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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雄州奇女子 一代革命先遣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访问量：1966 作者：冷林熙 发布：冷林熙 首发时间：2016-05-05 09:32:06
关键词：中国诗赋网
编语：
。
天府雄州奇女子 一代革命先遣人
---敬记成都简阳早期革命前辈蒋玉祥的传奇生平
（冷林熙）
浩浩三江出四川，荡荡风帆跻云天。
青山碧波颂英豪，巾帼比肩好儿男。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写照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历史故事的书籍、影视里，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一位年青漂亮姑娘，总是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地将来自陕北党中央的指示和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声音，通过认真的译码验正或书写，迅速及时地传达给党的最高领导者们，使他们不失时机地指挥着如火如荼的全国革命斗争。
她是谁？她就是四川简阳最早于家乡本土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早期革命先辈的苏群（蒋玉祥）同志。
可谁都难以想象，这个曾经身为周恩来身边最重要的机要人员，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藉贯姓名。为了革命斗争的特殊需要，她不仅长时间不再与亲人联系，而且还不得不在南征北战之间，四五次地改换自己的姓名。以致连她的亲人们，都误以为下落不明，甚至怀疑她已不在人世。其舍生忘死，忠诚革命的高尚情操与可贵精神不言而喻。
这个自幼就立志效学冯玉祥老将军义勇正气，而从不用自己的排行名蒋祖勋，只用蒋玉祥号的传奇女子。她，1919年农历9月9日（公历为11月1日）生于四川省简阳县东溪乡杨村坝村。祖父蒋声杨，曾是秀才举人。祖父育有三个儿子，苏群（即蒋玉祥）的父亲蒋继宽排行老三，1962年去世。母亲曾氏，1937年去世。蒋玉祥出生时，祖父母已不在人世。父亲三兄弟分开住，家庭经济状况日渐衰落，生活日趋困难。苏群在家庭中是老大，中学期间志改蒋祖勋为蒋玉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改名为苏艾芬，解放后改名为苏群。下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弟蒋伯衡，1998年去世；大妹蒋祖芬，1960年去世；二妹蒋祖芳，（现为简阳退休干部）小妹蒋祖英，小弟蒋伯衢。
蒋玉祥幼年时，在大伯父家私塾老师的学堂里读过书。后来到县城一个开服装店的亲戚家寄宿，读了两年国立小学。1936年考入简阳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她读书很勤奋，在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读书三年，六个学期的期末考试，都考在前一、二名。因此而获免交学费，给困苦的家庭省了这笔开支。当时的校长积极主张抗日，常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演救亡戏。对蒋玉祥幼稚的心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8年，她有幸遇上了老革命家赵君陶来校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因赵老师和另一位教师彭曾理，都早已是共产党员，常常率领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暑假期间还组织抗日救亡工作队，办壁报，组织抗日剧社，经常到在县城和三岔、平武等地，演出街头剧、话剧等活动。因赵君陶抗日宣传活动的影响推动。简阳，特别是三岔地区，几大军长所属旅团，不少将士都纷纷投身抗日救亡，成为川军抗日干将。当时任班长的蒋玉祥身受其革命精神的感染，进步很快。进而担任了宣传抗日救亡队的队长，同学傅育渠担任副队长。1938年底39年初，她和傅育渠经赵君陶、彭曾理介绍，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简阳最早秘密加入革命先锋队伍的女共产党员。（祥情参见笔者所作报告文学：《播火记---记赵君陶简阳革命活动》）
1939年上半年，她和傅育渠考入资中县联立师范学校（相当于高中）读书。因家境清贫，赵君陶老师和好朋友傅育渠帮她缴交学费和伙食费。在此期间，她们常常按当时地下党的指示进行抗日宣传，并通过办夜校教识字来向民众宣传抗日。在即将读完这个学期时，因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她和付育渠两人征得赵君陶老师同意，离开学校到时处重庆的中国抗日救国总会下属保育总会直属第三保育院工作。赵君陶老师任院长，教师多数是共产党员和主张抗日的人士，只有少数政治面目不清的教师，还有两三个三青团员。这间保育院是利用周家祠堂办起来的，坐落在江北土主镇，专门接受战区抢救出来的儿童。学习较好的孩子经过几年的教育，部分选送去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深造。年纪较大，政治思想好的选送到“新华日报”和一些单位工作。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互相配合。保育院这个系统就是以她们几个女革命先辈为主，开展地下党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那时的蒋玉祥和傅育渠，在该院认识了后来的共产党员鲍剑英（女）。