿定后，樊玉霞对母亲说：“娘，我本想在家里为沙区群众募捐，现在看来我的行为太幼稚，太可笑了。……我出嫁后，你们也没有给我陪嫁。如果您还认我这个女儿的话，我希望能给我一点陪嫁，最好是给我钱，我好把这些钱捐给沙区的群众。”

    母亲叹口气说：“按咱的家境，是该给你一大笔嫁妆的。但你那狠心的父亲掌管着全部家业，他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更多的来。我这里还有点私房钱，你全部拿去吧。”

    大嫂、二嫂闻言会意地对视一眼，说：“三妹出嫁，我们是该有所表示的。我们也早有这个心意。如果三妹不嫌少，我俩回去也给三妹准备一些，由三妹带去。”

    樊玉霞感激地谢了两位嫂子，叹口气说：“如果为我自己，我是不会回这个家来乞求别人的恩赐和施舍的。但是沙区的群众实在太苦了！我实在顾不了这许多。我替沙区群众谢你们了！”

    次日，母亲和两个嫂子为樊玉霞凑了二百多块现大洋。樊玉霞含泪告别了母亲和嫂子，由一位伙计送出濮阳城，辗转回到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