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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与打工是有很大区别的。老板与打工者的文明程度决定着一种整体的氛围。插指算来，那应该是93年的时候，我在村里的吕志强家，打了差不多一年的工。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

吕老板的家业是他袓上传下来的，他爹还年轻的时候，他也才十八岁的时候就给他娶了一房白白嫩嫩的媳妇。儿子十八岁就娶上媳妇，归根到底还不是因为家境好。祖上留下来的一座四合院，院子都比别人家大几倍。不到十九岁李老板就当上了爹，二十岁的时候，又再次地当上了爹。如今这李老板才三十挂零，两个儿子都已经是三少了。他媳妇王兰英早已脱了家娘的贫相，连嘴里呼出的都是一股财大的粗气。村子里的人别看平时忙忙碌碌，也不过是局限在自己那几亩薄田里。种田有风险，都盼着年景好，可是蔬菜粮食丰收的时候，卖的价钱却能贱出屎来。满地的大白菜，个个瓷实的拳头都砸不动，人游动在寒风逼人的地里，弯着腰，边拧白菜边给主顾剥个净光。最后给人递着烟，说着好话，以不足五分钱一斤的价格成交，或以二分钱一斤换成煤。做农民可真是可怜。收了冬菜，人们一般就猫了冬，过起清淡的日子。村里出了一个吕志强，就没有一个不说是有本事的。仗着祖上的基础，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在大田里干粗活的，头脑又活泛，走南闯北地就做起了生意，在家办起了工厂。方圆几十里的村子，只有这一家办实业的地方，它立刻成了一个最抢手的饽饽，人们挤破头也要钻到这里来，挣几个钱。

93年这一年，由于我突然辍学在家，在我无法适应这个空虚的转换期后，终于说服了父亲，来到吕志强家去打工。父亲被说服的原因是，离吕志强家近，不用出村，不用早出晚归的上下班，几乎就在眼皮子底下，挣钱多少都不是大事，在父亲看来，一个青春少女的女儿，不宜走远，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最好。

吕志强还是很会调剂的，夏天的时候他做番茄酱，地里种着望不到边的西红柿。西红柿成熟的季节，院子里便堆了山一样的红丘。夏季雨水大，那山一样的红丘是遮盖不过来的，盖不着的地方就任雨水的敲打浸泡，眼见那肥胖的蛆虫使劲儿的往洞眼儿里钻，有来不及钻到洞里去的便反了白，泡得肥粗横尸在地上，让人看了做呕。吕志强家的西屋就是车间，车间里雇着两个南方人，老大叫福州，老二叫福建。福州表面老实憨厚少言，实际上干的坏事最多。福州常恨恨地骂，奶奶的，奶奶的，吃去吧。让人仿佛看到了那些能吃到番茄酱的富人们，他们所不为人知的秘密，那美味番茄酱，这些农村老百姓只知道它们叫西红柿的，并不知道它们还可以用来做酱的，也从来不晓得它们叫做番茄的，或者说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洋词“番茄酱”原来就是用再普通不过的西红柿做的。福州说恨话的时候，人们似乎和他一同看到了那些富人们添进嘴里的是混合着这夏天的雨水，还有福州唆使吕志强两个儿子往西红柿上撒尿的尿水，滚在上面的泥斑，还有那肥胖的蛆虫。哈哈，美味番茄酱就是这样做出来的。福州骂“奶奶”的时候，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是在骂那些能吃上蕃茄酱的富人，其实他在心里是骂老板娘王兰英的。吕志强家雇的人是不少，可大都是像我这样肩不能扛的柔弱女子，上白班钟点工的，又和家长们相熟，自是不能太过份。福州和福建哥俩据说是吕志强走南闯北的时候在劳务市场招来的，招来做他家仅有的壮劳力。收完最后一茬西红柿，地里全部盖成蘑菇棚，垒基，支架，棚膜，搭苫，都靠福州和福建两双粗糙的大手。晚上还要加班做酱。恨得到不是终日的干体力活，而是王兰英一日三餐都是蒸玉米大饼子，菜是不炒的，福州轧瓶盖的时候磞了瓶的酱，仔细擦擦玻璃碴，就拿饼子占着吃，吃的满嘴是血的样子。福建长的白净，嘴也好使，一说话就带笑，他的南方口音一出口，就惹的王兰英笑骂。福建就说，好嫂子，能蒸点白的么？玉米饼子吃的俺胃都酸。王兰英就骂他，什么是白的，哈哈，你能说上来什么是白的，将来你媳妇的奶是白的，到时候你可着劲儿的吃，腻死你。王兰英使劲拿指头戳着福建的额头，边看着坐在院外这几十个青春年少的媳妇和少女，然后发出几声浪不溜丢的笑声。