她们三人最年轻，相互之间关系也很好，都想去延安。1941年，经赵君陶老师同意，她们离开了直属第三保育院。通过赵老师的关系，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龙潜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因为暂时去不了延安，便把她们分配到北碚一间保国民小学教书。学校只有她们三个女教师。工资是每人每月一斗米。为了节约，她们还自己种菜吃。这间小学距离北碚市区不很远。鲍剑英的弟弟在北碚工作，有时礼拜天带着一两个朋友来学校玩。过了一段时间，她们学校便来了特务搜查，把们阅读的进步书籍就走了。她们估计还会来找麻烦，便决定连夜撤离，徒步走陆路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身上钱用光了，蒋玉祥就把读书离家时父亲交给她的，祖父留下的一双象牙筷子和一小串玛瑙卖了，作为路上的食宿费。她们向南方局组织部汇报了情况。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分配到机要科工作，科长是童小鹏。住处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三楼，与康西林同屋。鲍剑英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蒋玉祥改名为苏艾芬，傅育渠改名为龙文英，鲍剑英改名为余文。
在这里工作期间，他们都感到很快乐。众皆钦佩的周恩来同志常常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向他们作报告，讲解分析形势，适时提出与国民党作斗争的策略等。办事处有时也搞一些文娱活动，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愉快。机要科的同志是不能单独外出的。蒋玉祥因为眼睛有散光，也只好由老同志薛子正带她才能破例上街配了一副眼镜。现在，这幅眼镜已捐赠给红岩展览馆作革命历史文物收藏。
当时，一些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较密切。例如七君子之一的沈君儒曾经来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生日做寿，蒋玉祥还特地受命给他献过花。所以，蒋姑娘当时在许多特殊场合都很引人注目。
1943年6月底7月初，她跟随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一百多名干部，分乘四辆卡车去延安。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即国民党突然进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下落不明）之后，形势很紧张。在途中，他们曾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从头到脚搜查过一次，之后对他们就比较客气了。凡经过县城，城门口都有官员迎送。因为那时国共关系还未公开破裂，周恩来同志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地官员不得不做做样子。汽车路过龙泉驿山，夜间穿越成都市。在绵阳县郊外的汽车站吃早饭。当时的汽车路很窄，路面也是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的很厉害。有一次蒋玉祥竟然被抛下了汽车。幸运的是，甩下地时人还站立着的，没有受伤。过了秦岭到达陕西后，在宝鸡、咸阳他们住的旅馆里，服务员都换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一举以一动都被人监视。在咸阳住了大约两三天，这期间周恩来同志去西安会见胡宗南。据说周恩来同志晚上到达西安时，国民党把电灯都关了，街道很黑。周恩来同志对胡宗南说：“西安怎么这么黑？---”胡宗南一听话中有话，才下令把电灯打开，对他们也不敢怠慢了。到达延安之前，经过胡宗南某防区时，其部队还请她们吃了一顿饭，馒头加青菜，虽没有肉，也还够意思。当时形势很紧张，胡宗南的部队枪炮都对着陕甘宁边区。因为周副部长路过，胡宗南不得不做做样子。
她们到达延安时，正是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当时任社会部长。他利用这个时机迫害从国统区撤退到延安的共产党员，说国统区撤到延安的干部都是国民党特务，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说是“抢救失足者”。个别经不起拷打逼供的党员，编造假特务身份过关，康生又利用这些人到各地做报告进行诱骗。有些共产党员被投进了社会部的监狱。特别是广东、河南、四川的共产党员被整的最多，因为这些地区的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较大。蒋玉祥到达延安后，立即分配到大便沟社会部管的西北公学。那时学校用车轮战的办法，组织部分人员轮流搞逼供信，竟至把不少人捆绑关押起来，蒋玉祥也不例外。但她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胡言乱语。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嘱咐南方局组织部写信给社会部，证明蒋玉祥是地下党派到南分局工作的共产党员。这才结束了逼供，给她作了正确结论，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参加正规的学习和大生产运动。
蒋玉祥的老上级童小鹏，在解放后任总理办公厅主任，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写了《风雨四十年》一书，回忆了跟随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历。在书的上册中，关于延安抢救运动的章节里，就提到苏艾芬的例子，那个苏艾芬就是蒋玉祥（苏群）。
