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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学

秦池

一、引言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四川重庆万州（著名诗人何其芳、张永枚的故乡）人，黄冈群艺写作协会会员，英山理工中专教师。十年前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然后跟随丈夫来到英山。论知识、才学、阅历，皆可谓浅，来到你们一中，坐在这里，算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了。

这个会本来没我的份儿，承蒙刘老师错爱，硬将我从书斋里拽出来凑趟热闹。说是热闹，这里未免有了夸张的意思。因为和其它娱乐，如电影、电视、打牌、下棋、搓麻酱等相比，文学实在显得很冷清，很寒碜，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话来形容，便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他的美学著作里赋予文学于所有艺术中以最独特地位，但他老人家绝没料到过文学现在面临的尴尬。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的十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在报刊上一露面，便在“读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读者”纷纷扬言，这些作品他们连名字都没见过，怎么就突然被提到领奖台上了呢？言下之意，这些作品缺乏吸引读者的魅力，完全是某些权威的炒作，不能称之为好作品，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就这件节外生枝的事，我不由思索起来：也许茅盾文学奖的确有欠公平公正，但经过专家评审筛选出来的作品大部分应该还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那么这到底是文学的悲哀呢，还是读者的悲哀呢？

就我个人的眼光来看，当代文学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总体成就目前已经超过了五四以来的任何时代，可是目前它所拥有的读者却是最少的。不过在七八十年代，它曾经走过辉煌的里程，如王蒙的《春之声》、《僵硬的稀粥》、《活动变人形》，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夜》，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人生》，郑义的《远村》《老井》，贾平凹的《山洼洼的人家》等，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诗歌届则涌现了令无数读者仰慕的舒婷、北岛、顾城等。九十年代它仍旧势头强劲，出现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和学者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涌现了诗人汪国真。英山作家刘醒龙也就在这一时期成名，他的名作有《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最终在2000年，高行健以其代表作《灵山》获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学的最高峰。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就不再受人关注了。请问在座诸位，你们中有谁知道你们英山作家姜天民、熊召政、刘醒龙的？要知道其中一位熊召政的作品《张居正》还于今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

种种迹象表明，文学正在没落。

因为文学界不景气，文学界内部便不断自我骚动，什么美女文学啦，什么武侠文学啦，并把金庸扶上文学大师的宝座，称他为巨擘，闹得原本不自信的金庸也真的悠然以大师自居起来，并在央视自豪地展现了他“光芒四射”的形象。

好作品没有读者去阅读，是悲哀的；读者没有读到好作品，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也是悲哀的。作品与读者分离，两者便成了“虚无的存在主义者”了。也许作品还可以流传下去，被未来世界的人们知晓。但作品不被现世的人们知晓、推崇，这究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现在连一些闻名遐迩的作家（如池莉）都不由感叹寂寞。这寂寞不是来自他们周围的世界，而是来自读者群体的冷寞的反应。

然而也不能全怪我们的读者，他们实在太忙：少年人忙于读课本，青年人忙于恋爱、工作，中年人忙于工作、抚养子女，老年人忙于养生、带孙子孙女。至于闲时，他们大多选择轻松的娱乐方式，如看看电视、电影，打打牌，下下棋，上上电脑（玩玩游戏，聊聊天），要么到茶楼、咖啡屋坐坐……很少有人想到读几本书。连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生存状态也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书被迫退居到边缘地带，文学自然也不能幸免。