起了秋风，臭椿树的叶子开始变得黄了，那些干枯的，打了旋儿纷纷落下来。吕志强家的院子好大呀，前院里福州和福建两个南蛮正热火朝天的做酱。后院我们这帮新招来女工就开始剥栗子了。做完最后一拨酱，就做枣栗子子罐头了。一条条挖好的沙沟，准备冬藏剥不完的栗子。沟旁是翻上来的新沙，晨雾一打，湿漉漉的。听说这栗子都是从承德新拉的，今年那边的栗子收成好，几乎没有带虫眼的，个个粒大饱满。生活在小地方的人，真是见识短浅。拿我来说吧，我就有生第一次知道“蕃茄酱”，第一次见栗子，第一次见到金针菇，第一次知道“枣栗子”罐头，第一次知道“卫生筷子”…..这么多的第一，都是从到了吕志强家才知道的。吕志强家的院子工厂，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在这个浓缩的“社会”里，给我上着社交的一课又一课。

一些矜持的，腼腆的女孩子，就只管埋头剥自己手里的栗子。自是有一些和王兰英打成一片的，那些来的早，早已混熟了，也跟着福建一起叫嫂子的小媳妇们，也就搀和进来，不让王兰英的话茬给断了。扭着脖子朝福建说，福建，到时候你再可着劲儿吃啊。哈哈哈哈。见这边有人搭腔，王兰英呵呵笑着，扭着肥硕的屁股，来到女人堆里。摞两块砖头，在我们身旁坐了下来。那些媳妇们就纷纷朝两边挪身，给王兰英肥硕的屁股多腾点地方。

剥栗子的工具是自制的，找一根两寸长的铁钉，把尖端那一头拿锤头砸成薄片，砸得要发了白，发了亮，才算好使，比刮胡子的蓝及列刀片还要锋利。另一头一层层地缠上布条，减少对手的摩擦。那些做姑娘的自是不搭话，唯有一个叫小红儿的，和我还是本家，叫我姑姑的，竟也不知好歹的跟着王兰英狂笑，到时候你使劲儿吃，哈哈哈哈。小红儿这一冒出来，王兰英用眼向两边瞥一瞥，停了几秒，心照不宣地和小媳妇们一起笑起了小红儿。小红儿上学时就菜，小学没上完就来吕志强家打工了，早就没了女孩样儿，人是没长开的样子，思想也是六成熟，自是大伙的谈资笑料。在别人笑的过程中，小红儿哎呀一声，一股鲜血就顺着指缝流了下来。王兰英鄙视地说，不好好剥栗子，一个闺女家，你凑什么热闹，该！小红儿也不理会，捏了脚下一撮细土面，摁在了血口子上。小红儿开始左右挪动起屁股，怎么坐也不舒服的样子。王兰英一点没有长者的尊相，她说，你裤裆长虱子了吧。她的笑总是坏，如被栗虫钻裂的粟子。小红儿却不耻的说，现在是上边也流血，下边也流血呀。我坐着难受。人们从小红儿的话里已悟出了是她来了月经。垫三块砖头坐有点高，时间长了膀子疼，垫两块砖头有点低，还得变换着伸开腿，现在小红儿不方便把腿伸开的，所以她才左右挪动。那一定是你用的纸糙，不过这样也好，磨着点你腿裆里长不了扉子。王兰英就这样也坐在人群中剥栗子，表面看似是和工人打成一片，实际是在做监工，新手容易把栗仁挑破，剥出的栗仁总是缺一块少一块的，王兰英总会不停的干预修正。再一个就是监视着，防止人们往口袋里装栗子。既然是入口的东西，是挡不住人们吃的，王兰英总有上厕所的时候，总有给福州两兄弟做饭的时候。那时候人们就捡最大颗的栗仁往嘴里送。承德远道而来的栗子也不过就是一股生红薯的味儿。偷回家煮到饭锅里，倒是格外的香甜。

