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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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诗人阿红是“上园派”的老大哥

文章来源：原创        访问量：889        作者：纪有志        发布：纪有志        首发时间：2015-08-15 20:41:40

                                                       第十二章    诗人阿红是“上园派”的老大哥

                                                                                                                   纪有志
 
     新时期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三个理论群落“传统派”、“崛起派”和“上园派”.。.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理论群落之一,是继“传统派”、“崛起派”之后形成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诗学流派。      
       “传统派”对诗歌艺术新变的反对(至少是质疑)不利于新诗艺术的发展,但它对传统艺术经验的重视值得关注;“崛起派”对西方艺术经验的重视对于打破封闭、僵化的艺术观念不可或缺,但它对传统艺术经验的忽略、对西方艺术经验的过分倚重,也可能带来新诗脱离中国文化与现实的弊端。
      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派”和“崛起派”之间的讨论。这场讨论在1984年初基本结束之后,迫切需要一些评论家对其进行反思,进一步探讨新诗艺术的基本规律,在两个群体之间架设一道沟通、融合的“桥梁”。“上园派”诗论家就肩负起了这一使命。这其实也是代表国家文学意志和主流意识的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主办的《诗刊》所期待的诗学格局。
        “上园派”的出现首先是和《诗刊》举行的两次诗歌活动有关。根据朱先树的记载,1984年4月8日至28日,诗刊社在北京举办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参加会议的有孙克恒、袁忠岳、叶橹、竹亦青、吕进、陈良运、杨光治、余之、朱子庆,一共9人,地点在西直门外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上园饭店。1985年12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了第2届全国新诗(诗集)评奖的读书班,地点仍在上园饭店。上一次读书写作会中除孙克恒(已故)、竹亦青(已故)、余之3人外,其他人都参加了,此外还有阿红、蒋维扬、古远清、陈绍伟、黄邦君、刘强参加。大家除了读诗评诗外,也交换了对诗坛争论的一些看法。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几个诗歌观念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家认为,应该在诗坛上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后来被称为“上园派”的诗论群落。
       在半个多月相处和相互交谈中,大家对于当前诗歌的看法,渐渐有了共识。这就是后来形成上园派的思想基础。…吕进、朱先树、阿红、杨光治、叶橹、朱子庆和袁忠岳7人共同商量,认为在诗坛互相对立的“崛起”与反“崛起”之外,应该有另外一种声音,。
      1989年6月4日阿红在《胡兴评“上园”》（见《阿红日记》124页）一文中回忆：
      [上园]结合也颇偶然。
       85年冬，《诗刊》受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新诗评奖委员会委托，邀集一些搞
       诗论的，于北京上园饭店举行初评。
       一晚，朱先树到我房间，说几位朋友觉得诗观切近，拟结成一个诗理论家群
       体，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共七人，如胡文说的“是阿红、朱先
       树、袁盅岳、叶橹、杨光治、朱子庆还有本书的编者吕进”。
       当时就说，[上园]是诗观的基本认同，不是一个组织。
        此后，再也不曾相聚，甚至通信也了了。
       1987年，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召开座谈会。只先树、忠岳和我去了，与吕
       进相会。当时好些诗论家说他们也是[上园]观点。
       几年来，[上园]编出两本书，一是吕进编的《上园谈诗》，一是朱先树编的
      《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在编的还有一本诗歌美学辞典。
      最初在报刊上披露[上园]的是光治。他在广州《当代文学报》发表的文章里提到 。此后，评论[上园]诗观的有诗论家古远清，再就是胡兴。我见到这两篇。二位对[上园]都是肯定的。
        “上园派”的旗号是1986年在《华夏诗报》上正式亮出来的。袁忠岳回忆说:“后来,朱子庆到广州参加《华夏诗报》的编辑工作,就在该刊总第9期上刊发了其中5个人的文章,加了编者按,简介了‘上园派’的来历,。这算是一次公开的集体亮相。”
        “上园派”诗学主张的集中展示是在吕进编选的《上园谈诗》一书中,该书1986年初编出初稿,1986年8月定稿,1987年9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主体部分包括四个板块:“上园笔会”收入杨光治、袁忠岳、叶橹、朱先树、阿红、朱子庆、吕进的论文9篇;“上园诗评”收入研究该群体所认同的诗人的评论文章8篇,这些诗人包括傅天琳、刘湛秋、李钢、张学梦、叶延滨、杨牧、周涛、章德益,论文作者中的吕进、阿红、叶橹、袁忠岳、朱先树属于“上园派”,而张志民、周政保则可称为该群体的“同路人”;“上园诗论”收入7位学者的诗学研究论文、通信等12篇;“上园诗话”收录阿红、朱子庆、杨光治的短篇诗论(诗话)20则;另有“附录”4篇,介绍阿红、袁忠岳、叶橹、杨光治4人在诗歌创作尤其是诗学研究方面的成绩。
       《上园谈诗》刚好入选者是七位，所以吕进在后记里写道：“七弦琴的七根琴弦奏出自己的乐音，彼此既不会雷同，也不能相互取代，然而，它们又和谐于同一旋律里。”