其实不管哪个时代，认真读书思考的都必定是少数。但是在过去那些时代里，相对来说，文学的影响是最为广泛的，因为它比之于戏曲、戏剧、音乐、绘画，有无可比拟的便捷的传播途径，手持一本书便可获得无穷的丰富世界。电影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击败文学。可是一当电视出现，人们的视觉便被它长时间吸引住了，它成了人们娱乐世界的主角。不可否认，比之于文学，电视有它更形象更易被接受的特点（因为形象大于思维），观赏起来比读书还方便，可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使人在眼花缭乱之余无暇思考。电视太求新太求异，每天都在不断变换花样，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分析都是浅尝辄止，哪怕是“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之类的节目，使人放弃了思想跟着它转悠，结果欣赏它的人们却成了被牵着走的“奴隶”。它使人生活消极、散漫、怠惰，精神浅薄、钝滞、麻木、愚昧，热闹的背后却是丧失对世界的发言权。读书则不完全是这样：很多空间需要你去填补，很多问题需要你去不断思索，很多情感需要你去体验……它可以培养你对某一领域的真正的兴趣，辅助或激励你去完成重大的创造。

时下看电视是人们消遣的主流，然而却不时髦了，青少年们（当然包括你们）已热衷于玩电脑了。电脑的出现本是件好事，它在娱乐与知识信息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然不少青少年却只耽于娱乐，忙于游戏和聊天，几乎很少利用网络去获取知识信息，更不用说利用网络去浏览文学作品了。

我们处于一个文学正在没落的时期。文学不再成为公众观注的焦点，它已退居到了边缘地带。

可是我仍固执地抓住这位没落“贵族”的手不放，愿意和它一同毁灭。

说是“毁灭”，这又言过了。其实文学是不可能毁灭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仍旧主要用语言交流，语言艺术依旧会存在，文学艺术也就不灭。

我是一个痴人。诞生在一个电视刚刚出现并迅速普及的时代。有一段时间，在书籍与电视之间我徘徊不定，不知把业余时间用来看书好还是看电视好。电视太精彩了，它魅力四射，使我不由为之倾倒。然而理性也在呼唤我，一旦拿起书来，也不忍释卷。后来我在它们之间采取了折衷主义原则：业余以读书为主，电视非精彩不看（平时上学的时候只星期六晚看）。再后来，在精彩的书籍与精彩的电视之间同时选择，我便只选择书籍了，书籍激起我探索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

在所有的书籍中，我最偏爱的莫过于文学了。

文学，她是我生命的根。

二、怎样成为作家

一个人要虔诚地热爱起文学来是有种种原因的。

对于已成为作家或有志于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有不幸的童年，如鲁迅、巴金、曹禺、路遥、高尔基、耿更斯、惠特曼、海明威等。如果童年幸福的话，则往往伴有不幸的成年，例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曹雪芹、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博尔赫斯等。杜甫有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本人之所以坚持要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就在于我童年少年时期的不幸，它成了我想用笔倾诉的原动力。

除了生活的坎坷，作家还必须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便是从小接受文学的熏陶，广读博览，培养丰富的情感，磨砺思想。

只有具备了以上两方面的条件，才有可能去从事文学创作。从某方面来说，文学家比成为科学家更不容易。

至于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三个条件，便是一切致力于创造的人都有必须具备的坚忍不拔、持之以恒、顽强奋斗的意志。
   以上三个条件，是塑造作家的基本要素。每个要素都近乎苛刻。所以我不提倡让许多人都慕求成为作家，那样只会让一些别有才华的人走上歧途。你可以成为文学爱好者，写流利通畅漂亮的文章，却不一定非要成为作家，搞不好会误人终生。所以一个人在选择走什么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有的人，有坎坷的经历，有顽强的意志，却没有饱读博览的学识，没有敏感的心灵。这样的人是无法成为作家的。美国的杰克*伦敦成长为作家是世间的奇迹。他有坎坷曲折的人生阅历，却错过了读书的最佳时间，他的饱读博览是在19岁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完成的，但也必须完成，不然他就成不了一个作家。

当然，成为作家还需讲究学习的方法，如勤动笔，包括勤记勤写。勤记，便是注重观察，把日常的所见所闻依实记下来，如耿更斯。勤写，便是经常写作，使文笔不生疏，久了，自会生巧，下笔如有神。此外，还需敏感的心灵，这种敏感可以是天生，也可以后天培养。

