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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理，可不是要说小有理由的理儿，而是一个人的小名，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他个头不高，短发，长脸，黑瘦，远处乍看，仿佛鲁迅的样子似的。

    他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敌人。我们虽然来往频繁，但他却给我起了个“虱兜”的绰号，严重损害了我的光辉形象。说开来，也不能全怪他，那时候，我家里的确养了许多寄生的东西，一种叫臭虫，红色，行动快，常隐藏在床的周围，另一种叫虱子，白色，吸足血后，肚红，体明显增大，常潜伏在内衣缝中和人体毛发里。说我家里寄生的多，多成什么样子？晚上灭灯后，好似总能听到臭虫们行军的步伐声。很清楚记得，一天阳光特好，父亲把被褥都翻出去暴晒，把一床床的铺席也都掂了出去。当父亲把苇席立着往阳光下的空地上狠劲磕时，成百上千的臭虫们一下子溃不成军，四处乱窜，地上密密麻麻像撒了一大把红色的芝麻。我正要上前用大脚去消灭之，母亲养的一群小鸡飞快地跑了过来，很快，臭虫们无影无踪了。这个场景是在自己院里，家丑没外扬，但在学校里也常常出丑：有次上课，我把书包打开，拿出书、文具盒摆在桌上后，发现一匹硕大的臭虫已经从我的书包中溜出来，快速越过“境界线”向同桌女生的衣袖爬去。还好，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手指一下子将其摁毙了。然而，这个小动作却被旁边的小理给瞧见了。从此，“虱兜”的美誉就渐渐传了开去。

    同学们不敢当面直呼我这个“雅号”，因为，我不但是班长，而且拳头还特别硬。我从五岁就开始跟着五伯父练拳，什么梅花拳、少林拳、洪拳、查拳；什么单刀、双刀、长刀、短刀；什么枪呀、棍呀、九节鞭呀，样样都能耍；每天早练黎明，晚练三更，打沙袋，踢树桩，浑身有使不完的蛮力气；从小学到中学，同龄人中尚未遇到过较强的对手。

    当我知道“雅号”的来源时，既羞愧，又气愤，心想，一定要找到小理的软肋，羞辱羞辱他。

    小理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其家住在离我家数百米远的市委家属院里。我去过几回，那里很美，房前屋后都种有花呀草呀，院里还有许多让小孩子们馋嘴的柿子、枣、核桃、李子树------尤其诱人的是长长的葡萄架上那一串又一串的紫色的葡萄。我家六口人睡在一间草房屋里，而小理子一个人就拥有一间漂亮的红砖到顶的瓦房。房间内，小床铺得整齐且干净，床头柜上有个小台灯，台灯下放着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靠墙一溜书柜，书柜架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小小的书桌上有一个镜框，镜框里是鲁迅的一张横眉冷对的肖像。真不知为何，他这样有修养的人，竟会给人起绰号。他家生活条件好，一时还真难找到对其不利的地方。一天，终于让我逮到了报复的机会。那一天，小理子也许吃的豆类食品过多，上体育课跑四百米，他竟一步一个响屁，响了一溜又一溜，一堂课到头了，他的屁还响个不停。从此，“屁兜”这个王冠，小理就幸运地戴上了。

     我是班长，小理什么也不是，但班主任和各科老师都非常喜爱他。他的数理化总是不及格，而文史地理和外语却总能得高分。尤其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读。的确，他的作文与众不同，很优雅；字体绢秀，跟字帖似的。他偏科，偏得很厉害，经常在数理化课时偷偷看小说。虽然偏科，可数理化的教课老师仍然很喜欢他。也许，文革时的老师们对某些“天才”特别的开恩，特别的欣赏吧！有时会听到他吹嘘他参加了市文联的笔会，又说这个作家呀，那个作家呀，他都很熟。当然啦，他家所在的大院就有几个很有名气的作家。也许，的确不是吹嘘吧。

    1977年，高考恢复，我们应届生刚好赶上，但我却在一次与歹徒们搏斗时身中数刀住进了医院，终因误课过多，差7分错失大学校门，接着坐上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列车，在一个小山村落了户，两年后，赶上知青大回城的潮流又回到了许昌，被安排进了市里一个较大的还算红火的拥有两千多人的中型企业。我不甘错失的大学，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学习。经过数年的奋斗，在工作上，由于搞了几项技术革新，有一项还获得市级大奖，从一个小学徒渐渐被重用为机修车间副主任；在学习上，不但获得了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文凭，而且，还被评为市级读书先进分子；最有份量的是被团市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那时候，企业里很少有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像我这样获有五类大学毕业证的人还挺吃香的。我先后在总厂团委，分厂工会，总厂会计科等部门工作，后来被派往武汉办事处。又后来，调到另外一个小企业做办公室主任，后任行政副厂长；再后来，国家私有制度全面推开，企业改制，我下岗，继而失业，然后创过业，再就业，目前，随时面临再次失业的危机------

    我已是一片飘零的秋叶，而小理子却正是如日中天，好似芝麻开花——节节高。

    高中毕业后，小理由于数学考成了大鸡蛋，理化都不及格，也没考上大学，当年就穿军装到了部队，当了一名话务兵，扎在女兵堆里服了几年兵役，复员回来后，起初被安排在政府南关办事处工作，一个很清闲的工作。

    那时，我和小理都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处风华正茂的季节，而且，都尚未结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非常的自由自在。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成员除了我和小理之外，还有我小学时好友刘卫，以及刘卫的战友秋木和史红，还有秋木的同学M。文学社以小理为中心经常聚会，在一起无话不谈，其乐无穷。由小理介绍，文化宫图书室的S阿姨约我们做图书室的书评员，每人给办了本借阅证，，我们非常开心。书评员里也有其他文学社的人，书评组的组长丁心灵年长几岁，见识多广。经常与他一块来书评组活动的一个叫D的大哥哥，文学素养也很棒。曾听D哥拉家常时说，他与李佩甫的关系不错，说李佩甫的家特穷，连张书桌也没有，写作是趴在床帮上完成的。你别看李佩甫现在河南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都很高，当时在许昌时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儿。其实，D哥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后来他在省级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还出过书，入了作协，曾任市文联很显要的职位。书评组组长丁心灵也很了得，后来他发表有中、短篇小说十多篇，曾任许昌历史上惟一的杂志刊物《原野》的责任编辑。

    我们的文学社活跃了两年，后来就渐渐自动解散了。因为小理调到离我们有60多公里的P市工作了。小理说，他父亲的一个战友在P市人行当行长。

    小理调到P市后，先是在郊外的农行办事处工作，不多久又调到P市繁华地段的工行会计科工作，再后来又调到P市人行会计科，后升任为P市人行会计科副科长。真可谓一路顺风，平步青云。

    我从来没有见到小理发表过一篇文章，但小理仅靠加减乘除的数学底子却能够打江山，纵横天下。也许，从中能够使人悟出一点小理儿来。这个小理儿，在哲学范畴里也应该算是一个小理儿吧！

     人的命运，有时，仿佛是那风中的种子，风送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有时，仿佛是那落入溪水中的秋叶，顺流而漂，欲驻而不能。一个人的命运有所改变，有的靠持之以恒，最终达到目标，且获得快乐；有的灵活多变，适时而行，却也能收获颇丰而快乐。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只是有些人把握住了时机，而有些人却错失了时机罢了。我想：无论成功与否，一个人只要奋力而为过，这一生，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