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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语竟来自汉语
文章来源:转载        访问量:365        作者:诸玄识        发布:兰亭逸士        首发时间:2019-4-4 10:49:54
关键词:中国诗赋网
编语:
诸玄识北京讲座劈开西方伪史铁幕,震撼专家巨擘,英法德语竟然来自汉语!

2019年3月5日两场讲座笔记整理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班主讲人:诸玄识(董并生先生和孟晓路博士辅讲)
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西方史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汉字密码”与现代早期的欧洲
一、机遇:天时地利→地缘优势
(一)
我们想说的是,现代西方兴起的前提是“天时地利”,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这个机遇的产生和西方文明的内涵都是“中国赐予”。
大体而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实力消长或命运沉浮,在客观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优劣,是不是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地缘好的国家能够绽放人的潜能,正能量最大化,负能量向外纾解;因而大发展,创造奇迹。相反,地缘差的国家不得不承受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负能量,内忧外患极大,正能量被抵消,发展受阻,充满人祸。从军事上来看,好比山上与山下,地缘优劣,高下立判:处于山上一方所能发挥的战争效力要大得多。
(二)
现在要问:从1500年到2000年这五百年里,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海洋——机动便捷的海洋!举例来说:鸦片战争,英国舰队打不了广州,打厦门;打不了厦门,继续北上,进入长江(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往北,进入渤海湾);集中优势兵力,突破薄弱环节,这是一个战争制胜的原则。而对大陆的国防来说,它的部队结集、后勤运输和紧急驰援都是山重水复、艰难险阻,非常缓慢。
再问:在海洋时代之前,即在历史上,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答:草原。荒漠草原,游牧骑射,驰骋穿插。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技术的传播,难免会装备好战部落,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的地理优势提升起来——从高原地势到河谷平原,从生态差的地方到富裕城池,游牧部落越打越顺利,越战越勇。而农耕民族的防御和进攻则都是难上加难。宋朝的技术进步却也导致和招致“天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接踵而至,乘着地缘优势如虎添翼,农耕民族犹如羊入虎口。
还问:在21世纪的今天,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仍然是海洋吗?答:变了!我们提出“陆海有机”的概念,即最大的洲陆与最大的海洋的“有机结合”,这是新兴的全球枢纽地带;在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这就是说,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开始从西方(单纯海洋),转移到了中国(陆海有机——世界辐射、辐辏的中心)。早在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指出,“旧大陆”(欧亚非)是“世界岛”,便于列强或霸权从它的边缘,凭借“炮舰政策”进行侵略、掠夺和扼制。而麦金德进而预言:一旦大陆内部形成铁路联通的时候,海洋的战略意义就会下降、乃至丧失,海洋霸权最终将被自然淘汰。举中国与日本的例子:在一百年之前,日本具有海洋地缘的绝对优势;你打不到他,他很容易打你;同等的军事力量,日本的效力要高于中国若干倍。而今天则相反,同等的军备竞赛,中国的效力则高于日本十倍、百倍,不是吗?一旦开战,日本尚未摧毁或占领一个中国城市,整个岛国就会被打烂打沉。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弹丸之地的地缘优势和战争潜力都被废了。虽然眼下和平时期,日本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假如不久将来,台海或南海真打起来,日本必会宣布“中立”,以免陷于毁灭。但从长远来看,日本的出路是“脱美入中”。
(三)
现在回头来看,西方为什么会崛起。近代以前的西方和以后完全两样。以后的特点是:世界联通、全球开放,而西方则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近代以前的西方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说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但实际上是原始部落社会,千百年零发展;举例来说,17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从上到下的所有人——从来不洗澡。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少,地表贫瘠(在近代以前,不适合发展农业),加上“非时雨”(降雨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难生存下来,冲突压倒一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锢,难以形成定居人群。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潜能、人的有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滞。
西方是如何时来运转、否极泰来的?那就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陆海丝路和技术传播等,开始联通世界,进入海洋时代。然而,首先把亚欧大陆两端的某些岛屿和半岛的地理优势提升起来,使“西洋”、“东洋”开始具有海洋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而世界的大陆及大陆海疆则反受其害:暴露在“海洋暴力”之下。欧洲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称为“世界的通衢”;从那里到美洲,是中国跨越太平洋的一半距离。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心会向这边转移。与此同时,由古代中国启动和推动的技术—物质文明在新形势下“从量变到质变”,因为现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古代中国的发展是在她自己的国土环境中进行的,不能发展太快太大,否则的话,山河破碎,江湖废流,天灾人祸。传统中国的“发展机制”(技术—物质文明)从量变到质变,是要在更适合、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发生井喷——爆炸式发展。这就成全了西方。而西方则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凭借其地缘优势,汇聚古今西方的成果与财富,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充当中华文明的接力者和冲刺者。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的征服者,西方也从反面取代了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征服世界的战争源),而升级为“海洋暴力”,说得严重些,则是“文明的天敌”。
二、引爆:中国历史→启蒙运动
(一)
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二)
当然,卫匡国之前的西方也有历史和历史书;但都没有说服力,不具有权威性,尤其是缺乏时间概念,或是时间混乱。例如,说巴比伦持续了几十万年,古埃及是几万年,说《圣经》“创世纪”(开天辟地)发生在什么时候?只在六千年前。这不是很矛盾、荒谬吗?
