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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家的主流文化精神

    据说老子是骑着青牛从黄海之东而登上山东崂山的。他从海上骑牛来时，头上罩着五祥云气，故称“紫气东来”。老子多少沾些仙气，是他创立了道家学说。

    与儒家一样，道家思想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自它在先秦时期形成后，历两千余年而不衰，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风貌。

1．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

    老子是和孔子同时代的人，由于老子以及后来的庄子，都以对道的体认，为根本目的，故而“道”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最高范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道家。

    老子认为，世界的生成模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这里的“一”，指阴阳未分前，宇宙混沌一体；“二”指宇宙剖分为阴阳；“三”即阴阳和。所谓“三生万物”，即通过阴阳的对立生成新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认为，阴阳未分的“一”，并不是事物的本源，它是由“道”产生的，“道”比“一”更根本。

    这个比“一”更为根本的“道”，究竟是何性质，学术界分歧很大。有人认为道是唯心主义的，也有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还有认为是二重性的。这些论者所用的方法，都是唯物唯心划分法，即以哲学基本问题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如果我们从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构成的作用来考虑，便会超越上述价值取向，而窥见另一新的田地。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即，能用语言表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而他自认其“道”是永恒的，故是不可用语言表述的。它无形、无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一句话，是虚、无。所以，道生万物，又表述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

    老子认为，具体事物都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有”指器物实体部分，“无”指事物的空虚部分。他比喻说，车轮之所以转动，车子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车轮辐条所集中的车轴圆木中心是空虚的，可以穿过车轴。陶器、房屋之所以有用，也都是其中存有虚空。虚空比实体更根本，所以，道就是无。

    在老子那里，道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普遍法则。他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老子》二十五章），以及“善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八章），等等，就是对道作为普遍法则的揭示，也是对道的特征的揭示。在他看来，“道”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没有一件事物不是他的所为。对万物的成长，它不强制、不干预，顺其自然。它经常向事物的相反状态运动以静制动，以柔弱胜刚强。它产生万物却又不据为己有，有利万物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不以万物主宰自居。这就叫“玄德”，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因此，他要求统治者以“道”为法则，像“道”那样“虚其心”，“不欲盈”要“知足”不争，无为，自然。他的理论根据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道以自然而然为法则。

    既然作为万事万物根据的“道”都以自然为法则，那么，统治者治理国家也应顺其自然，不将其主观意志强加于社会政治生活，而是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在他看来，统治者对老百姓越宽厚，民风就越淳朴；越是严刑峻罚，繁文缛节，民心就越是“不古”。因此，他劝导统治者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具体说来，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

    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和对原始、质朴状态的向往，自然引导出“小国寡民”的思想。老子厌恶人世间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鄙视仁义礼智等纲常名教，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里去。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小，人民少，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执，没有战争，虽然有兵器和其他器具，但却没有用处。虽然有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却没有人乘坐。人们结绳记事。大家看重生命，不向远方迁移。人际关系简单，不发生什么联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八十章）

    老子希望在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中享受关系单纯、情感质朴、生活自足的恬淡乐趣，表现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消极抗议。

    围绕“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核心思想，老子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处世原则：“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老子那个无所不包，以虚、无为本质特征的“道”，运用在政治场合和立身处世方面，便具体表现为“三宝”：第一是“慈”，即宽容；第二是“俭”，即退缩、保守；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在他看来，宽容则能勇敢，退缩则能宽广，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则能做事物的首长。这是老子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战术的运用，是其无为而无不为战略思想的具体化。老子之所以主张“不为天下先”，一方面是因为他坚信柔软胜刚强的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另一方面，是与他“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信念分不开的。

    老子认为，天下一切祸乱都起于争，而争则起于人的贪欲，故他既强调寡欲，又立主不争。他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鄙弃名利，淡泊其志，知足知止。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正常地生活，人际关系才能协调，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而能少私寡欲，就自然不与人争；不与人争，则一切祸乱自然消除。因此，他要求统治者不要“尚贤”，以“使民不争”（《老子》三章）。他宣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六十八章）。天之道是不争的，而又善于取胜。不争，并非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收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的效果。

    不争，自然不会走在他人前面；不走在他人前面，自然要不为天下先。所以，结果是“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刚好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相契合。这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销蚀人的锐气，阻碍人的进取精神，促成了民族心理中畏缩、谦卑、不敢出人头地等消极现象。

2．逍遥的庄子及道学演变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其思想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道”是庄子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较之老子，庄子对现实的不满更为强烈，批判更为深刻；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构思，更加消极倒退。

    庄子认为自己处在“昏乱”之世，仁义之类的名教，是统治者蒙骗人民、将国家窃为已有的工具。圣人与大盗并生，仁义与窃国相通。他抨击说：“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庄子》）