当时西北公学的女同志，主要任务是纺纱，蒋玉祥还曾经被评为纺纱能手。在收割季节，她踊跃也参加田间收割劳动。 因为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封锁，吃穿用都要靠边区军民自己生产解决。所以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蒋玉祥就是这一运动的是积极分子和有功之臣。
据蒋玉祥回忆，当时在陕北，都是住在窑洞里。虽然简陋，住在里面也还冬暖夏凉。但当地有句谚语：“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明早晚温差很大。那时餐餐小米饭，土豆白菜一锅煮。每周吃一次白面馒头，就算是改善生活。偶尔也能吃上几片猪肉。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上很愉快。因为都有早日推翻三座大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坚强信念时刻鼓舞自己。
西北公学的住地距离枣园党中央毛主席的住处不很远，有时周末枣园组织露天跳舞晚会，女同志多被组织去那里伴舞。她还和毛主席跳过一次舞。她回忆说：“毛主席个头高大，我较矮小，跳起来较吃力。和周恩来、孔原等领导同志跳舞就比较轻松。她还当面听过毛主席悼念张思德同志的讲话”。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日寇撤退。延安培训的干部分批组织到各根据地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当年10月份，她跟随顾云亭率领的一百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徒步向晋西北方向赶路。在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黑峪口附近渡过黄河。因黄河河面很宽，当时的渡船很简陋，船身为四方形，只能坐5、6个人。上了船，开船之前渡口必须向对岸渡口放一枪，让对方知道即将开船，以便接应。黄河水很浑浊，呈黄色，水流很急，波涛汹涌。坐在船中不许动，使人感到很紧张惊险。上岸后，一路经过山西省西北地区的兴县、岢岚、五寨、浑源等地。过封锁线最为辛苦、危险。封锁线由日寇占领时期挖的壕沟和建的碉堡组成。日本投降后，日军撤走，就由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接管把守。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都在夜间急行军穿越铁路、壕沟。壕沟虽然无水，但又宽又深。于是由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迅速跨过壕沟，一天一夜要走八十来公里。有时候实在太疲劳，她们一只手搭在别人的肩上边走边打瞌睡。一直走到河北的张家口才停下来休息了两天。在那里吃了一顿羊肉火锅和一些小饼，久不见肉，感觉真是好吃。从张家口他们才挤上了一节运货的火车皮，一直坐到热河的省会承德市，与好其他几支队伍会合，才暂时安定下来。
原计划我军能攻占锦州，他们就都去东北工作。没想到国民党抢先占领了锦州，结果他们都去不了。就只好在华北开展革命工作。但后来，因当时所在的承德市刚解放不久，商人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举行罢市。他们买不到粮食，只好吃马料（未经去皮的高粱）。蒋玉祥因此在那里得了肠炎，老拉肚子。后来经过做商人的工作，有了粮食，情况才有了缓解。
蒋玉祥他们这支干部队伍被分配到冀热遼地区，再由冀热遼地区分配部分人到冀东区党委。她被分配到冀东区。原在延安鲁艺工作的郑星燕同志也被分配到冀东区，与蒋玉祥认识相恋。当时的区党委把他们十多人组成工作团，分小组到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到了1946年冬季，国民党向我各根据地发起进攻，减租减息搞不下去了。他们这些干部经常跟着区党委机关转移，无固定驻地。与随去的当地干部一起工作。有时发现敌情，夜间不能进村，就在高粱地和玉米地里睡觉，或连夜奔走转移。北方的高粱地和玉米地收割以后，留下一截茬子。冰天雪地，夜里无月色，跑起来跌跌撞撞，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有一次，他们工作组在一个很大的村庄工作，傅作义的部队追来，他们和群众一起刚跑出村西头，敌军就进了村东头，真是虎口脱险，命玄闪念！
1947年底开始，西北、华中、东北等各地区都打了大胜仗。按照《土地法大纲》，各根据地都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农民有了土地，踊跃参军，部队迅速壮大。1948年各地区更是捷报频传，解放区迅速扩大。冀东地区已较安定。区党委解散，成立地区党委和政府。此时唐山地委成立，驻地昌黎县，管辖河北东部遵化、迁安、迁西、滦县、玉田、乐亭、丰润、宝坻、抚宁等县。蒋玉祥被分配到遵化县和迁安县工作过。任过迁安县县委秘书，县妇联主任，唐山地区妇联宣传部长等职。1951年下半年还参加过华北妇女代表会议。尽管当时还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但她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1948年秋，她和郑星燕在遵化县一个村庄结婚。几年来，他们同在一个工作组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相濡以沫，共同进步，革命家庭，生气勃勃。1949年11月，他们有了大女儿小燕。地区党委成立后，郑星燕相继担任昌黎县委副书记，书记，唐山地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等职务。1952年夏，党中央决定从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平原省（后来该省被撤销）抽调近千名干部支援广东土改，由郑星燕带队。当时他们的小燕只有2岁多，小莉只有1岁。为了工作，他们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地区幼儿园园长王仲一同志照顾。到广东一年后，才托朋友把她俩带去广东，回到他们身边。
