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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慢！我还有一桩沉甸甸的心事，我要重访南京，寻回失落40载的曾经蒙垢的纯真。

　　1956年4月，我从广州被物色选招飞行员入伍，辗转进南京军械技术学校学习。我当时似乎已算不得一个道地的山东人，岭南的美景、主人的厚谊渐渐抚平了我满蓄离愁别绪的心扉；但对家乡的怀念，偶而从心海深处浮上心头，撩起我绵绵的乡思——其实这正是促使我下决心北归的原因之一；而一旦到了南京，在别人看来，我却是"广东佬"无疑，甚至连广东同去的战友也将我视为同乡了。每到周末，我们便用"家乡话"相约到新街口粤味饭店不无铺张地吃蛇汤和白鸡，听广东粤剧，真地是"直把杭州当汴州"了。

　　我们排大体由广东学员和江苏学员两部分人组成。因风物人情和志趣习惯上的隔阂，时常有些小磨擦，作为副排长，我不得不以山东人的居中身分亮相，进行公正的调解，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专职排长因病住院，我们排的工作、学习却有条不紊，非常出色，成为全营的标兵和楷模。自1956年4月始一年间，我8次受奖，曾被评为二等积极分子。然而在整风反右开始之后，我却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攻击。一些人抓住我是章伯钧的学生、曾经与章有过私人交往这一点，逼我交代与章伯钧的关系，硬说我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在政治上有野心。在那种极左思潮中，哪里还能理出一点儿头绪？后来便稀里糊涂地把我划"右派"了事。虽然连营首长心中深感惋惜，但也回天乏力，在作了一番努力试图留我在部队而终未成功之后，我最终被遣送返乡，开始了我二十余年的苦难生活。

　　我不后悔，宛若受惩罚被扔进海里的鱼一样，因祸得福，我得以回归故里。我是农民的儿子，尽管经受了太多的误解和委曲，到底还是获得了多数好心人的理解，在我受批斗之后，乡亲们劝慰我："莫管那么多＿＿坏人不斗自臭，好人斗一千回也臭不了。"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我的错划问题得以改正，恢复了政治自由，重新开始工作。我用实际行动向社会昭示了我的忠贞和价值，受到社会的欢迎和关怀。我从南京含着委屈的泪走下了应该属于我的那一方舞台，而今复出后应该告诉还牵挂着我的昔日的领导和朋友们。记得落实政策之后，在南京任职的几位领导和战友，曾和泪寄信祝贺，蔡俊彪同志还诚恳地向我道歉，说在运动中曾伤害过我，迄今负疚尚多。但其实那是历史的误会和悲剧，是不应该由哪一个人去承担责任的。如今，去到南京正应该与大家促膝畅叙，倾吐衷肠，放眼前方，走好已经不太长的后一段路。

　　我决定乘汽车去南京。历史是值得回味的，回顾历史教人成熟和清醒，它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世事沧桑、人生浮沉带给社会的启悟和深思。老友相会，话题将海阔天空，当年苏军专家组长保尔.登科的训示，虽说严肃但不无武断，我抨击过；当年学校对外国留学生似乎优待有加，难免过分，我非议过；当年生搬硬套苏军模式，未免刻板，我怀疑过。运动一来，这些都成为我反党的证明。我们还要回忆课堂上电影教学的兴趣，如战场一般的操场上的摸爬滚打，砀山炮场的实弹射击以及与王树声将军的对话......

　　谁料，天不作美，到南京时浓云密布，气压骤降，一场暴雨似乎在所难免，好不容易住进旅馆，还没来得及打听出访路线，大雨便瓢泼似地倾倒下来。我站在窗前，向中山陵方位望去，虽说只有几里，却只是一片模糊。夜里，雨停了一阵，我眺望南京全城的轮廓，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写意画；遥望南部雨花台下的学校方位，似乎有几盏灯火，分外明亮，仿佛向我眨眼，给我以致意问候哩！

　　第二天，雨依然下个不停。也许那是历史积存胸间已久的泪水，尽情地冲刷着朋友们心中的块垒？南京啊，燕子矶畔的涛声，秦淮河上的呜咽，玄武湖上的鼓乐，夫子庙旁的弦索，汇成风雨敲窗的激烈节奏，击打着我的心钟；值此之时，站在胜棋楼上，观赏莫愁湖的十里荷花，将是一种何等的心境呢？

　　我不能再停留了，我的学生正掐指计数着我的归期，我决计登车北归了。怅怅地，惘然地却又是果断地在艰难中拥挤进火车里，带着遗憾，离开了我曾经不敢说起，而今又日思夜想且置身其间的南京。

　　火车在行进，驮着沉重，带着呼啸，挟着风雷碾一路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