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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夏季的一天。下班以后，喷漆组的工人们，都聚集到我们木工车间，开始每月一次的评奖。我已经掌握了刘衍水的特点和弱点，我决定要向刘班长发难了。大家伙都坐下了，而我却叼着烟卷，不安地在屋地上来回走动着。刘班长张罗着开会，向我喊道：“你找个地方坐下不行吗？”

   我依然走着，看也不看他：“不爱坐着。”

   刘班长好像是愣了一下，是不是有所察觉？他不再理我，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就掏出他的小本子，念着奖级的分配方案。我听着听着，火就上来了。喷漆组有个叫张禹华的，调色兑漆绝对有独到的功夫，那时候，市直机关的那几台进口小车都点名要她喷漆，人家那是大工匠啊，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腕儿”啊。可是，她的孩子多，每天午休的时候，总是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地回家伺候孩子。所以，喷漆组有几个人专门喜欢向刘班长汇报这些小事。这不，刘班长给了张禹华二等奖，而把一等奖给了他的“线人”“耳目”。刘班长念完了方案，走形式地问了问大家：“大伙看看，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立刻接住他的话茬：“我来说两句。”这是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台词，我给用到这里了。

   我一指张禹华，歪着头，挑衅似地质问：“别人先不说，你凭什么给张师傅二等奖？”

  “她经常回家买菜，干私活。”刘班长舔了口唾沫，翻开了他的小本子。

   我气横横地说：“别看你那个破本了，全是黑账。喷漆的大工匠是谁？那么些工时都是谁挣的？喷漆全是女的，哪个家里没有一大堆事儿？中午休息的时候，人家回家有什么不行的？你敢说你没回家吗？怎么地？你回家就行，别人就不行，这是什么道理？不回家，孩子怎么办？我们评的是干活的奖金，不是什么纪律奖。谁干得好，干得多，就给谁！”

   刘班长下不了台了，他问我：“谁说我回家了？你看见了？”

   “嘿嘿。还用我给你报报账不？会记账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咱们也会。谁的活怎么样，谁偷懒耍滑，不干正事，我全有记录。”

   “你那是黑账！”刘班长的气粗了，急了。

   “黑账？笑话。怎么地？只有你记别人的黑账，不准别人记你的红账吗？”

   “什么是黑账？什么是红账？”

   “哟……，记了这么些年的账，不知道什么是黑账红账？来，我告诉你，实事求是的就是红账；反过来，专门记人家的缺点毛病，撒谎编八的，专等着报复人家的，就是黑账！”我和刘班长面对面站着，互相看着：“我告诉你，刘衍水，以后把你那套初级的小把戏小心眼儿收起来，别跟咱们玩阴的，没有用，不好使！这回，你就得给我改过来。要不改，你试试，我有的是招法对付你！”

   刘班长抓住了这个下台阶的机会：“好吧。我再核计核计。大家伙没什么事了吧，散会吧。”

   当然，后来的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了。

   不久，厂里让我编厂报。其实，采编刻印就是我一个人。我先设计好了版面，开设了几个小栏目；然后，到各车间去采访；写出初稿，厂领导审查过，我再刻钢板，印刷。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脑打印机，就是刻钢板蜡纸。当然，我办的报纸肯定是我的风格喽。因为我敢于披露一些人的丑事，批评落后，褒扬先进，尤其是像张禹华那样的能工巧匠实打实地干活的工人，更是厂报的主角，所以，很多人都主动给我提供素材，有什么话都爱和我唠。

   有一天，门卫老刘师傅悄悄告诉我说，头一天晚上，刘衍水回家的时候，走到守卫室门口，大麻袋掉下来了，摔开了，门卫几个人出去一看，好家伙，全是好木料！刘衍水讪讪地说，经过厂领导批准的。可是，又拿不出批条。大伙心照不宣地笑了，放他走了。

   好啊，你刘班长也被抓现行了。我立刻秉笔直书，写成一篇杂文，放在一个专门讽刺这种现象的《朝天椒》专栏里，立刻刊印出去了。

   厂报一出，群情大哗。刘班长自觉颜面扫地，找到了我。劈面就问：

   “谁告诉你这件事的？”

   看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得意，我说：“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能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的？”

   “你怎么证明这件事是假的？”