那年，他们这批南下干部先是于7月份在北京集中学习，然后乘专列到达广东。蒋玉祥夫妇分配在韶关。郑星燕曾任粤北区党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区党委副书记。蒋玉祥先后担任过始兴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1952年，她第三次身孕，1953年3月，在韶关生下了小韶，他们就是这样为了革命工作而东奔西走，历尽千幸万苦，很少闲适与安宁。
1955年，郑星燕调任粤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后改任佛山地委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苏群（蒋玉祥）先后任南海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57年1月第四个孩子小海出生。）
1958年，郑星燕调回韶关任地委任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韶关市当时升级为地级市，由原地委书记李海涛任韶关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苏群（蒋玉祥）曾任韶关市副市长、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2年一月代表韶关市委，参加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1966年调任韶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来又实行军管，地方干部靠边站。1966年夏郑星燕调到广州市任书记处书记，不久后被造反派揪回韶关批斗。文革期间苏群也受批斗。但由于她平时和干部群众的关系较好，坚持在宣传部两派之间做和解工作，所以受批斗的场次不多，还算比较温和，而幸免大难。
文革后期，1969年，郑星燕调到肇庆任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苏群也调到肇庆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任副组长。1970年郑星燕调到广东省委群工办工作，以后又调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兼校长。1970年7月苏群（蒋玉祥）调到广州，先被分配到广州第一棉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以后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广州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兼针织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9月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简阳传奇女杰蒋玉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廉洁奉献的一生，也就堪称光荣伟大的一生。但她从不居功骄傲，反而一生谦虚谨慎，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以致自己的亲人都很少知道她的经历和事迹。直到八十好几的高龄，已到即将过世，才在子女和亲友们的反复请求之下，勉强写下了一份朴实简单的生平简介。在这份平凡而感人的简介的结束语中，她如是说：“我这个人本事不大，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但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因为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后来在各个时期中，对极左的做法持不同看法，也从来没有迫害过一个同志。也许因此被某些上级领导视为思想右倾。”
“我们这一代当干部的，经常要上山下乡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没有汽车，在北方靠两条腿走路，一天走几十华里。到广东以后也是如此。县委书记、县长也只能骑自行车下乡。我不会骑自行车，在始兴县工作时，给我配了一个服务员，陪我下乡。路面较平坦时，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歇歇脚。经历过这种磨练，所以我很能走路。很能吃苦！”自然，她也就很能克服一生中的任何艰难险阻，成为生命不息，奇迹不断的巾帼女杰。
“我还曾经有过一段抗婚的经历。不知何时，父母把我许配给大姨妈的儿子朱xx。此人高中毕业后，其父母要求成婚。我当时正在读初中，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母亲对我很有意见，整日整夜对我说教。因为收了人家的礼金，不成亲就要退回礼金。当时家境也确实很困难。幸好父亲暗地里支持我退婚，最终解除了这门婚事，我才能继续读书，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一生都很感激父亲。”
是的，正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简阳三溪农家志男，她那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成就了蒋玉祥：一代简州奇女的革命理想与光辉人生。