第一个按照“中国模式”写历史的西方人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其时间是在1600年左右,也就是在卫匡国著作问世之前的半个世纪。斯卡利杰是法国人,去了荷兰——当时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风、中国热”从那里开始。斯卡利杰偶然间获得“三件宝”,因而兴奋地写下两部书。“三件宝”是:1.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从伏羲、黄帝、尧、舜、禹下来,一直到明朝中期;2.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六十年一个轮回;3.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根据道听途说编写了这本书。斯卡利杰自己两部著作是《年代学宝典》(1583)和《时间校正篇》(1606)。顾名思义,是解决时间问题。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创立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其总纲是“圣经编年”,由它衍生子系统,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当时只讲巴比伦,后来冒出来很多,像赫梯、亚述和苏美尔。苏美尔是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成为“第一文明”,应该被质疑。斯卡利杰被成为“编年史之父”,他的成果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史”。然而在17世纪上半期,它是荒诞不经、备受批评、无人接受。直到卫匡国著作问世,“斯卡利杰编年史”才受重视;学者们按照卫匡国的书和其他中国资料对“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修正,精确化,终于使它成为“标准历史”。但批评者还是大有人在:例如科学家牛顿撰写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指出,“斯卡利杰编年史”不真实、不正确,所谓的“古希腊、古埃及”都是被虚构或夸大的。伏尔泰揭示,所有的泛西方的古代王国或历史都是“复制中国”。他称,中华民族是举世仅见的终古长存的文明民族;亦即,中国历史与文明是唯一性的(其他都是不可信的神话故事)。
(三)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什么叫“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哪一种“人的社会”?只有一家,就是儒家的“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而其余世界——特别是西方——则是“神的社会”。所以,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后来背叛初衷和掩盖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欧洲启蒙运动分为三段:前期在荷兰,中期和后期都在法国;就主题而言,前期是历史,中期是哲学,后期是政治。都是“以人为本”——人的历史、人的哲学、人的政治,而与“神”一刀两断。历史部分已经讲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中期是哲学,一分为二:主体,人不能不自我拯救、自我管理、形成社会?客体:撇开圣经创世纪,人并不能了解自然、掌握规律、有所作为?基督教宣传:人一旦离开神,就是洪水猛兽、无恶不作、人间地狱。儒家认为,人通过教化和伦理能够建成良好的社会,而且可以大有作为。为何从19、20世纪的实践看,西方不需要儒家,反而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让我们对其实质进行说明:一个社会把主要矛盾向外疏解,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它的内部就成了“团队”——有秩序、有理性;对外杀人放火,对内“自由民主”!但这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将来一旦丧失“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西方内部就会原形毕露——陷入人间地狱;届时,要么回到以前的“神权禁锢”,要么接受儒家的“克己复礼”。
欧洲启蒙运动的后期是政治,否定教会、贵族和王室对国家政权的垄断;要求人民参政权利,公平选拔人才。这都是受到儒家影响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中的“选贤与能”就是选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还有《周礼》中的更明确的民主思想,即“使民兴贤,出而长之;使民兴能,入而治之。”说的是:使人民有道德,选出优秀者治理国家;使民有能力,选出优秀者,管理地方。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以前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样,18世纪的欧洲与北美精英对于儒家经典,都是耳熟能详的。启蒙运动进入高潮,也就是最后,就是孟子的思想——民贵君轻、诛伐无道,杀暴君。启蒙运动走了极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极为讽刺的有两点:一是被推翻的路易十六王朝此前进行了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这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是路易十六本人正在与贵族斗争,减轻“第三等级”的负担,也算是“为民请命、匍匐救丧”。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三、成型:汉字密码→天下文明
(一)
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完成了‘转型’——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由此进入“天下文明”。《易经》曰:“有龙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文字中,法文最早出现“文明”(Civilisation)一词,他是杜尔哥(Jacques Turgot)于1772年撷取的汉语概念。西方是双面性——“文明的接力者”和“文明的新天敌”。以上所说只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还有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教授发表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揭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国外的同类研究还有很多。
(二)
我们从文字谈起。按照常识,文字分为: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也有人说是表意文字。我们认为,汉字是“象形、表音、表意”三位一体,其重心在表意。佛教有“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意”(即表意)是最高的。象形文字是“眼识”,表音文字是“耳识”,都是生理文字。象形文字只能表达具体和零星的对象,而不能表达复杂、多维、变化和系统的思想;它是文字的雏形,是原始部落或宗教的符号,而不胜任于文明。用象形文字匹配“古代埃及文明”等于是否定的(这需要另外专论)。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因为每一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口音在空间上是千差万别,在时间上是千变万化,怎么能达成一致或共通呢?后者是文字诞生的前提。表音文字本身说明该社会或民族没有发展文字的能力。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怎样形成的?