三、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

高尔基给文学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提示了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唯有文学艺术才对人和人类生活作具体的、有机整体性的表现。我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其主旨不在表现山水田园之美，而旨在表现诗人个人的思想情绪，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明月松间照相，清泉石上流”，均以自然界的美好，映衬诗人悠闲自得的虚静的心灵。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中心，始终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富于诗意的人生。

下面就两点来谈谈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

（一）文学创作反映整体的生活

实际上不仅文学反映生活，科学研究（如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也反映生活。但科学研究所反映的生活不是整体的生活，而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却是整体的生活，是现象与本质融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即生活的低级因素和高级因素的和谐统一，直接性和规律性的和谐统一。缺乏创作才能的作家，往往把握不住生活的整体性，他或是抓住了生活的一些表面的枝节，进行琐碎的描写，不能触及生活的本质；或是抽象地抓住了一些关于生活本质的概念，而不能把它溶解于具体的动人的生活画面之中。如写下岗，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平海的《风卷旗》，表现了对弱者的同情，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积极乐观或苦涩的生活态度，对转型期的不幸的人们予以了强烈观注，并试图用解剖刀般的眼光挖掘悲剧的根源：他们的不幸主要是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青少年时代处在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被强制夺去了最好的读书机会。人过中年的时候又适逢改革。而没有多少文化的他们便又一次成为社会革掉的对象，被迫再一次退居生活的边缘。同时小说又暴露出了改革的某些弊端：一些在改革中跃居社会上层的人物是靠投机取巧、奸诈耍猾、结党营私、阿谀逢迎等等手段爬上去的。本人的短篇小说《惊变》，写男主人公不学无术却能在单位里不断得到提拔；而另一个饱学之士因不谙变通连一官半职也没混得，最后他在周围环境的强大压力下产生了变态心理，将对手男主人公庵割了，以发泄对社会压抑人才现象的强烈愤怒。

琼瑶的作品基本上讴歌的都是纯洁的爱情，男女主人公生生死死的爱缠绵悱恻，但却缺少生活的根基，男女主人公彼此的吸引仅仅是相貌性格上的（性格本身也不够鲜明），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在她的小说里，人间烟火只是为了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加点调味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内涵，如果不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不触及生活的本质，就不能写出富有吸引力的爱情剧。琼瑶的爱情小说只能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才生影响，而对成年人来说不过是一时的消遣，难以留下永生不灭的印象。

不过文学内涵的整体性是建立在描绘具体个别的、有限的生活，即生活的一角的基础上的，以个别性（现象与本质的结合体）作为对象。画家从不画水果，他只画这个或那个苹果、梨、桃、柑子等等；作家不描写一般性的人，他只描写张三、李四、王五。他们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水果、人的描写来反映水果、人的一般本质。心理学家恰好相反，他以一般人的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而不以张三、李四、王五的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他在研究过程中也可能涉及张三、李四、王五的心理特征，但那只是为了找材料说明一般人的心理过程。文学虽以个别的东西为其对象，但这个别的东西是以整体为其特征的。这就是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首短诗可能只抒发诗人一瞬间的一点感受，一篇小说可能只写两三个人之间的一点纠葛，但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世界，在那里面闪烁着生活的全部色彩。因为个体总是这样那样反映着整体，个人总是这样那样反映着世界。黑格尔曾说：“世界与个体仿佛是两间内容重复的画廊，其中一间是另外一间的映象；一间里陈设的纯粹是外在现实情况自身的规定性及其轮廓，另一间里则是这同一些东西在有意识个体里的翻译；前者是球面，后者是焦点，焦点自身映现着球面。”黑格尔这个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世界的关系。所以，只要作家深刻地、典型地把握住了个别，就可以反映出整体生活来。由于优秀作家深刻地体会到文学描写人的整体生活的特点，因此，他们笔下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与人的整体生活相联系。如《红楼梦》中写刘姥姥游大观园，她的浓浓的怀着乡俗俚气的滑稽的言行举止引逗得贾府上至贾母、王夫人下至丫环，一个个开怀作笑，但人人的笑姿笑容笑语却各各不同，充分展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