作为一对令雄州圣地人民无不引以自豪骄傲的非凡父女，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广大民众，首先是简阳人民的崇敬与怀念！！
2016年4月5日于容城锦江菱窠书屋
天府雄州奇女子 一代革命先遣人
---敬记成都简阳早期革命前辈蒋玉祥的传奇生平
（冷林熙）
浩浩三江出四川，荡荡风帆跻云天。
青山碧波颂英豪，巾帼比肩好儿男。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写照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历史故事的书籍、影视里，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一位年青漂亮姑娘，总是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地将来自陕北党中央的指示和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声音，通过认真的译码验正或书写，迅速及时地传达给党的最高领导者们，使他们不失时机地指挥着如火如荼的全国革命斗争。
她是谁？她就是四川简阳最早于家乡本土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早期革命先辈的苏群（蒋玉祥）同志。
可谁都难以想象，这个曾经身为周恩来身边最重要的机要人员，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藉贯姓名。为了革命斗争的特殊需要，她不仅长时间不再与亲人联系，而且还不得不在南征北战之间，四五次地改换自己的姓名。以致连她的亲人们，都误以为下落不明，甚至怀疑她已不在人世。其舍生忘死，忠诚革命的高尚情操与可贵精神不言而喻。
这个自幼就立志效学冯玉祥老将军义勇正气，而从不用自己的排行名蒋祖勋，只用蒋玉祥号的传奇女子。她，1919年农历9月9日（公历为11月1日）生于四川省简阳县东溪乡杨村坝村。祖父蒋声杨，曾是秀才举人。祖父育有三个儿子，苏群（即蒋玉祥）的父亲蒋继宽排行老三，1962年去世。母亲曾氏，1937年去世。蒋玉祥出生时，祖父母已不在人世。父亲三兄弟分开住，家庭经济状况日渐衰落，生活日趋困难。苏群在家庭中是老大，中学期间志改蒋祖勋为蒋玉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改名为苏艾芬，解放后改名为苏群。下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大弟蒋伯衡，1998年去世；大妹蒋祖芬，1960年去世；二妹蒋祖芳，（现为简阳退休干部）小妹蒋祖英，小弟蒋伯衢。
蒋玉祥幼年时，在大伯父家私塾老师的学堂里读过书。后来到县城一个开服装店的亲戚家寄宿，读了两年国立小学。1936年考入简阳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她读书很勤奋，在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读书三年，六个学期的期末考试，都考在前一、二名。因此而获免交学费，给困苦的家庭省了这笔开支。当时的校长积极主张抗日，常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演救亡戏。对蒋玉祥幼稚的心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8年，她有幸遇上了老革命家赵君陶来校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因赵老师和另一位教师彭曾理，都早已是共产党员，常常率领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暑假期间还组织抗日救亡工作队，办壁报，组织抗日剧社，经常到在县城和三岔、平武等地，演出街头剧、话剧等活动。因赵君陶抗日宣传活动的影响推动。简阳，特别是三岔地区，几大军长所属旅团，不少将士都纷纷投身抗日救亡，成为川军抗日干将。当时任班长的蒋玉祥身受其革命精神的感染，进步很快。进而担任了宣传抗日救亡队的队长，同学傅育渠担任副队长。1938年底39年初，她和傅育渠经赵君陶、彭曾理介绍，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简阳最早秘密加入革命先锋队伍的女共产党员。（祥情参见笔者所作报告文学：《播火记---记赵君陶简阳革命活动》）
1939年上半年，她和傅育渠考入资中县联立师范学校（相当于高中）读书。因家境清贫，赵君陶老师和好朋友傅育渠帮她缴交学费和伙食费。在此期间，她们常常按当时地下党的指示进行抗日宣传，并通过办夜校教识字来向民众宣传抗日。在即将读完这个学期时，因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她和付育渠两人征得赵君陶老师同意，离开学校到时处重庆的中国抗日救国总会下属保育总会直属第三保育院工作。赵君陶老师任院长，教师多数是共产党员和主张抗日的人士，只有少数政治面目不清的教师，还有两三个三青团员。这间保育院是利用周家祠堂办起来的，坐落在江北土主镇，专门接受战区抢救出来的儿童。学习较好的孩子经过几年的教育，部分选送去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深造。年纪较大，政治思想好的选送到“新华日报”和一些单位工作。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互相配合。保育院这个系统就是以她们几个女革命先辈为主，开展地下党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那时的蒋玉祥和傅育渠，在该院认识了后来的共产党员鲍剑英（女）。她们三人最年轻，相互之间关系也很好，都想去延安。1941年，经赵君陶老师同意，她们离开了直属第三保育院。通过赵老师的关系，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南方局组织部长龙潜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因为暂时去不了延安，便把她们分配到北碚一间保国民小学教书。