用这种锋利的工具剥那坚硬的栗壳，是不能有一点分心的。将一只硬栗完整的剥下来最快要用四下，把栗子平拿在左手，平的一面朝上，右手将刀尖捅进它的蒂部，然后左右各来一刀，再插到背面去，用力一撑，一只完整的栗仁就出来了。后来剥栗子就开始称重了，称重的原因是以后要以重量来计件儿，二是用来防止人们往家偷粟子。王兰英总是挑一个每天剥的最多的那个人，用她创下的记录做标准，剥一斤粟子两块钱，比如一个人一天最多剥了五斤，那么最高的工人一天也就挣十块钱，一个月就挣三百块钱。工人们的熟练程度在提高，王兰英的脸就变得像给福州他们蒸的玉米饼子那样黄，后来又像还在遥远的梦庄的福建媳妇的奶一样白。晚上下班前，王兰英拿一只杆称，边称重边在本上记账。第二天，便又出了新规，剥一斤栗子一块八。王兰英很精明，她即不能一下子降的太低，她得照顾像我这样的一批新手，我肿胀的右手食指一天下来已是血泡连连了，新手不会使巧劲，这种原始的手工劳动没有高招，只能是熟能生巧，等血泡结了夹，变成死皮，磨成硬茧就算练出来了。可就是我一天下来把手磨烂了，脖子也酸痛万分，两眼冒金星，看东西都是重影，一天也剥不来三斤达标的栗仁。这使我刚鼓起的信心和努力，只过了一夜就化为了泡影，一直也没熬到我挣到五块钱那一天。那些干活麻利的小媳妇们，低着头，嘴上依旧和王兰英说笑，栗子皮雪片似的在手下翻飞，工钱越低，她们干得越是起劲儿，她们心里也有一个保本的底线，一天挣的钱不能低于某个数。可她们不知道，王兰英也是有底线的，就是她每天出的工钱，不能让人们挣到某个数，她永远都不会看你给她剥了多少粟子，只看她记录的每天要发你多少工钱。这是一种悲惨的较量。

福州再骂“奶奶”的时候，工人们也早就起了恨。虽然自己这一份栗子是称好的，我们不能动它，背不住王兰英有转身的时候，那些熟练的手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沙坑旁边的大堆上偷抓栗子，来王兰英家干活的工人们，大多穿两件外套，外面外套的口袋瘪瘪的，里面衣服的大口袋却是鼓鼓的。西阳西下，工人们揉着酸痛的肩，扭着僵硬的脖子，再拍了身上的栗皮和土，摇摆着回家去。村子上空炊烟袅袅，家家户户飘荡着煮栗子的清香。

福州和福建最终受不了玉米饼子的煎熬，还是离开了。据说福建在临走前将王兰英堵在了厕所里，他喘着粗气说，嫂子……我想看看你的白。吕志强长年在外，都说在外边养着小的。不过也不亏他王兰英的，家里给她准备着两个呢。工人都这样传。王兰英说，嫂子改天给你蒸白米饭，不走了吧。白米饭和王兰英的白最终还是没有留住福州和福建两兄弟。从此王兰英的脸色越来越暗淡了。终日扭着肥硕的臀，懒散的不像个样子。

吕志强这次回来，在村南另租了场地，说要办卫生筷子厂。我们自然又转到了筷子厂去。做筷子比剥栗子、种蘑菇又复杂了许多，车间里摆着好多机器，解木头的声音震耳欲聋。都是从东北购进的白桦树，上面长着不同于杨柳的斑纹，很是好看，在吕志强的工厂，认识了我清寡的头脑库存以外的好多物种，真开眼界。

