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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资源，因主人对社会对文化的特殊影响，让历史记住主人的同时，也记住了它。名人远去了，名人的魂魄却因故居这一遗物的长存而长存。林州市五龙镇石阵村“小毡帽”和他家的大宅院，便是林州这样一张颇具特色的金色名片。

小毡帽刘际昌，字春熙，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曾出任山西省汾州知府，其父刘震峰曾经做过候补知府。父子虽出身名门，但做人低调，在家乡身穿布衣，常头戴一顶毡帽，因此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毡帽”和“小毡帽”。大宅院的主要建筑大多是他们在世时修建的。

明清时期，不少晋商、豫商发展成为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阶层，而不是单纯经商。这时候的刘家靠自家的努力，置办田地、造纸经商，在彰德、卫辉及山东菏泽、济南等府做贸易。在人口繁衍和经商发展的同时，又自办私塾，培养子弟，开始步入了读书入仕的道路，渐渐成为“以商贾兴，以官宦显”的林州一大望族。很明显，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与深化，实质上是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分不开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文化和专业技术，就业的机会就多一些。

清朝咸丰年间的刘家已是“商者逐利湖海”、“士者经史传家”。家族中读书入仕、受封各种官爵显者出过26位太学生，5位廪贡生，6位举人，1名知府，4位知县，3位州同，1位内阁中书。

大宅院是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建的。占地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现存古色古香的民居房屋260余间。一个套一个的四合院三座，即西院、中院和东院，每套院落从前到后分为前院、中院（客厅）、后院（楼院），东侧花园的建筑已多坍塌毁坏。南北、东西皆9门相照，风格与格局各具特色。

东院和中院的结构相似，房屋由南向北依此为门庭、过厅（垂花门）、东西厢房、上房（后罩房）和高耸的楼房（后罩楼）。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东院的5间3层堂楼（也有人称其为绣楼），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7米，基石至屋脊高18米，五脊六兽，别具一格。二层前面有5个小窗，后面有三个小窗，三层正面为敞开式，后有三个八角窗。大宅院把历史溶解于四合院，营造了韵味悠长的古居意境。虽经200多年风雨却依然挺立，激发着人们深深的思古幽情。

大宅院建筑材料有木构、石砌、砖雕等，灰砖蓝瓦，青阶丹楹，色彩或艳丽或肃穆。墙体磨砖对缝，工艺考究。辅之于木雕、柱饰、砖雕、石兽等细部装饰，更增加了宅门的严肃魅力。各级厢房、正房等组成的四合院外观因宅而异，高度、形制、细部各不相同，错落有致。四合院在山花、脊兽等细节的塑造也独具特色，灰色的墙面为细部的背景和衬托。小巧的垂花门楼和它前面配置的三联式抱鼓石垂带、围栏等，构成了一幅有趣的庭院图景。正院中，堂屋南向是正房，房屋的开间（面阔）、进深都较大，台基较高，多为长辈居住，东西开间进深较小，台基也较矮，常为晚辈居住。围绕一个规整的院落构成整个四合院的核心空间。

大宅院里面的街道（马道）、小巷或夹道全是直的，横向为正东西，纵向是正南北。无论是西院、中院，还是东院，三套四合院大小不等，却一律为方正端庄的四合院式。每个四合院均采取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等一整套的汉族传统建筑布局章法。其间不同等级、不同用途的建筑空间定位于组合，首先遵从的是宗法礼制秩序。以家族观念为纽带的宗法礼制长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之一。清朝提倡大家族，褒奖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完全继承了明朝盛行的大家族礼制。尊祖敬宗、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等、内外有差等，这些封建大家庭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礼制规范，不但是“修身”、“齐家”必须贯彻的，同时也成了家宅建设所遵循的准则。很多在外地经商或做官的人，一旦有钱有势有名之后，总要不惜巨资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豪宅，以实现夙愿。什么夙愿？是不忘水源木本，落叶归根，以光宗耀祖、炫耀门庭的夙愿。

当人们来到石阵村里的小毡帽家大宅院，会感到它在林州现存的同类古民居大院中的文化品位是出类拔萃的。无论院落与建筑的等级形制及艺术水平，内外装饰的内容、手法与风格等，还是整体环境形象与气势的塑造，均表现为官宦之家的建筑风貌与气质——官气、文气多于商气。在富丽中不但见质朴，而且含有一些书卷之气。中国古代民居建筑，主人的参与意识十分重要，常常是“三方匠师，七分主人”（也就是俗话说的“拙匠人，巧主家”）。

大宅院的东北山坡居高临下，堪称是一片理想的宅基宝地。一是朝向好，合乎“负阴抱阳”的选址原则，即背阴可阻挡北风，向阳能使阳光照射充足。二是保证这片宅居用地“高牟近旱而水用足”（《管子》），就是说既无水灾之患，又不担心生活用水缺少，将传统的久住艺术与传统的“风水理论”相结合，布局独特，文化内涵丰富。三是居高可以望远，周围的群山，夏天层峦叠翠，冬天银装素裹，一幅幅自然山水画，尽入眼底。大院的建筑环境融在大自然广阔的美景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