学校只有她们三个女教师。工资是每人每月一斗米。为了节约，她们还自己种菜吃。这间小学距离北碚市区不很远。鲍剑英的弟弟在北碚工作，有时礼拜天带着一两个朋友来学校玩。过了一段时间，她们学校便来了特务搜查，把们阅读的进步书籍就走了。她们估计还会来找麻烦，便决定连夜撤离，徒步走陆路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身上钱用光了，蒋玉祥就把读书离家时父亲交给她的，祖父留下的一双象牙筷子和一小串玛瑙卖了，作为路上的食宿费。她们向南方局组织部汇报了情况。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分配到机要科工作，科长是童小鹏。住处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三楼，与康西林同屋。鲍剑英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蒋玉祥改名为苏艾芬，傅育渠改名为龙文英，鲍剑英改名为余文。
在这里工作期间，他们都感到很快乐。众皆钦佩的周恩来同志常常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向他们作报告，讲解分析形势，适时提出与国民党作斗争的策略等。办事处有时也搞一些文娱活动，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愉快。机要科的同志是不能单独外出的。蒋玉祥因为眼睛有散光，也只好由老同志薛子正带她才能破例上街配了一副眼镜。现在，这幅眼镜已捐赠给红岩展览馆作革命历史文物收藏。
当时，一些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较密切。例如七君子之一的沈君儒曾经来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生日做寿，蒋玉祥还特地受命给他献过花。所以，蒋姑娘当时在许多特殊场合都很引人注目。
1943年6月底7月初，她跟随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一百多名干部，分乘四辆卡车去延安。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即国民党突然进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政委项英下落不明）之后，形势很紧张。在途中，他们曾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从头到脚搜查过一次，之后对他们就比较客气了。凡经过县城，城门口都有官员迎送。因为那时国共关系还未公开破裂，周恩来同志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地官员不得不做做样子。汽车路过龙泉驿山，夜间穿越成都市。在绵阳县郊外的汽车站吃早饭。当时的汽车路很窄，路面也是坑坑洼洼的，汽车颠簸的很厉害。有一次蒋玉祥竟然被抛下了汽车。幸运的是，甩下地时人还站立着的，没有受伤。过了秦岭到达陕西后，在宝鸡、咸阳他们住的旅馆里，服务员都换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一举以一动都被人监视。在咸阳住了大约两三天，这期间周恩来同志去西安会见胡宗南。据说周恩来同志晚上到达西安时，国民党把电灯都关了，街道很黑。周恩来同志对胡宗南说：“西安怎么这么黑？---”胡宗南一听话中有话，才下令把电灯打开，对他们也不敢怠慢了。到达延安之前，经过胡宗南某防区时，其部队还请她们吃了一顿饭，馒头加青菜，虽没有肉，也还够意思。当时形势很紧张，胡宗南的部队枪炮都对着陕甘宁边区。因为周副部长路过，胡宗南不得不做做样子。
她们到达延安时，正是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当时任社会部长。他利用这个时机迫害从国统区撤退到延安的共产党员，说国统区撤到延安的干部都是国民党特务，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说是“抢救失足者”。个别经不起拷打逼供的党员，编造假特务身份过关，康生又利用这些人到各地做报告进行诱骗。有些共产党员被投进了社会部的监狱。特别是广东、河南、四川的共产党员被整的最多，因为这些地区的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较大。蒋玉祥到达延安后，立即分配到大便沟社会部管的西北公学。那时学校用车轮战的办法，组织部分人员轮流搞逼供信，竟至把不少人捆绑关押起来，蒋玉祥也不例外。但她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胡言乱语。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嘱咐南方局组织部写信给社会部，证明蒋玉祥是地下党派到南分局工作的共产党员。这才结束了逼供，给她作了正确结论，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参加正规的学习和大生产运动。
蒋玉祥的老上级童小鹏，在解放后任总理办公厅主任，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写了《风雨四十年》一书，回忆了跟随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历。在书的上册中，关于延安抢救运动的章节里，就提到苏艾芬的例子，那个苏艾芬就是蒋玉祥（苏群）。
当时西北公学的女同志，主要任务是纺纱，蒋玉祥还曾经被评为纺纱能手。在收割季节，她踊跃也参加田间收割劳动。 因为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封锁，吃穿用都要靠边区军民自己生产解决。所以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蒋玉祥就是这一运动的是积极分子和有功之臣。