我们照样干不了别的，只能做成品筷子的最后一道工序，给筷子头处卷上白纸。一百根筷子算一捆，一箱筷子装十捆。在被验收合格以后，还得自己将箱打好包装。我一天最好的记录是挣了七块钱，包了两千多双筷子。包装车间里杂乱无章，工厂规模的扩大，招进了四里八乡的工人。外村的带了干粮，就着凉水，吃完了接着干活。本村的中午可以回家吃饭。吃完饭我得小跑着回来，计件儿工资是有动力的。我包了半片的筷子就放在墙角，工人们自已找空地，来晚了就没有地方了。我来到我的箱子旁，刚坐下来，小红儿就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屋。只见她越来越惊慌的脸，接着有些哭腔的喊，谁偷了我的筷子，谁偷了我的筷子啊？我明明走的时候放在这里的呀。她指着中间的一块空地说。我回想着，我刚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只有几个外村的女子，回家的人我来的算早的。由于小红儿和我是本家，我便站起来帮她一起找，我让她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放错了地方，自己包的有什么特点，大部分人还没有来，东西还都摆在这儿呢，正好可以检验一下。谁还会为了一箱筷子，两块三块的，做这种事情，更何况你还是没包完的一箱，还值不了两块钱。就这样边说边帮她找，吃饭回来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地进了屋，进了屋也就坐到了自己的筷子旁，开始了自己的劳动。无人真心关注小红儿是否真的丢了筷子。见她的筷子实在是找不着，我也就走到自己的箱子处，准备干自己的活。小红儿一下子被凉在了中间，无所事事。她突然变成一只无缝下蛆的蝇，竟飞到我的身边来，指着我的箱子，叫嚣着，这是我的筷子！你的就是我的筷子！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小红儿会来这么一手。众目睽睽之下，我有口难辩。我自认为聪明，以我的才智难道还能败在一个小毛孩子手里，更何况我又没偷她的筷子啊。我虽生气，还依然镇定的说，没关系，咱可以让大伙看看，咱俩当着大伙的面同时包，谁的手法也不一样，看你包的纸和我现在箱子里的一样，还是我包的和这箱子里的一样。包就包，小红儿也不示弱，我俩就这样站到中央比试着。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我是正手卷，她是反手卷，她包出来的筷子头和我箱子里的纹路正是相反的。大家看的也没趣，真正站出来主持公道的人也没有，如果真有人肯站出来主持公道，一定会得罪那个真正将小红儿的筷子据为已有的那个人。我也相信小红儿一定丢了筷子，但那偷筷子的人一定不是我。我们共同恨的人是王兰英，并不是我们自己。空气有点僵，小红儿又气又急，狠抓着我的箱子不放。在那种无法讲清理的环境下，赢的总是更彪悍的一方。可我最终还是松了手，跑出屋子，一路上流泪。又边走边想，我为什么要松给她，这不明白着让人相信是我偷了她的筷子吗？我真悔恨自己的举动。晚饭也没吃，我告诉母亲，明天我不去上班了。母亲听了缘由，非要去找她的家长去，任我怎样拉也拉不住。小红儿的奶奶一个劲儿的给我母亲陪着不是，也就是我那远房的堂大娘说，小红儿又彪又二，她也就欺负她姑姑（指我），不敢惹别人，让她姑姑别跟她一般见识。上次她父母打架，她出去找拉架的，见了人说，你们快去看看吧，换增（她父亲）又打花子（她母亲）啦。你瞧瞧，这是一个女儿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正常人说的话吗，提着自己父母的名子这样叫的。母亲回来给我学这些事，无非是想让我更加确认是小红儿的不正常，让我别真生了气，气坏了身体不值。这件事总归成了我的心结，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气愤不已。我堂妹英子最爱打抱不平，恨地她两手握拳，说哪天我要是在道儿上挤住小红儿，看我不狠狠地揍她一顿，给我姐报仇！

我带着心结离开了另我伤心的地方，想去寻找另一方文明的净土。几年后我回家探亲，堂妹英子第一时间来找我，她的样子分明是恨不得要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翻，高兴的溢于言表。英子说，姐，告诉你个天大的喜讯，小红儿死了。我却瞪着眼睛呆在那里，问怎么回事。我们那里浇地得占井，数月天旱，人们疯了似的抢井，小红儿的父亲好容易才占上的井，天却下起了大雨。她父亲说，这下不着急浇了，小红儿却不依，逼着她父亲冒雨也要去浇地，说你傻呀，好容易才占上的井啊。父亲也犟，你个小毛孩子还想管我，这么大的雨浇个屁地。父亲叨着烟，戴个草帽就去串门去了。回来小红儿就喝了农药。一个好端端的人说没就没了。我在心里虽说对小红儿有过节，从那件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她，但对她的死还是非常的惋惜，怎么会是这么烈的一个性子，要是当初知道她是这样一个人，就真的不该生那么大的气，好好的把那箱筷子直接送给她。

多少年我都忘不了小红儿的事，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积淀下来，留在永远的记忆里，还会常常想起来，其实都是对这个人的再次纪念。努力的想忘掉一个人，其实是又把他在脑子里想了一遍。我离开农村很多年了，但吕志强家那个浓缩的小社会里发生的一幕幕是无法抹去的。在城市的大社会里，有太多像王兰英一样的人，也有太多小红儿一样的人，更有太多的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