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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日本印象记
   

     小的时候,日本在我印象中就是日本鬼子、日寇、太君、皇军……是抢光、烧光、杀光的可恶侵略者.一提到日本或日本人,我就会联想到《地道战》、《地雷战》、《甲午风云》等影片中日军头目的狰狞面目,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复仇感.
     1971年,中日突然恢复邦交正常化,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还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我在报上看到消息后,肺都要气炸了,我曾公开的发表言论:失误啊！错误！难道忘了“卢沟桥事件”、难道忘了“9.18”么?我甚至把自己的生日公历9月18日改到了农历8月去过,坚决不想和日本二字沾边.乃至后来一个时期非常流行的《田中角荣传》一书我连瞥都没瞥一眼.
    命运往往总是要和人们开几个玩笑的,我这个最恨日本的人,却老是把我和日本拉近.1989年,我所在的鞍山市邮电局正式引进日本nec电气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设备,把日本人也引到了我的单位,我气的咬牙切齿,但却无法干涉.更可气的是有一天,主管引进工程的副局长找到我说:“照荣,有件事需要你出马,有位日本技术人员叫川藤爱打乒乓球,你是咱局的冠军,今晚请你去和他对阵几局”.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没好气的回答道:另请高明吧,我不和日本鬼子打球.副局长问我为什么,我说,牢记国耻永志不忘.他笑了说,都啥年月了,你还守着老黄历,我说不守老黄历,也不能守候老皇军呀,副局长说我是让你去打败皇军的,我们那些在场的人都打不过他,他狂的了不得.这话激起了我的斗志,当晚我就和那个日本的川藤干了一场.先后打了9局,我是9：0完胜.川滕被我打的东奔西跑,忙前顾后.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我心里这个解恨那,别提了.可这日本人却不识好歹,还一个劲的往我面前凑合,并伸着大拇指冲着我说;“你地,大大地厉害”,尽管他的态度十分殷诚,但我看着他的脸就想起了电影里的松田大佐,心里就涌起了一股厌恶感,于是我也伸出小拇指,并朝下冲着他说:你地,小小地干活.他竟满不在乎地拍着我的肩膀点着头说:尤西.
    当晚,副局长硬拉我和日本技术人员一起吃饭,川藤却缠着和我坐到了一起,他不懂中国话,我不懂日本话,可他却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气的我想捉弄捉弄他,就指着桌子上的馒头用日本话的语调说:《你一疙瘩,我一疙瘩,你那疙瘩,我这疙瘩,你要不疙瘩,我就不疙瘩》,他晃着脑袋听不懂,就问翻译,可翻译也翻不过来,公开之后,引起了一片笑声……
    1996年9月,局里突然通知我随团去日本考察,我一百个不愿去,可不论家里人,还是身边人,都说我傻,没办法,我只好前往.记得那天刚在日本东京下飞机,就有一日本20多岁的男翻译在迎接我们,他象我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其中有一项是,发给每人一张东京地图,告诉大家,在日本一旦走失,不要慌张,把地图给日本人看,指一下要去的地方就会有人把你送到目的地.
    我看那翻译就像电影《地雷战》里边偷地雷的渡边小队长,就想试试他说的话是否准确,于是在他还没讲完,我就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了我半天,我就听到最后几句是:阿里股多宜玛斯,宜码斯.我不明白,就往前一指说:宜玛斯.于是那司机点点头,就往前开,到交叉路口,他又说: 宜玛斯.我也随便选一条路说:宜玛斯.就这样走了很长时间,直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我和那日本司机几乎同时都摊开手表示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我把地图给了他,向他指点了要去的地方,只见他连连的说了几句宜玛斯后,迅速调头,然后很快把我送到了宾馆,下车时我特意多看了一眼那司机,觉得他不太像电影里的鬼子.