据蒋玉祥回忆，当时在陕北，都是住在窑洞里。虽然简陋，住在里面也还冬暖夏凉。但当地有句谚语：“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说明早晚温差很大。那时餐餐小米饭，土豆白菜一锅煮。每周吃一次白面馒头，就算是改善生活。偶尔也能吃上几片猪肉。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上很愉快。因为都有早日推翻三座大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坚强信念时刻鼓舞自己。
西北公学的住地距离枣园党中央毛主席的住处不很远，有时周末枣园组织露天跳舞晚会，女同志多被组织去那里伴舞。她还和毛主席跳过一次舞。她回忆说：“毛主席个头高大，我较矮小，跳起来较吃力。和周恩来、孔原等领导同志跳舞就比较轻松。她还当面听过毛主席悼念张思德同志的讲话”。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日寇撤退。延安培训的干部分批组织到各根据地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当年10月份，她跟随顾云亭率领的一百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徒步向晋西北方向赶路。在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黑峪口附近渡过黄河。因黄河河面很宽，当时的渡船很简陋，船身为四方形，只能坐5、6个人。上了船，开船之前渡口必须向对岸渡口放一枪，让对方知道即将开船，以便接应。黄河水很浑浊，呈黄色，水流很急，波涛汹涌。坐在船中不许动，使人感到很紧张惊险。上岸后，一路经过山西省西北地区的兴县、岢岚、五寨、浑源等地。过封锁线最为辛苦、危险。封锁线由日寇占领时期挖的壕沟和建的碉堡组成。日本投降后，日军撤走，就由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接管把守。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都在夜间急行军穿越铁路、壕沟。壕沟虽然无水，但又宽又深。于是由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迅速跨过壕沟，一天一夜要走八十来公里。有时候实在太疲劳，她们一只手搭在别人的肩上边走边打瞌睡。一直走到河北的张家口才停下来休息了两天。在那里吃了一顿羊肉火锅和一些小饼，久不见肉，感觉真是好吃。从张家口他们才挤上了一节运货的火车皮，一直坐到热河的省会承德市，与好其他几支队伍会合，才暂时安定下来。
原计划我军能攻占锦州，他们就都去东北工作。没想到国民党抢先占领了锦州，结果他们都去不了。就只好在华北开展革命工作。但后来，因当时所在的承德市刚解放不久，商人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举行罢市。他们买不到粮食，只好吃马料（未经去皮的高粱）。蒋玉祥因此在那里得了肠炎，老拉肚子。后来经过做商人的工作，有了粮食，情况才有了缓解。
蒋玉祥他们这支干部队伍被分配到冀热遼地区，再由冀热遼地区分配部分人到冀东区党委。她被分配到冀东区。原在延安鲁艺工作的郑星燕同志也被分配到冀东区，与蒋玉祥认识相恋。当时的区党委把他们十多人组成工作团，分小组到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到了1946年冬季，国民党向我各根据地发起进攻，减租减息搞不下去了。他们这些干部经常跟着区党委机关转移，无固定驻地。与随去的当地干部一起工作。有时发现敌情，夜间不能进村，就在高粱地和玉米地里睡觉，或连夜奔走转移。北方的高粱地和玉米地收割以后，留下一截茬子。冰天雪地，夜里无月色，跑起来跌跌撞撞，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有一次，他们工作组在一个很大的村庄工作，傅作义的部队追来，他们和群众一起刚跑出村西头，敌军就进了村东头，真是虎口脱险，命玄闪念！
1947年底开始，西北、华中、东北等各地区都打了大胜仗。按照《土地法大纲》，各根据地都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农民有了土地，踊跃参军，部队迅速壮大。1948年各地区更是捷报频传，解放区迅速扩大。冀东地区已较安定。区党委解散，成立地区党委和政府。此时唐山地委成立，驻地昌黎县，管辖河北东部遵化、迁安、迁西、滦县、玉田、乐亭、丰润、宝坻、抚宁等县。蒋玉祥被分配到遵化县和迁安县工作过。任过迁安县县委秘书，县妇联主任，唐山地区妇联宣传部长等职。1951年下半年还参加过华北妇女代表会议。尽管当时还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但她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1948年秋，她和郑星燕在遵化县一个村庄结婚。几年来，他们同在一个工作组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相濡以沫，共同进步，革命家庭，生气勃勃。1949年11月，他们有了大女儿小燕。地区党委成立后，郑星燕相继担任昌黎县委副书记，书记，唐山地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等职务。1952年夏，党中央决定从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和平原省（后来该省被撤销）抽调近千名干部支援广东土改，由郑星燕带队。当时他们的小燕只有2岁多，小莉只有1岁。为了工作，他们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地区幼儿园园长王仲一同志照顾。到广东一年后，才托朋友把她俩带去广东，回到他们身边。