       吕进在《上园谈诗》的后记-----《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卷末语》中，介绍这七朋友。吕进写道：
      现在，请允许我依照入集的七位朋友的居住地区从北到南地对他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东北的阿红50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大学，著有《漫谈诗技巧》、《探索诗歌
      的奥秘》、《诗歌技巧新探》和《漫谈当代诗歌技巧》。最近又与人合著《诗歌
      创作咨询手册》。北京的朱先树长于对诗坛作长景式观照。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著有《追寻诗人的脚步》，编有《中国当代优秀短诗赏析》和《假如你要作
　　个诗人》，后者是重庆出版社近年畅销书之一。山东的袁忠岳和江苏的叶橹都在
　　大学年代就显露出理论才华，而又都曾被１９５７年那股“奇异的风”卷到荒谟的
　　远方。袁忠岳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叶橹以敏锐的诗美感受力著称，他们现在都
　　在大学执教，后者的《艾青作品欣赏》即将出书。杨光治和朱子庆则在南国的花
　　城。杨光治文思迅捷，快人快语，是《野诗谈趣》一书的著者。作为诗歌编辑，
　　他对诗坛状况的把握是敏锐的，朱子庆算是七人中的“小字辈”了。他１９８２年
　　从中山大学毕业，是《诗刊》优秀评论奖的得主。吕进在重庆工作。
   吕进(1939-)，四川成都人。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现为西南大学教授和该校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一得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新诗文体学》(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吕进诗论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主编《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新诗三百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吕进在《上园谈诗》的后记-----《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卷末语》中，介绍了几位“上园派”诗评家学术特点后，并专门论述了上园派的学术品格：求实意识、创新意识、多元意识和开放意识。阿红是上园派主要诗论家之一，他的诗论学术品格与上园派的学术品格相一致的。
       诗人阿红的求实意识。
       吕进在《上园谈诗》的后记-----《变革，为了新诗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卷末语》中写道：“诗学面临的对象是最丰富的非常规世界，最不具备实体性的流动世界，它是现实世界的幻影，它是良知的馨香。用非诗规范要求诗，用非诗人规范要求诗人，用全民族诗歌的使命衡评每一首具体作品，或者，用对时髦的潮流的追赶去代替对诗的认真审视，都会使诗学丧失求实气质。”新诗研究中的求实意识，就是要用诗的眼光，诗的独特规律去审视诗与诗人、诗歌现象，不是盲目追赶时髦、追赶热潮。阿红也以十分形象的方式说出这样的观点：“有七分好就说七分好，那不是捧；强说十分好，那就是捧。有三分差就说三分差，那不是贬；强说成一无是处，就是贬。”（阿红《探索诗的奥秘》第187页）阿红说：“评诗集，重要的是从诗集本身的概括出艺术特点，并加以论析；最好别用别人的诗集做自己观点的注脚。”（阿红《探索诗的奥秘》第186页）
       诗人阿红的创新意识。‘当代诗评家的素质首先不因循守旧，有变革的勇气与智慧’（吕进《上园谈诗》的后记-），阿红是一位颇有创造性的诗评家，他十分注重在新诗研究上的创新。他的诗论注重诗的内部规律的探讨，并借助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等领域的有关观念；但也不忽略对诗的外部规律的研究，他的诗论涉及到诗人的修养、诗与时代、诗与民族等范畴，但就是在进行外部研究的时候，他也注重对多学科的参照，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这就使他的诗论显得丰满，具有新的理论发现，
       阿红的诗论主要是以当代中国新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他的诗论中，对新现象的关注特别多，甚至对一些尚未定型，但已露出一定特点的新现象，他也予以热情关注，这自然增加了诗论的新鲜内涵。
       诗人阿红的多元意识。吕进认为“多流派，多学派的竞争与共同发展有利于新诗艺术的进步与繁荣。反过来说，诗坛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吕进《上园谈诗》的后记）阿红多次谈到对诗的多元化的看法。他认为多元是必然的：“在民主开放的氛围里，诗世界不可能不多元。诗人的艺术参照系是多元的；诗人的审美意识是多元的；诗人的艺术追求是多元的；诗不多元，才怪呢！”（《当代诗歌大趋势》第1页）阿红在新诗研究中也体现多元意识。他有自己的诗学主张，但不唯我独尊，没有霸权意识，对于任何一种诗歌追求，他都进行求实的分析与评价。在阿红的诗论中他所涉及的流派，创作追求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不人为贬谁或扬谁，而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其本质，好处说好，劣处说劣，为其在当代诗坛上的位置定位。他肯定当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也认为当代现代主义有其合理性。对于阿红，评价诗歌的优劣的标准是诗的艺术规律；评价某些诗潮的优劣标准是看这些诗潮及其作品是否对新诗发展有着正面的拓展或推动。
       阿红在新诗研究中的多元意识实在坚持新诗的艺术规律前提下的多元意识。他认为，每一个“元”的诗，都应该具有中华味和当代味。他主张，中国的当代诗歌，无论是怎样的艺术追求，都应该“举着人生，走进社会；举着当代，走进未来；举着中华，走进世界”（《当代诗歌大趋势》第6页）这些主张都是符合新诗的发展规律的，也是阿红在新诗研究中的多元意识赖以坚持的核心。
       诗人阿红的开放意识。开放，是现代艺术发展的总体态势，中国新诗发展也是这样。