    在东京逗留了三天,不知不觉中,我好像发现了小日本和我们的差别.大致是:他们的路没我们的宽,但却比我们的洁净,交通秩序比我们的要好,所有的地面坐下去,都会是一尘不染的,所有的汽车都主动避让行人;他们的人口密度并不比我们的低,但却体现不出拥挤,在地铁车站我看到人山人海,特别是早晨上班时间,人流远远高于我们的涌动,但上车时,人们都会自觉的排成5人一列的方队,发现车上人多时,第一人就不再上乘,第一人不动,列内其他人均不抢先,第一列不动,其他列决不争前;他们的垃圾并不比我们的少,但却能做到分类投放,在东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在街上喝完一厅饮料后,随手将饮料桶扔到了垃圾箱里,就见导游迅速伸手又检了出来,换扔到另外一个箱里,并对我说;对不起,日本的垃圾是要分类投放的,请您支持”,我当时没太在意,心想小日本说道不少哇;日本的青年男女并不比中国人俊美,但却特别重视礼节,那天我在东京地铁车站不小心和一位抱孩子的女士撞了个满怀,正不知怎么道歉时,却见那位女士毕恭毕敬的给我鞠了个躬,嘴里好像还说了一句道歉的话;他们的城市并不比我们的大,但绿化程度却十分惊人,花草遍地,绿树成荫,处处都像是公园,在东京街心,常有鸽子和其他鸟类飞到人的肩上和怀里,人与飞禽相处得如此之融洽,不能不令我惊讶;他们的头脑并不比我们的聪明,但他们却能虑及长远,我听到翻译介绍,日本为孙后代着想,竟把成熟的木材,成批的煤炭用集装箱盛装深藏海底,留给后代之用.这些都使我心里禁不住犯起了嘀咕,妈的,这小日本也真有点韬略啊.
    在日本的第四天,nec电气公司给我们换了一个矮个子,黄头发的女翻译兼导游,她叫阿部尚美,其貌不扬,属于那种最不引人注目的女性.可她的导游方式却十分独特,在大客车上,她说为了让我们了解日本的民俗,竟放起了她结婚时的婚礼录像,并自认解说.那口流利,且十分标准的中国普通话,令我这个地道的中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后来知道她曾在中国北京大学专攻语言学整整三年,又到上海,广东,辽宁,吉林等地实习了两年,是个中国通.看着她的录像,听着它的解说,享受着它的服务,不知不觉她的外部形象竟在我心目中,逐渐美丽起来.放完录像后,她又拿出了一堆歌曲带子,让大家在大客车上选唱.有人发现了那首非常好听的《北国之春》,并大声地喊我去唱,我急忙推辞,可那阿部尚美却来到我身边,深躬邀请,弄得我没法推辞,只好唱了一首.没想到刚刚唱完,阿部就手捧鲜花来敬献,也没看到她从哪儿弄来的,还伸着拇指对我说:刘先生,您的这首《北国之春》唱的可以和我们日本的原唱荒岛一郎比美,我说什么,原唱?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将大为么?怎么成了你们日本人?她笑着对我说,刘先生您错了,这首歌的原唱是荒岛一郎,蒋大为只是改了歌词.我半信半疑,可车里人都说她是对的.我这个悔呀,怎么喜爱这么多年的歌子,突然就成了小日本的了.
    在日本的松岛旅游时，阿部尚美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袋虾条，说是不是给我们吃的，是坐游轮时喂海鸥的，我想我才不去喂你们日本的海鸥呢。可是真的没想到，当我们登上游船刚刚驶入海面，就见潮涌一样，遮天蔽日般的飞来漫天的海鸥，阿部率先垂范用手举起了一只虾条，就见一只海鸥十分熟练准确的从她的手上叼走了那小小的虾条，接着阿部又把一只虾条高高的抛向空中，一只海鸥精确的叼住它飞去又飞回。所有的人都被这幅毫无污染的自然与人禽构成的美丽画卷吸引了，一个个都效仿阿部喂起了海鸥，当然其中也包括我。记得我  当时内心的自我解释是，海鸥又有什么错，喂喂他们也很有意思么。
    阿部的接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特别是在他们的公司没有车辆每行一处都要租用汽车接送的情况下，她衔接的分秒不差，使我不尽暗暗赞叹她的时间观念竟是那么的强，我听到一位同事夸道：“这个小日本的娘们，怎么比我们的爷们还能干那”
    在游览日本的富士山时由于是星期天 NEC公司聘请了一位中国女留学生作我们的导游，那女留学生是上海人，她一路上不断的在挑我们的毛病，态度非常不好，尽管它是对的。可大家接受不了，反而不断的出难题，我在车上刚掏出一支烟，他立即就进行阻止，到了饭店我想这回可以抽了吧，可他又让我到旁边摆有烟缸的桌子上去抽，说在日本公共场所不能随便吸烟。我心想她要是在中国会不会这样呢？
    周一早晨阿部又来接待我们了，想不到的是大家一见到她竟然象久别重逢一样欢呼起来，我也不自觉的拍了两下手，醒悟过来后，我暗暗的扪心自问这是怎么了。在结束日本之行的返程飞机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那就是小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受一座弹丸小岛的凌辱和欺侮呢；小日本战败，经济垂危，怎么又会在八十年代使其各种商品产品源源不断的倾销于我国市场呢；他们的凝聚力为什么那么强，他们的素质为什么那么高，他们的精神支柱为什么会那么牢？幼儿教育啊，从幼儿抓起，抓准。一句话，在我们身边的小日本决不可忽视和轻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