那年，他们这批南下干部先是于7月份在北京集中学习，然后乘专列到达广东。蒋玉祥夫妇分配在韶关。郑星燕曾任粤北区党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区党委副书记。蒋玉祥先后担任过始兴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1952年，她第三次身孕，1953年3月，在韶关生下了小韶，他们就是这样为了革命工作而东奔西走，历尽千幸万苦，很少闲适与安宁。
1955年，郑星燕调任粤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后改任佛山地委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苏群（蒋玉祥）先后任南海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57年1月第四个孩子小海出生。）
1958年，郑星燕调回韶关任地委任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韶关市当时升级为地级市，由原地委书记李海涛任韶关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苏群（蒋玉祥）曾任韶关市副市长、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2年一月代表韶关市委，参加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1966年调任韶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来又实行军管，地方干部靠边站。1966年夏郑星燕调到广州市任书记处书记，不久后被造反派揪回韶关批斗。文革期间苏群也受批斗。但由于她平时和干部群众的关系较好，坚持在宣传部两派之间做和解工作，所以受批斗的场次不多，还算比较温和，而幸免大难。
文革后期，1969年，郑星燕调到肇庆任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苏群也调到肇庆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任副组长。1970年郑星燕调到广东省委群工办工作，以后又调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兼校长。1970年7月苏群（蒋玉祥）调到广州，先被分配到广州第一棉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以后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广州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兼针织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9月离休，享受地厅级待遇。
简阳传奇女杰蒋玉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廉洁奉献的一生，也就堪称光荣伟大的一生。但她从不居功骄傲，反而一生谦虚谨慎，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以致自己的亲人都很少知道她的经历和事迹。直到八十好几的高龄，已到即将过世，才在子女和亲友们的反复请求之下，勉强写下了一份朴实简单的生平简介。在这份平凡而感人的简介的结束语中，她如是说：“我这个人本事不大，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但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因为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后来在各个时期中，对极左的做法持不同看法，也从来没有迫害过一个同志。也许因此被某些上级领导视为思想右倾。”
“我们这一代当干部的，经常要上山下乡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没有汽车，在北方靠两条腿走路，一天走几十华里。到广东以后也是如此。县委书记、县长也只能骑自行车下乡。我不会骑自行车，在始兴县工作时，给我配了一个服务员，陪我下乡。路面较平坦时，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歇歇脚。经历过这种磨练，所以我很能走路。很能吃苦！”自然，她也就很能克服一生中的任何艰难险阻，成为生命不息，奇迹不断的巾帼女杰。
“我还曾经有过一段抗婚的经历。不知何时，父母把我许配给大姨妈的儿子朱xx。此人高中毕业后，其父母要求成婚。我当时正在读初中，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母亲对我很有意见，整日整夜对我说教。因为收了人家的礼金，不成亲就要退回礼金。当时家境也确实很困难。幸好父亲暗地里支持我退婚，最终解除了这门婚事，我才能继续读书，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一生都很感激父亲。”
是的，正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简阳三溪农家志男，她那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成就了蒋玉祥：一代简州奇女的革命理想与光辉人生。
作为一对令雄州圣地人民无不引以自豪骄傲的非凡父女，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广大民众，首先是简阳人民的崇敬与怀念！！
2016年4月5日于容城锦江菱窠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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