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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秀姓徐，大名叫徐子玉，是我纱场老家的邻居，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她一个人住一间两披头的小茅屋，与我家隔条小河。我小的时侯她就已有六十多岁，常戴顶黑色的绒线帽，脑袋后面梳着个球形网子，我们小孩子平时都叫她“地主婆”。听大人们说她公公恒山先生曾在国民党汪伪政府里做过大事，解放后潜逃到一所大学教书，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丈夫叫德恒，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就留下她孤苦一人。
    红秀老太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她都爱去掺和掺和，平时农闲也爱串个门子，张家长，李家短的和人们聊聊天。那时候不说说话又能干什么呢？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连挂在墙上的小喇叭还是几年以后才有的。可她的热心肠也害苦了她自己。
    我们村南头有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寡妇，名叫秀娟，长得眉目清秀、白白净净、高高挑挑，可惜命运不济，男人早逝，抛下她孤身一人过日子，非常清苦。红秀老太本身就是“活寡妇”， 同病相怜，经常帮衬秀娟。她多次劝秀娟：“一个人过日子难，老了更难，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嫁了吧”。话是这么说，可去哪里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呢？
    村里还有一个光棍汉，名叫金汉，四十来岁，生得膀宽腰圆，眼大嘴阔，粗门大嗓，能吃能干，是个种田打磨的好手，力气大、挣工分也多。年青时在外四处闯荡，中年时还是孤身一人，饱一顿饥一顿的，身边实在需要有个合适的女人。可“人过四十天过午”，去哪里找个合适的女人呢？
    秀娟需要有个男人，金汉需要有个女人，他们二人在一起实在是天地造化，两全其美。老红秀看在眼里，动在心理，就偷偷摸摸的在两家走动，把他们往一处撮合。
    后来，这事被人们知道了。有嚼舌头的不怀好意，就说红秀给秀娟和金汉“拉皮条”。“文革”年代，这可是件伤风败俗的坏事，哪还了得，不几天，全村都“炸”了，人们在街头巷尾，家里田头，到处议论这件事，“拉皮条”、“拉皮条”。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得什么是“拉皮条”，问大人们他们也不说，只是说“是件非常不好的坏事”。
    这事惹恼了村支书和民兵连长，一天晚上，他们把全村男女老少召集到村学校的操场上，连夜召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批斗大会。两位荷枪实弹的民兵把红秀押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红秀一声不吭的冲着人们低着头，弓着腰，翘着屁股。批斗大会开始了，支书、队长、贫下中农代表轮番发言，历数红秀的“拉皮条”罪状、败形，民兵连长还领着人们振臂高呼：“红秀给人拉皮条!”“拉皮条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反革命!”“扫除牛鬼蛇神红秀!”“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人们也跟着高呼，批斗会的气氛象大海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红秀被人推倒在台上，“哎吆、哎吆”的直叫疼。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脸扭向一边。但是没有一人敢于出面给“牛鬼蛇神”说情，说句公道话。
    这样的批斗会连续开了好几个晚上。这一次，红秀可被批深批透了，身体也被整垮了，腰板佝偻得更厉害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好似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秀娟和金汉也声名狼藉了，人们对他俩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下地干活时，也不敢和人们说话，只是低头闷干。当然，他们最终也没有被撮合在一起。
    这场对老红秀的批对会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可如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八十年代末，红秀老太的丈夫德恒从台湾回来探亲，听乡下邻居说两人还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多。我父亲九二年去逝时，红秀还健在，她比我父亲大二十多岁，大慨活了靠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