在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希腊文原本与古代希腊和今天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属于斯拉夫-东正教的,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伪造工具。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群起如雨后春笋。
但是,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也没有合理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不可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在人的沟通和理解上,汉字是“正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是“负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与文字的进化是背道而驰、倒行逆施的。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如何转危为安、盛行于世的呢?
(三)
我们从西方文字形成的全过程来看。分为三阶段:正→反→合。“正”是印刷术催生文字,“反”是陷于宗教战争而几乎夭折,“合”是吸收“汉字表意”而重生。前两个阶段已经说了,现在讲第三阶段——“合”:
在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汉语具有合理合法的内涵,那就是: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普遍性与抽象性、形而上与形而下、逻辑与逻各斯……。逻各斯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而逻辑则来自表意文字即汉字(相比之下,表音文字原先只是方言土话或神话迷信,哪来逻辑)。按照我们微信群的语言专家的考证,最早或17世纪的西文,“逻辑”(logic)即“老子”(logi),逻各斯(logos)即“老子思”。欧洲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汉语内涵移植到他们的表意文字之中。如果不这样做,西方文字则不能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寄生于“汉字表意”的;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定义、概念等)则是汉语的。 我们这里不研究中西发音的元一,例如:旦→day(一天),酱→jam(果酱),士大夫→staff(文官或参谋),老子→logi(logic,逻辑)……。我们所要揭示的,是西方诸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定义、概念)。举一个例子:“封建”(Feudal)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这就有了现在的“封建”(Feudal)。而且,西方一不做二不休,顺便也把历史篡改了: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约翰逊英语词典》是汉语改造英语的重大成果。约翰逊从汉语那儿,“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他“解码汉字,按照汉语思维”。
(四)
最后略谈汉字密码与“西学”的产生。我们提一个奇特而讽刺的命题,那就是:古今西方源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伏羲;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古代,而是17世纪。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的真文明与过去的假历史,都是在17世纪发端于“伏羲”。所谓的“圣经编年”以及泛西方的“世界历史”(古老文明、古典文明),都是以伏羲为“时间基点”而设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莱布尼茨证实了这个命题。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白晋——法国数学家)达成共识:“中西一元”,源于伏羲和他开创的《易经》;全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哲学、科学和数学——的源头,都是《易经》。此外,《易经》还使汉字从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从而成为蕴藏和传达知识的工具。这就有了现代早期的“汉字密码”。所以白晋说:“汉字是打开一切知识的密码”。下面分别来讲“汉字密码”与西方文学、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产生。
(甲)文字:18世纪的“中国风”和它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其特点是制造“经典名著”,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哥特文学、中古诗篇和但丁《神曲》。它们即使以前就有,也都是粗俗粗糙、下里巴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只是到了18世纪,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被彻底重写,经典化,变成了“阳春白雪”,被注入了中国文化与文字的元素。德国的歌德利用翻译的汉语文献,建立了“世界文学”的资料库,用于写西方文学与希腊文学。(乙)科学:现在常识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则是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后者逐渐被落实。西方科学分为两个方面:实用技术和科学理论(纯科学、科学哲学、科学主义)。按照现在常识,西方科学来自古希腊;但在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若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有科学与哲学。“古希腊”是被一群号称“人文主义”的神职学者伪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与反面,而与实际科技以及“人”的思想,皆无关系;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希腊”主要是在19世纪的德国被重写的。西方的实用技术有三个中国来源:1.中国发明的传入欧洲,远不止四大发明,而是100多项。2.中国文献里的科技知识,它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学院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当时与牛顿齐名的罗伯特·胡克呼吁打开中国知识王国,牛顿诸定律在墨子的书中就有;直到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感激能够分享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的中国资料,授予他荣誉会员)。3.“中国风”的工艺,也就是仿制(山寨)中国产品,掌握生产流程和工艺美术。“中国风”包括文艺、园艺、茶艺和工艺等。18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工业革命,在技术上正是上述的三个中国来源。
(丙)哲学:启蒙运动使“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这是西方哲学产生的前提。“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主体,首先是“天赋人权”——人的权利从何而来?不是“神”,而是“天”(自然:儒家天道观);客体,人对自然,不是“神造万物”,而是“人代天工”(《尚书·尧典》),即人可以代替“天”、而像它一样的创造。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