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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恩师郑友群先生

                             古愚

       郁达夫在纪念亡友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死去的人总是好人，好人留下的稿子总是好作品。这话，同样也可以用在恩师郑友群先生身上。不过，这里我要谈的主要是郑老先生其人，而不是他的作品。

       郑老先生1937年生，自幼爱好文学，年方弱冠，便在辽沈文坛崭露头脚：在《处女地》上发表诗歌《登仙人台》，在《沈阳日报》上发表小说《一封保价信》。时值1957年，因为那场无情的政治风暴而遭难，被错划为右派，沉沦社会底层二十余年，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时年四十二岁。

       郑老先生熬过漫长的冬夜，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心情格外激动，工作起来也就十分卖力，如痴如狂。先是恢复教师工作，在一所中学任教，一年后调入区文化馆，任创编部负责人，创办《新花》杂志，辅导青年文学爱好者。不久，又喜结良缘，一年后得子。郑老先生脸上的阴霾，从此消散净尽，现出青年时代才有的灿烂阳光。

       郑老先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培养文学青年上，却耽误了自己的创作，以至于在有生之年，未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尽管如此，郑老先生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数十篇小说、散文。万恶的金钱作祟，郑老先生连一本集子都未能出。

       好多文友跟我谈起过，郑老先生四十二岁重见天日起，一年教师工作不算，在文化馆工作十七年，计有四个时期：轰轰烈烈的主编《新花》时期，热热闹闹的整理民间文学时期，其乐融融的编辑春联时期，发挥余热的编辑《苏家屯区报.文艺副刊》时期。

       创办编辑《新花》时期，郑老先生常常邀请杨大群、解明、徐光荣、姚莹等辽沈文坛名家，利用业余时间，到文化馆讲学，辅导文学青年。那时人心尚古，不用甩大盘子，塞红包，一人四两水煮饺，别空着肚子回去而已。郑老先生每念及此，眉宇间不觉舒展开来，好不开心！

     那时的文学青年，对郑老先生也分外尊重，虚心求教。也因郑老先生的援引，他们能与辽沈大地众多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建立广泛的联系，亦师亦友，而迅速成长起来。李先国、谭延强、齐杰、邝余雅、田守斌、李玉宝、靳玉波等人，都是那时候涌现出来的佼佼者，谭延强后来出了一部诗选，郑老师在病中写了一篇六千余字的介绍性文章。可以说，郑老先生是八十年代苏家屯区文学创作的扶犁人，功不可没。

       收集整理民间文学时期，郑老先生已年近半百，和同行几年间风尘仆仆，奔走于苏家屯区各乡镇村屯，最后汇编成两大册《苏家屯民间文学资料本》，影响波及到海外华语世界。正因为如此，郑老先生列名于《沈阳民间文艺家小传》一书。

       编辑春联时期，郑老先生也十分投入，几年后，与张克明共同编辑了《沈阳新楹联选》一书。苏家屯区成为沈阳市楹联创作基地，郑老先生付出辛勤的汗水。

       遗憾的是，我与郑老先生相见恨晚，相识于最后一个时期，即区报编辑时期。

        那时，文学正处于萧条期，好多文人纷纷下海经商，好多文学刊物也不得不停办。凝聚郑老先生多年心血，作为区文化馆内部文学刊物的《新花》，自然厄运难逃。一时间，郑老先生变得沉默了，打掉门牙和血吞，一任眼泪在心里流。好在没有多久，《苏家屯区报》诞生了，由于德高望重，区报文艺副刊编辑一职，很自然落到了郑老先生的名下。于是，区内的文学爱好者，又有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

        此时的郑老先生，表面上看心静如水，不复有当年的热情了。但骨子里未变丝毫，对于向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仍一如既往，耐心辅导，文学青年每有一点进步，郑老先生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如今，已成为小说家的郭少梅、万胜等人，也都是由区报文艺副刊起步，步入文学殿堂的。

       就我本人而言，追随郑老先生十年，也可以说受益匪浅。自幼酷爱文学，但直到年届而立的1991年，我才开始发表作品。起点不高，最初的文字都刊登在《沈阳矿工报》上。1993年3月，读到创刊不久的《苏家屯区报》，见到“文艺副刊”载有旧体诗，觉得自己十年前的习作并不逊色，便挑出若干首抄好，寄给副刊编辑郑友群先生。几天后，竟意想不到地收到回信，郑老先生说我旧体诗写得不错，已择出二首，不日发表。

       半年内，郑老先生又相继编发了我寄去的十几篇散文，并来信说想见见我。于是，那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在他的工作单位——区文化馆，我第一次见到恩师郑友群先生。

        郑老先生五十五六岁，一脸沧桑，满头银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正如上文所说，郑老先生风华正茂之年，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 … …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天下午，我们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告辞，郑老先生一直送我到大门口。

        以后，我便常常到区文化馆，有时也去郑老先生的家里，向他请教。郑老先生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热情地接待我，耐心细致地帮我看稿、改稿、定稿。

       几年后，我的散文和旧体诗比较成熟了，郑老先生便鼓励我向市级以上报刊投稿，并向几家编辑部推荐我的稿件。《凡人生活》、《怕逛书店》、《残碑》、《老齐下乡到我家》等散文先后在省级报刊上发表，又有几十首旧体诗在《沈阳晚报》、《初中生学习指导》、《辽海诗词》、《老同志之友》等报纸杂志上刊出。所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恩师郑老先生的心血。

        郑老先生知道我爱喝酒，又比较懒散，长时间没见到我寄送稿件或发表作品，便焦急万分地发一封短信敦促我：“少饮杜康，多写文章!”

        年过花甲，郑老先生退休了。虽然仍编《区报》副刊，却整日里闷闷不乐，直到几年后离开编辑部。可能是青年时期打击沉重的缘故吧，郑老先生积郁了太多的苦闷，便都发泄在酒里。虽然平日里郑老先生常跟我说“少饮杜康，多写文章”，但他老人家自己近几年却嗜酒如命，这是谁也不能劝，谁也劝不了的。因此，我与郑老先生的交往，也日渐减少了。我怕的是，见面就喝酒，不喝郑老先生又大生其气，阴沉着脸，一连几日都不开晴。

       2003年8月底，女儿考入沈阳市三十中学，我从二十里远近的矿生活区，把家搬到苏家屯。第二天上午，便去看望郑老先生，其子郑煜在家，告诉我郑老先生病了，被他送到乡下叔叔家。小他十几岁的贤惠的老伴，又得了脑血栓，住进了医院，怪难为郑煜的。后来，又通了几次电话，郑老先生为我搬到区里而高兴：“往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乍到区里，送孩子上学，卖房，租房，买房，忙得我焦头烂额。直到10月初，总算松了一口气，才与郑老先生通了电话，可是，郑老先生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恩师郑友群先生，已于9月6日凌晨，同徐迟老人弃世的方式一样，跳楼自尽了。郑老先生，你为何选择那样的方式，走得那样早呢？你怎么那样狠心，丢下患病的师母和可爱的儿子呢？你的弟子还想多读几篇你的作品呢？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泪如雨下 … …

        我见郑老先生最后一面，是在半年前的春三月，是在郑老先生的家里。那次是到区里办事，本想不打扰郑老先生了，但一想，已有半年多没见面了，一年来区里几回？不去不对劲儿。结果可想而知，我无法脱身，中午多喝了些酒，让郑老先生挂念，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知道我平安到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这让我很不好意思。

      如今，恩师郑老先生不幸离开人世，已经七年多了。作为业余作者，我在创作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迄今为止，已在全国近五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四百篇，其中数十篇入选各种作品集，郑老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