    可见，他把儒家高唱的仁义看作万恶之源。他认为，仁、义、礼、智违背“民之常性”即人的自然本性，应当全部抛弃。人的性情是多样的、自然的，圣人却偏要用仁义礼智把它纳入一个固定僵死的规范里，这就好比把多余的手指砍掉，把连着的脚趾割开，把野鸭子的短脚增长，把白鹤的长腿截短，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就个人人生哲学而言，庄子主张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消除名利欲望，除了不为名誉所诱，不为物欲所困外，更重要的是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而这又是不为名利所惑的关键。庄子的主张是“养神”，具体要求是“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养神的结果是“唯神是守，守而无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同上）具体条件是，去掉贵、富、显、名等欲望，泯除容、动、气、意、恶、欲、喜、怒、哀、乐等情趣，达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对尘世的一切毫不动心，这就达到了与天合而为一，与道同为一体。所以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庄子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而现实生活却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于是，生活于苦闷现实中的他，只好从思想上寻求解脱的办法，在自己构筑的理想的精神王国里去作“逍遥游”。

    在他看来，不是客观自然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的思想束缚了自己。所以，“无己”就会“无待”。其具体途径是“齐物我”、“齐是非”、“齐万物”，从而修养成“至人”、“神人”、“圣人”，分别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可以从“有待”的现实世界进到“无待”的“无何有之乡”，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了。

    庄子的上述思想，产生于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战国中期。它对于宗法等级制度和专制政体，表现了极大的蔑视，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嘴脸，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正如已有人所指出的，庄子思想，如果从美学角度去考察，便会发现它的重大价值。

    老子之后，庄子和齐国稷下道家分别将老子思想往不同方向作了发展，后者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黄老学派。

    道家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后期。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以老、庄虚静恬淡思想为基调，以“道”为核心，吸收法家思想，包容儒、墨、名、阴阳诸家的。司马谈曾概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名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不敢废也。”《经法·君正》说：“法度者，整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十六经·称》则说：“案法而治则不乱。”这都表明黄老道家吸收了法家思想，将道法两家熔铸为一。同时，《黄老帛书》大量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经法·六分》说：“主惠臣忠者，其国安。”《十六经·观》说：“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君惠臣忠、先德后刑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而在这里却成了黄老道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黄老道家确是顺应战国末期国家统一、思想统一的历史潮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便由盛而衰。但是，由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荒诞不经，很快便与神学同流，使重新崛起的儒学走上穷途。

    汉魏之际，社会剧烈动荡，儒学已无法维持“独尊”的地位，各家思想重趋活跃。带有“自然”、“无为”特征，达生顺民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

    魏晋时期，道家思想主要表现为玄学。玄学的主要经典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们对纲常名教合理性的论证，集中表现为名教与自然之辨。

    作为政治理论形态的道家思想，从西汉中期开始，已渐趋式微，道家思想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大体到东汉时，黄老道家一方面朝着神仙方术和宗教迷信的方向发展，后来就成为与佛教相抗衡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另一方面则是将道家老庄的本源论着重从本体上加以理论深化，形成风行一时的魏晋玄学。

    到了唐代，道教更加鼎盛。为了标榜自己门望高贵，历史悠久，更为了借神权以巩固皇权，唐代皇帝借与老子（李耳）同姓，依托附会，于高宗乾封元年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代，道教更加显赫。他托言梦见老子，叫人画老子像，颁布天下，并亲注《道德经》，以推广道教思想。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玄元皇帝庙，并普遍成立了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 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年间置崇玄馆，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以宰相为大学士，总领天下道院，形成了崇奉道教的风气。从总体上的统治策略来看，唐代皇帝实行的乃是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而从内在特质来看，儒学更能在宗法封建社会里发生作用，因而它是统治思想的主导内容，释、道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而已。亦正因如此，释、道二教也必须向儒学靠拢。

    五代道士谭峭把道德与仁义礼智信联系起来。他说：“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化书》卷四）

    对于儒家宣扬的诚信道德，道家从总体上看是认同的。先秦道家是典型的非道德论者，但他们对“诚”、“信”的强调仍见于著述之中。《老子·八十一章》告诫人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时指出“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他自己则信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即使对不守信用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人守信。这些都反映了老子对真实、信实的追求。《庄子·盗跖》中也有尚信德的记载：“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尾生守信的故事正是通过《庄子》而流传后世的。

3、道家的理想人格

    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隐士。从对原始质朴的人性的崇尚和追求出发，道家憎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而出现的争夺、奸诈等品行，拔高原始人性的完美性。主张无为不争、少私寡欲、绝学弃智，以恢复人性和社会的原始、质朴的状态。因而，他们愤世嫉俗，不为外物（名利）所累，以“全生保真”。

    有人认为，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和儒家一样的圣人，区别只是“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的圣人“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并认为“柔”是老子理想人格的“意志力”，“然”是老子理想人格的“理智力”，“清”是老子人格的“道德力”。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而要实现这种人格，就要从生死之态、世俗之礼、哀乐之情这三种情态的束缚中超脱出来。

    在道家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人们的欲望过多所致。对于个人来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对于统治者来说，人民之所以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租税太多；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为；人民之所以用生命去冒险，是由于统治者拼命地保养他们自己的生命。由此，道家进而认为：“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故老庄认为不以物而累形，返璞归真，与时迁移，功成身退，方能修道，进而得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