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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蠡舷歌】散文28、 韦国柱的传奇人生路
文章来源:鄱滨歌者        访问量:1683        作者:彭年祥        发布:鄱滨歌者        首发时间:2016-01-31 10:31:05
关键词:中国诗赋网
编语:
28、  模范----囚犯----法官
——韦国柱的传奇人生路
1955年夏天,上海市公安局表彰的几个治安模范的照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其中就有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高中学生韦国柱。在此之前,《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报道过他与父亲划清界线,检举父亲反革命历史的消息。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还在市府大礼堂作过报告。
屈指算来,这位曾经轰动上海滩的新闻人物,如今也该两鬓飞霜,年逾花甲了。他现在在哪里?四十五个春秋寒暑,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一)大义灭亲 ,好汉不提当年勇
新正伊始,恰逢全球华人共庆千禧龙年春节之际,我在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人民法院宿舍楼东502室韦国柱的家里采访了他。
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百余平米的住房,宽敞的楼梯和式样统一的标准防盗门显出与众不同的气派。“新年新居双美满,家业事业两兴隆”的门联是我一年前书赠恭贺他乔迁之喜的。客厅墙上挂着四轴条屏两幅中堂,简朴典雅的装饰与主人的仪表气质十分协调,其中由庐山书画院著名书法家吴光才书赠的“冲澹闲洁韵高致静”八个大字尤显端庄凝重;九江市委副书记严晴瑞所书七绝则挥洒自如,“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的诗句更仿佛主人人生谶语。
问起他昔日沪上大义灭亲的往事,韦国柱颇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感慨。经我再三要求,他才从房里拿出一本作家哈华签名相赠的特写集《她志在凌云》,让我拿回家慢慢看;书中倒数第二篇《困难的选择》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韦国柱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的感人事迹。由于当年那些剪报在文革动乱中被造反派没收毁于一旦,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特写集,便成了他保存自己早期史料的“孤本”。
原来韦国柱的祖父外祖父都是从事洋服(西装)设计剪裁的旅日归侨。因为祖母是日本人,出生在日本九岁才随祖父归国的父亲韦智明(又名韦达)便不但取了个“小驹义男”的日本名字,而且早就认识一些日本宪兵和官员。“8。13”上海沦陷后,父亲更是神气活现地身穿日本军装,腰挂武士佩剑,经常出入日本宪兵司令部。生母吴翠香却因此寒心切齿,气病交加,竟撇下年幼的韦国柱与胞弟国梁饮恨而逝。不思悔改的父亲在日寇投降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先后当起了“甲长”和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大队大队长”。解放后父亲隐瞒反革命历史,在上棉八厂做翻译期间仍与暗藏的敌特往来并企图潜逃香港。韦国柱目睹这一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学校团委副书记吴兴唐与班主任杨国英的鼓励下,终于挺身而出,检举了反革命父亲。韦国柱因此被评为治安模范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5年春季,父亲因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河南信阳农场劳改半年后潜逃在外,韦国柱又把父亲寄回的两封求援信交给了街道派出所。然后如同本文开篇所述,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与无私无畏的大义灭亲壮举,使他一度成为轰动上海滩的新闻人物。
(二)身陷囹圄 ,人生路上两受挫
青年韦国柱出污泥而不染的事例虽然证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纯属偏见,但他当年大义灭亲的感人壮举却并未为后来的人生之路带来什么幸运。相反地,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发扬的禀性——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心直口快倒使他屡遭坎坷,一言难尽。父亲一去不返杳如黄鹤,胞弟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大概也是他对往事讳莫如深的原因吧。
1956年秋季,二十岁的韦国柱胸怀报国壮志,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林学系造林专业,并担任602班班主席。这是一所由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改建的军垦大学,每个系(相当于营)都有一个政治协理员(党支书)。韦国柱因为思想进步,表现优秀,入学未满一年就被内定为入党对象;如果后来不出岔子,他定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已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不识时务的韦国柱却冒失地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一是学校党委尤其是团委工作要加强,二是政治协理员要深入了解学员情况,三是“大鸣大放”要真正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这些诤言忠告被定性为“右派言论”;韦国柱先被“留团察看”,后被开除团籍学籍遣返上海,继而“对口分配”到江西国营蚕桑综合场,使他从此与这块红土地上的农垦企业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人生路上初受挫虽然打击不小,但血气方刚的韦国柱并未因此消沉颓丧,他在蚕桑场与恒湖垦殖场长期体力劳动之余,先后做过文书、统计、出纳、保管、教师和技术员等工作。正当他兢兢业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竭力报效人民的时候,厄运却伴随着共和国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
1965年秋季,韦国柱收到印尼人苏杰理的明信片;苏杰理是他父亲的朋友,解放前曾在荷兰驻沪领事馆工作。韦国柱在给他的回信中表示愿代其处理沪上未尽事宜,但须由对方提供所需费用;这三封信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截获,并认定为“向敌特机关挂钩,请示工作,要求任务,支援经济”,将韦国柱“交群众就地监督改造”。他不服处理并找上海市公安局有关人员据理力争无功而返,“文革”初期又为“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说话;造反派旧事重提,终于“揪出”了他这个反革命子女加“准右派”。
1966年11月,新建县人民法院逮捕韦国柱入狱,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其罪名除了“与敌特机关挂钩搭线”外,还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受到从宽处理后仍想搞反革命组织,大肆宣扬反革命活动,并吹捧**分子邓*吴*廖*等人,罪行被揭露后畏罪潜逃上海市并到有关部门无理取闹”。
限于篇幅,韦国柱在成新农场的十年劳改经历我在此难以赘述。但对比之下人们不免疑惑:其父效力日蒋是货真价实的敌特,而他忠心报国担子虚乌有的罪名,所判刑期却倍于父,定罪科刑彼宽此严何其相距乃尔!