   “你……你……你用笔头子杵我。”好像我是欺负他。

   “谁干这样的事，我就杵谁！有能耐你也杵我。”话说到这里，他没词儿了。

   两次交锋，刘衍水没占着便宜，他的心里已经是恨得咬牙切齿了。肯定是处心积虑地找我的毛病。来吧，我最喜欢过挑战性的生活了。嘿嘿。

   没过多久，他自以为找到机会了。

   那一天下午，在我的房间里，徒工小李子让我教他抠拉刨，我就给他讲拉刨的原理及制作的关节点。突然，“咣当”一声，我的房门被人狠狠地推开了。一看，是刘班长。只见他的手里拿着那本考勤簿子，站在门口，对小李子说：

   “小李子，现在你的迟到时间已经够八个小时了，要扣一天的工资了。”

   小李子敢说啥？一个小徒工有多少话语权？小李子低声细气地说：“扣呗。”

   那时候，针对经常迟到现象，我们厂子作了个规定，迟到者累计扣工。够八小时就扣一天工资。可是，小李子是徒工，他的工资叫“学习费”；况且，他的家远在矿区，早晨最晚六点半就要出门，倒两段车才能到厂子。真是相当地不容易。

   我就问刘衍水：“凭什么扣他的钱？”

   “俺们厂子的规定你不知道吗？”刘衍水很是得意。

   “小李子是徒工，你知道不？徒工还没有工资呢。你扣什么？”

   “那也不行。”

   “你知道他家在哪儿住吗？你知道他几点出门吗？沈阳的那些人天天迟到，你为什么不扣？”我们厂子有一些1972年从农村抽回来的沈阳下乡青年，天天早晨坐沈抚通勤列车过来，到厂子固定是八点二十。

   “沈阳的车有点儿，固定是那样啊。”

   “对呀。沈阳的车有点儿，矿区的车没点儿啊。小李子是六点半出门，顶风冒雪的，倒两段车才能到。六点半你干啥呢？你他妈的还搂着你老婆睡觉呢。你扣人家小徒工的钱，还不是工资，你他妈的损不损哪！”

   “给你看看这个考勤簿子。”说着，刘衍水把考勤簿子扔了过来。

   我抓起考勤簿子，“嗖”地撇了出去：“看你妈了个x!”

   这下子，刘衍水的窝囊火彻底着起来了，他回到他的屋里，拎着他的斧子就过来了：“他几点出门你看见了吗？你怎么专门给我过不去？”

   我也拽出了斧子，朝着他大喊道：“你他妈的少跟我来这套！怎么地，世界上的事儿你全看见过吗？原子弹你没看见过吧？你敢说没有吗？跟我玩斧子？你吓唬谁呢？你看看咱的斧子，这叫削铁如泥，都能刮胡子；再看看你的斧子，像驴嘴唇子似的，豆腐都切不开。跟我比什么？你打死我，是一个；我打死你，是一家！来吧，有尿的，我要是怕你，我就不是人！”

   大伙都跑出来了。一看我们俩怒目相向，剑拔弩张，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他们看到我已经彻底撅了刘衍水这根棍，怕我吃亏，就上来拉架。大概是我的气势和据理执争起了作用，刘衍水理屈词穷，气焰也就渐渐地蔫了下去，借坡下驴了。

   不一会儿，厂领导闻讯把我们倆找去了解情况。我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听了我的话，厂领导对刘衍水说：“老刘啊，我怎么说你好呢？怎么一个小徒工你也扣啊？你你你，你不是扯起来了吗？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净给我添乱。”刘衍水闷着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着老旱烟。我呢，当然是心花怒放了。我知道这一回呀，刘衍水是彻底地败了，再也没有精神头蹦跶了。

   以后，我离开了木匠房子，去后院的大修班修理各种汽柴油车去了；后来，我上了大学；又后来，我当了公司职工学校老师；再后来，考入了新闻单位，当上了新闻记者，彻底告别了这个使我快乐过、伤心过的运输公司。

   当我再一次回到厂子的时候，刘衍水已经去修轮胎了，也离开了木匠房子。他看见我，好像已经忘却了从前的仇恨，摆出尽释前嫌宽宏大度的样子，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着，说：“俺们木匠房子真是出了人才了。呵呵呵。”

   他知道，在我的面前再也直不起腰了，惹不起我了。我接着他的话茬说；“这是刘班长教育的结果啊。”我根本不信他对我的印象能好起来。

   又过了几个月，我又一次回到厂子，却听到了他的死讯：干活的时候，被轮胎钢圈崩了，回家休息。有一天，他突然迷糊了，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脑出血，没救了。唉，才五十多岁啊。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头莫名其妙地涌上了一层复杂的悲哀。

                  200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