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李泽厚 六经 六艺

 

      “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六经”原来是古圣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理天下时由一代代史官记录下来的“政绩”与治理理念，后来由孔子整理而成六部儒家经典，即《诗经》、《尚书》、《乐经》、《礼记》、《周易》、《春秋》-----这就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时在“六艺”（实指“六经”）之下加上“孔子之术”的原因。后来《乐经》毁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合称“四书五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儒生学子的必读书目。而李泽厚先生指出的“应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语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奴，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原来这是周代贵族子弟所要学习的六科技能，这些技艺萌芽于夏代，经商代，至周代而逐步完善。------既然儒家经典“六经”是指思想范畴的学问，六艺是指技能范畴的学问，那么董仲舒为何要混淆二者呢？查阅《春秋繁露义证》得知：“董不云‘六经’而云六学，盖不用经名，且《乐经》已亡失也。”------原来他是考虑到《乐经》的亡失，用“六经”称谓儒家经典已名不副实。另据《史记·儒林列传》叙言记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司马迁在这里使用了“经艺”术语，值得注意，他透露了汉朝变“经”为“艺”、变“学”为“术”这一实用理性的学术倾向。------这应该是董仲舒用六艺代称六经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终上所述，李泽厚先生认为六艺应该是“礼、乐、射、御、书、数”的概念阐述本身确是不错的，而且他认为“六艺是整个生活范畴的训练，六经只能培养文弱书生”这一观念也是真知灼见，恰恰与当年汉朝变“经”为“艺”、变“学”为“术”这一实用理性的学术倾向不谋而合，但他在纠正马一浮先生中可能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混淆与偏差------可能他没有想到汉朝早就用“六艺”来代称“六经”了吧？带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再去审视李泽厚先生的原文，却兀然如遭当头棒喝：原来李先生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当然，汉代就说六艺即六经，还有五经博士的设置”------咳，绕了半天圈子，自以为有了新的发现，却让大师的一句话而给终结了。

 

         区区天资鲁钝，每每用“野狐禅”读书法自学一通，这次偶有发现，妄想大师头上着粪，却遭当头棒喝，当即茅塞顿开，明心见性。------此中曲折，饶有趣味，特录示之以博大伙一笑。

 

 

 

       附录一：本文所涉三位学者简介（摘自百度）

 

       李泽厚：世界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李泽厚作品(14张)。这套文集由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李泽厚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有“八十年代青年一代的精神领袖”之美誉。其名著《美的历程》一书多年来畅销不衰，曾入选为中国三十年来最有影响的三百本书。

      余英时：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不久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享本年度大奖，余英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

     马一浮：中国近代一代儒宗。（ 1882--1967年），浙江绍兴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号湛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1年与马君武等合办《翻译世界》。1903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撰《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学德文。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回过，赞同孫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

 

      附录二：国学小常识之“四书·五经·六艺·六义”（摘自百度）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庄子》一书首先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 其中《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因此在汉朝，以此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

     六艺：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礼：礼节（即今德育）
     乐：音乐
     射：射箭技术（锻链体格，品格修养）
     御：驾驭马车的技术
     书：书法（即今文学）
     数：算法（即今数学）

     另外，《诗经》中的“六义”，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风、雅、颂与赋、比、兴被统称为《诗经》的“六义”，成为《诗经》最具代表性的六个特点。“风雅”和“比兴”更成为《诗经》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代称。
     风，即国风，是各地的民歌，诗经中共有十五国风。 常见的篇目如《关雎》、《蒹葭》、《氓》、《七月》等。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多数为公卿贵族所做，一般看作“正声”。 常见的篇目如《采薇》、《鹿鸣》、《江汉》、《思齐》（前两篇属小雅，后两篇属大雅）等。
     颂，即祭祀和颂圣的乐曲，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常见的篇目如《我将》、《有客》、《玄鸟》等。
     赋，“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比喻，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
     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用其他东西引出要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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