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评者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而不是任何人和所有人。正如那位伟人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批评者和歌德者均有其各自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否定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新纪元，迄今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之所以没有给臭名昭著、罄竹难书的古今中外人类史上的那场浩劫的始作俑者全面否定是念及开国功勋给其足够面子。事实上，毛以后的历届高层执政者与时俱进，搞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祸国殃民的那一套了。至于说此文话题的敏感性，同被当今政权所容许的《炎黄春秋》刊载的文章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难怪有的党委书记见了刚刚被胡锦涛任命为上将的刘亚洲的犀利文章都害怕的不得了，擅于给别人作思想工作的人，自己连一点思想都没有。

如果我的文章确实伤害到了思齐文友的感情，我倒愿意道歉。但任何争议的背后都有观念的碰撞。我文中提到的那段史料（指毛听到鲁迅对其诗作的评价后的表现）同样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如那位写《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的妙文的仁兄所言是在“信口雌黄”。相反，在读他人文章后不加调查与核实就随口说他人是在信口雌黄的人才真正是信口雌黄。毛的帝王情结在他的许多诗词里都有体现，这并非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主观推断，连左派人士孔庆东都写有《毛泽东诗词的帝王情结》一文，以鲁迅的犀利深刻，他不会看不到毛诗词中潜藏的政治倾向，有那份结论也并不稀奇，而毛当时的表现的确是“哈哈大笑”，而且有史料证明，毛当时一直以山大王自居，比如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思齐文友，你说毛的心态是引以为戒还是引以自豪呢？很显然是引以自豪，所以我说他“颇为沾沾自喜”并没有冤枉了他。
思齐文友说的很对，毛对鲁的推崇最初的确是来自他对鲁迅反抗精神的高度嘉许与认同，他是将鲁迅引为同道中人的，这点没有疑问。但我的文章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这点，只是认为毛对鲁的认同后来逐渐上升到了一个高不可及的“神化”状态，这就是毛审时度势而进行的政治宣传了。关于这一点，这里无法详述，但我不妨引用当今鲁迅研究权威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来略作说明：“鲁迅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扭曲：一是将鲁迅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下， 实为跪着造反。二是将鲁迅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推到极端，革命一来，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三是将鲁迅思想权力化。”
关于毛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认可问题，由于时间倡促，同样用钱理群的一段话来代为作结：
“毛泽东自认自己这个皇帝是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代表构成中国社会被压抑的大多数。毛让他们翻身解放的目标充满了历史的正义感，得到了怀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的支持。毛那一代的革命者宣布工农解放并不是批判性的宣传，而是认认真真的执行。 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向工农倾斜，这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认为一党专政的群众基础是工农等下层人民，他发动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发现了党和国家正在滑向官僚化。 因此他要扫荡中间阶层，建立皇帝和群众直接专政的全新权力模式。 但问题在于，毛为使工农获得权力，在理论上提出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的口号，意在剥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但这一观点发展到极端就成为了反知识、反文化的文化革命。毛企图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解放工农的同时，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但这另一部分被打击的人的范围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后期抛出的血统论，更加导致了新的不平等，是变相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工农获得的解放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农民。中国的现代化实质就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据说毛泽东听到农民吃不上饭时失声痛哭，这是可信的，说明事物发展的逻辑是其始作俑者所无法控制的。文革正是在亿万农民土地承包的欢呼声中被 埋葬，这实在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嘲笑。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是罕见的乌托邦思想家和独裁者的结合。”
再次申明，在诗赋网讨论这些并不适合。我如有时间，当另写一篇文章来答复那位写妙文的仁兄。那位仁兄自以为真理在手，殊不知被一些表面的政治教条所束缚的观念正偏颇的可以。好了，就此打住，问思齐文友好。

文中讲到“ 据鲁迅生前密友冯雪峰后来对毛泽东讲，鲁迅当年读到毛泽东诗词时曾说“有山大王气”，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以为是鲁迅对自己的嘉许，颇为沾沾自喜 ”作为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我，看到这几句从感情上确实受不了！一代伟人这种“颇为沾沾自喜”的心理活动是作者猜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