(三)不惑重生, 男儿未坠青云志
韦国柱二十岁上大学,因受到错误处分半途而废;三十岁蒙冤入狱,却一天不少整整劳改了十年。也许是巧合吧,这十年刚好与文革动乱同始终。
韦国柱对他的十年铁窗生活轻描淡写,却深情感激管教干警对他的关心与保护。言外之意是,要是没有劳改队那堵大墙,可能他早就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了。服刑之初他也做过自杀的傻事,是一位同监难友写在草纸上的“高瞻远瞩”四个大字唤醒了他那因绝望而麻木的心灵。后来他一直负责狱中板报的编写工作,中队长大队长都很赏识他的宣传才干。十年劳改不仅丰富了他的阅历,强健了他的体魄,磨练了他的意志,更深刻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观照。总而言之,特殊年代的人间炼狱简直成了他躲灾避难的世外桃源;如此不同凡响的感受与回味,不正像小时候挨过打骂的儿女,长大后对父母当年恨铁不成钢苦心的理解与体谅么?
十年刑满释放之日,正当韦国柱四十岁生辰之时。步入不惑之年他真的不再迷惘,“四人帮”垮台更坚定了他对历史公正的信念。经过三年艰难而执着的申诉,他终于为自己平反了十年冤狱。1979年8月15日,新建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以“缺乏证据”与“定罪科刑不当”为由,“撤销本院(66)新刑字第20号判决,对申诉人韦国柱宣告无罪”;同年1月,新疆八一农学院党委组织部落实政策办公室也为他改正了错划,撤销了处分。
重获新生的韦国柱以空前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与学习,他要把人生路上两度重挫耽误的宝贵时间弥补回来。重返恒湖垦殖场,他除继续从事出纳、保管、统计和技术员等工作,还先后担任过工会干事、供销情报科副科长等职;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垦殖场抗洪救灾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并于1983年6月经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批准加入直属江西支部,1985年11月当选民进江西省“一大”代表,1987年当选民进南昌市综合支部委员和新建县政协委员。
四十年的人生坎坷使韦国柱深感法律与科技的重要,只有掌握这两大武器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报效国家。因此他于1985年9月参加了省政法干校、省专利局、省科技干部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法律顾问人才培训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与新建县新闻工作者协会,并被《工人日报》、《信息日报》、《江西农垦报》与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聘为特约记者或通讯员。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1980年7月才结婚;爱人姚社玲当时是恒湖垦殖场的一名普通职工,年龄刚好比他小20岁。如果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那末正是姚社玲无私无畏的爱情之火与无微不至的关怀之光,温暖了韦国柱创伤深重的心灵并照亮了他后半生再度辉煌的创业之路。眼下他家里有19岁的儿子、14岁的女儿和88岁的岳父,姚社玲为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辛苦操劳了20年。面对如此淳朴宽厚独具远见的妻子,我们难道不该肃然起敬么?
                       (四)位卑忧国, 甘苦得失终无悔
1987年初,江西省共青垦殖场组建法庭,当年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陈家楼想起了韦国柱。因为他在1955年9月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发出“组织垦荒队”的倡议时,韦国柱也曾踊跃报名响应,不过后来批准的98名队员中没有韦国柱。走过33年曲折的人生之旅后,韦国柱终于和陈家楼殊途同归,由恒湖垦殖场调入德安县人民法院驻共青法庭任助理审判员,1990年10月转为审判员,1995年5月任共青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并胜任法官工作,年过半百的韦国柱在1989年1月获得经济师职称后,又于1991年9月至1994年7月参加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1996年3月退休后,他仍旧孜孜不倦地钻研有关业务专著,不断充实与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并申报了四级高级法官职称。
从调入共青法庭之日起,韦国柱就一直东奔西跑不辞辛劳,为共青垦殖场这家昔日名闻遐迩如今举步维艰的企业排忧解难;八年中主办经济纠纷案件数百起,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因此在1989---1991年先后四次分别受到中共德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县法院与共青垦殖场的表彰奖励,并被特邀为德安县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
退休后的韦国柱一方面不忘本职发挥余热,竭诚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热心民进会务工作,积极为当地中共党组织建言献策。1996年12月民进共青城支部成立,他当选为首届支部主任,不但以兼任企业法律顾问之便为支部两度开辟活动场所,而且主动资助活动经费数千元。因为他主持的支部活动有声有色,先后有民进中央雷洁琼、许嘉璐、张怀西、邓伟志、陈舜礼等五位正副主席光临共青城指导支部工作并给予热情鼓励;他本人也于1997年光荣当选民进江西省“四大”代表,1998年荣获省优秀民进会员称号;支部设立的社会服务部安排了三名待业青年,开展法律咨询、科技情报等项服务,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与当地群众的好评。
年过花甲的韦国柱既然未改青年时期养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耿直性格,挫折坎坷尚未完全磨平的棱角锋芒就难免时有显露并给他招来麻烦。但他往往能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县政协不再特邀他为委员,他就执笔办起了《社情通报》;他反映南昌、九江的地摊书店有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非法政治性出版物(此情况曾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并作亲笔批示),却受到下面个别负责人“越级上告造成被动”的无理非难;甚至在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共青城时,担心他“告御状”的单位领导居然派人跟了他一整天。悲愤之余,韦国柱将自己的苦衷写进了又一份《社情通报》,并且不再借用支部的名义;为表明心迹,他自己拟的标题是《生做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虽然后来采纳笔者建议改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甘苦得失寸心知》,但其忠肝义胆赤子之心,已于此中昭然若揭矣!              
(本文经吴涛修改后曾刊于2000年第7期《心桥》与第10期《民主》杂志并获第六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通讯类二等奖,此处仍用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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