（二）文学创作反映富于特征的生活

在实际生活中，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并不总是统一的，相反，它们之间常常是矛盾的，不统一的。文学创作克服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的路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选取富于特征的生活的描写，以现象反映本质，以个别反映一般，以偶然反映必然，从而达到反映生活的整体性。

“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

哪位作家要是在生活中抓住了富有特征的东西，并加以特征化，那么，哪位作家就可能有重大的艺术发现，就有可能创造出成功的典型来，写出新颖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来。

创作实践表明，一部优秀的作品并不需要许多支撑点。一个或几个真正富有特征的细节、场面、事件，就有可能把它支撑起来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启了当代伤痕文学的先河。一个小流氓和一个“好学生”竟不约而同地把《牛虻》说成是“黄书”，这富有时代特征的细节，就是这篇小说的主要支撑点。这个细节简直就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代留下的变态、畸形、创伤、教训等等。如果把这一发人深省的细节抽去，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就随着变得肤浅了。

孙犁的《荷花淀》由三个细节构成——夫妻话别、共商寻夫、探夫遇险，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觉悟的新型妇女群像，表现了她们坚贞不屈、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写一位当年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一生的六次爱情婚姻的不幸，来折射历史的沧桑，温婉地批判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对人性的扭曲。

文学作品的高度的思想性，就寄寓在作品的富有特征的细节、场景和人物形象中。“特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巴尔扎克语）。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郎台》中所描写的葛郎台省蜡烛、抢梳妆匣、抓十字架等情节，揭露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与自私，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同时，特征的选取和描写，也是文学作品获得新颖、简洁、含蓄、蕴藉、深沉等艺术品格的基本途径，是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基础。如《红楼梦》中所写的黛玉之死，主要写了黛玉焚稿，和其临终之语“宝玉，你好……”，将其爱恨交织、复杂难言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征存在于生活的内在联系中，我们要发现它，决不是走马观花就能奏效的。王充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见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特征就是潜藏在生活最深处的“蛟龙”，我们要发现它，非自己长期扎根于生活的深处，摸清生活的来龙去脉不可。蒋子龙说：“猎奇可以得到故事，却不容易碰到典型。典型是作家的心长期埋在土壤里所得到的结果。”赵树理、浩然这两位现当代作家，为了搞好写作，都曾长期生活在他们们喜欢的农村。

但这并不是说，谁熟悉生活谁就一定可以发现特征。发现特征还有赖于我们的思想透视力。一个眼光敏锐、思想深刻的作家，才能异常警醒地在瞬息万变的生活中捕捉住别人不以为意的富有特征的东西。我们的深刻的思想必须积淀到自己的感觉、知觉里，化为自己的直觉本能。当富于特征的事物从自己身边通过时，他的直觉本能就能像那灵敏的电子测试装置，立刻发出信号，立刻伸出钳子般的“手”。果戈理和其他人一起听了那个小公务员丢失新买的猎枪的故事，为什么其他人都有无反应，只有果戈理低下头来深思？看来是果戈理的直觉本能里所积淀的思想比别人深刻，所以他有一种直感，一下子就从这个不起眼的故事里捕捉到了特征，发现了不寻常的东西，后来写成了《小公员之死》。

四、结尾
 

同学们，今晚和你们相聚，将成为我永生的回忆。你们的到来，使我激动不已，使我肆意放言，对文学说了不少痴话，但有关文学的话题还远没有穷尽。如果我的这番话能够唤起大家对文学的喜爱，那么我将不甚欣慰之至。再见吧，朋友们，愿我们因文学而成为共同的不可分离的朋友吧！

2004年5月12日凌晨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