当国门打开之后各种艺术思潮不断涌进来，对这些思潮，不能视而不见，每一种思潮的产生与发展，都会有其发展的合理性，以此作为参照并吸收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为我所用，是可以推动新诗发展的。因此，阿红认为，“在多元诗世界
，最好别采取封闭政策”。（《当代诗歌大趋势》第5页）“中国诗歌要发展，必然要不断地从世界诗歌吸收营养。没必要拒绝，没必要排斥。”（《当代诗歌大趋势》第18页）
      在新诗的研究中，阿红十分注意以开放的眼光打量诗坛，以开放的意识关注诗歌的发展。他注意从传统诗学中吸取诗论营养，也善于从当代丰富的诗歌现象中总结和概括新诗发展带有规律性的因素，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新诗发展的态势，也使他的诗论具有当代性。
他关注外国诗歌的发展，更注重对外国诗学主张的吸收，使他的诗论中不断有新的诗学主张，新的表达方式，新的研究方法出现。
      开放是为了借鉴别人优秀的艺术经验和诗学观点。因此，在开放的过程中有一个“化”的工夫，化古为今，化外为中。上园派所坚持的是稳健的开放，是“化古化欧”，是利用外国的艺术经验促成中国诗歌传统的现代化，是以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为核心促成外国艺术的本土化，最终使新诗成为现代的中国的新诗，使中国新诗研究建构起现代的中国的诗学体系。阿红在新诗研究中的开放意识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不守旧，也不偏激，而是于多元参照之中，建构具有中华特点的当代新诗理论。可以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正是阿红诗论得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个性的重要原因。    
      《诗刊》,它始终代表着诗坛上最主要的、引领主流的声音,“上园派”的诗论家不仅每个人都在《诗刊》上发表论文,张扬自己的诗学主张,而且吕进、阿红还在1988年应邀为《诗刊》评刊,总结诗歌现象,引导诗坛观念,每期选择《诗刊》上的优秀作品或体现出来的某些诗歌现象进行“背对背”的评论,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出来,最终体现出较为一致的诗学主张。吕进说:“被诗界誉为‘国刊’的《诗刊》,在1988年出了一个新招:辟《每期漫评》专栏,由我和阿红搞半年的评刊。阿红在东北,我在四川,一北一南,互不通信息,每接到一期《诗刊》,就各自写一篇评论寄往北京,在同期刊出。四川太远,因此,为了不误期,我每次都是用特快专递将文稿邮出的。”这些文章大有把握诗坛方向、引导诗歌创作的味道。
      截止到1991年10月,“上园派”的7位诗论家就有5位在《花城诗歌论丛》中出版了著作,包括阿红《探索诗的奥秘》、杨光治《诗艺?诗美?诗魂》、袁忠岳《缪斯之恋》、吕进《新诗文体学》、朱先树《诗歌的流派、创作和发展》。
      杨光治是评论家,也是出版家,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为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对上园派诗歌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
      进入90年代,“上园派”核心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朱子庆很少参与“上园派”活动,专门谈诗的文章不是很多;阿红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退休以后撰写的文章越来越少;叶橹逐渐转移到对“先锋派”的关注上;袁忠岳、杨光治、朱先树等也先后退休。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完成了与"传统派"与"崛起派"相抗衡的使命，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园派"不再有任何活动，其名词和"崛起派"一样走进了历史。
       第一次在专著中对“上园派”进行评介的是黄子健、佘德银、周晓风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新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所谓稳健派代表了企图超越崛起派和传统派各自偏颇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方向。在新时期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中,这一派稍微后起,但人数更多,实力较强,是前两派均所不及的。其中包括诸多诗人和诗论家如沙鸥、公刘、牛汉、刘湛秋、杨匡汉、陈良运、吕进、阿红、杨光治、朱先树、袁忠岳、叶橹、朱子庆等。后七人还因合作出版了《上园谈诗》,明显呈现出“一个学派的整体印象”,被称为“上园诗派”,是稳健派的中坚。该派诗歌理论批评的突出特点是力求平稳,力避片面。“求实、创新、多元”则大体反映了这一派诗论的基本风貌。”
       不过,作为“上园派”基地的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还在,作为这个研究机构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吕进一直引导着这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方向;可以称为“上园派”“盟主”且编辑出版过《上园谈诗》的吕进还活跃在诗学研究领域,他的多种著述和针对诗坛现状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仍然受到诗歌界的关注
       2004年9月,吕进、骆寒超等人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提出“新诗二次革命”主张,这实际上是对“上园派”诗学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升华和延续。
       “上园派”在推动新诗发展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忘记的，“上园派”的影响是深远的 。。
       吕进是上园派的理论家及上园派”“盟主，朱先树是上园派的组织者”，诗人阿红年长是“上园派”的老大哥，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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