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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一起生活了，才能彻底了解一个人。

老杨还是经常穿那件洗的发白的茄克。我便问他：“哎，记得咱们见面时你就穿得它，和我见面你连件新衣服也不换啊?”

老杨比我大，叫他的名字“雷中”，有些别扭。如果生气的时候喊他“杨雷中”，是另当别论的事。我就喊他“哎”，他便扭过头，知道是我在叫他。

他扭头看着我，说，“那阵子我天天去见对象，一开始还把自己搞的挺正式。换上新衣服，扎上配套的领带，像模像样的去跟人家见面。然而一次次都没有找到感觉。见你的时候，心想，也就是走走过场，做给家人看罢了。没想着能成，又是晚上见面，还换什么衣服。”

我杵他一指头说，瞧把你美的。

我撇下嘴说：“我也就看你诚实。”

结婚前我们相处的日子便又浮现在眼前。

一次我们坐公交车，他送我回单位。我晕车晕得头晕眼花，胃里难受致极。回到宿舍，我一头栽倒在床上，几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晚上，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是他的声音: “李子，好点了吗？”

他叫我“李子”。

不知怎的，一种突然被人关怀的感觉，让人觉得太久违。一股暖意袭上心头，让我语无伦次起来。

他还在电话那头说，我可第一次见到晕车晕成这样的。他不停地关切着。

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不停的给我夹菜。（印象里，饭桌上似乎没有人给我夹过菜呢）。

过马路的时候，他会伸出胳膊来挡一下。

他会问：“还有钱花吗？”

在他的亲友核计着对我隐瞒他的真实年龄的时候，他却提前向我摊牌说，我比你大六岁，而不是五岁。你也别怪我家人，他们都是为我好。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女儿结婚要由男方出彩礼的，而且陪送的东西也是小于彩礼金额的。而在鹿泉，男方娶媳妇，都是由女方陪嫁的。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嘴里议论的也都是谁家媳妇陪嫁的多；谁家亏了，看看娘家陪嫁的那样少。

我父母虽然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没有向老杨家索要彩礼，但也没有给我陪嫁。我担心老杨在乡亲们面前没有面子。

结婚那天，我挽着老杨的手臂，幸福满怀的走进那方小院。映入眼帘的是，台阶上一字排开未拆封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包装箱上贴着亮闪闪的大红喜字，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小声议论着：看，娘家陪嫁的不少啊。

我一下子明白了，结婚前当我告诉他，我家乡的风俗不兴陪嫁时，他笑着说，“会有办法的”，原来，他的办法在这里。心里又涌上一阵感动。

如果这些事情体现了老杨诚实善良、温暖体贴的优点。那么体现他缺点的地方就太多了。

初到鹿泉的时候，只觉得鹿泉话难懂，现在觉得它不仅难懂，而且粗鲁。老杨和我单独在一起时，都是说普通话的。我便一直认为他在外面时间长了，改了口音。结婚后，共同的和他家人相处。老杨一下子改回了鹿泉话，又粗又糙，还带骂人。当别人的面时，也是口无遮拦的训诉口气。

一次，他在外面厨房里炒菜。厨房为什么在外面呢？因为院子里不光盖了小南房，还盖了一间小东房。小东房里装着冬天用的采暖用锅炉，夏天嫌屋里热，又把灶具什么的搬到这锅炉房里来，窗子上也安了排风扇。为的是夏天能凉快一些。看到锅里油呼呼的冒起烟，老杨手头上正切着葱花，便着急的喊我：快去拿三个鸡蛋来！

我也着急的问，你家鸡蛋在哪儿放着啊？

他又急冲冲的嚷到：里屋橱子里。

我赶忙跑到里屋，发现橱子里没有鸡蛋，便又问他：橱子里没有。

这时，听到老杨“咔”的一声关了液化气，然后有些气急败坏的说，里面的“壳篓子”里！

我一时头脑空白，“壳篓子”是什么东西？

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儿，也便不问他，干脆就立在那里不去找。

老杨气呼呼的一步登上台阶，冲我瞪着眼睛，骂道：简直就是猪！

我看着他打开橱柜，抻出一只竹编的小笸箩，溜光圆滑的鸡蛋就安静的躺在里面。

他拿了三只鸡蛋出来，还不忘瞪上我一眼，“啪”的关上了橱柜门。

他妈妈坐在台阶上，两眼空洞的发呆。似乎听到老杨对我不满的数落，心中也不满起来。他爸依旧在小房里敲敲打打不知在修着什么。

我多想也气急败坏的回骂他：谁知道你他娘的“壳篓子”是什马东西？

但当着他爹娘的面，终是忍住。

这时候，老杨关了油烟机，顿时清静了许多。他喊大家，吃饭了！把最后一盘菜也端到了桌上。

不知怎的，我那委屈的眼泪却怎么止也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他却没看见一样，甚至就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招呼大家多吃菜。

饭后，我依旧在生气，生一种被莫名其妙的数落，被人骂的气。

老杨却若无其事的进来，说下午要带我去游泳。

我一脸冷漠的告诉他，我不去。

他一时摸不着头脑，捅捅我胳膊说，你不高兴了？跟谁生气了？

奶奶的，真是岂有此理！

在后面生活的多年里，老杨的这种说话方式和态度，完全像他们鹿泉人一样，几乎是一种不自觉的，没有意识的自然行为。而且，他们这样说话，在内心里也决没有真骂人的意思，只图了个一时之快。

我便常琢磨，鹿泉这个地方的人应该长寿，因为他们能随时发泄自己的情绪，不象别处的人，还要受环境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来隐忍自己。我当时那样的生气不高兴，简直就是自讨烦恼了。

知道了这一点，心里也就惝亮了许多。但我会注意，身旁有外人时，我尽量避开不与老杨过话，免的他再不自觉的“出口伤人”。

除了老杨的坏脾气，他的另一大缺点便是懒。

懒到什么程度呢？

妯娌大嫂一家在西面前排另一处院里单过，只有我们和老杨父母住在一起。周末的时候，大嫂会叫上我，去她家包饺子，大家去她家吃上一顿。包饺子时的话题自然会多，有时候会说到老杨。

大嫂说，老二人是不错，就是太懒。我笑而不答，只能静听，看他到底怎么个懒法。

1987年，是老杨第一天上班的日子，也是大嫂生孩子的日子。那时候，他妈妈还没病，一边伺侯月子，一边给老杨装饭盒。里面装上红皮鸡蛋，油条，蛋糕…….大嫂笑说，完全是女人月子里吃的。妈妈把热呼呼的饭盒装进一个布包里，再挂到他的车把上。摸一摸车轱轳气不大，急忙小跑着去拿气管来，一下一下的给他打气。随着一上一下的节奏，妈妈边朝屋里喊：“中，起床了，该走了啊”！就这样打两下，喊上一嗓子。里面是不吭一声。直到时间快到了时，老杨才快速到披衣下床，三下两下，跨上车子，风一样骑出院子。妈妈在后面追喊：“你还没吃早饭哪”！

老杨的懒全是妈妈给惯的。他妈妈伺候的周到，他便养成了睡懒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

那年冬天，下了很大一场雪，房顶上积了多半尺厚的样子。大哥来敲门，说记着扫房上的雪啊，太厚了会压坏房顶的。老杨不耐烦的“噢”了一声，继续将头埋在温暖的被窝里。看到这好大的雪，我决定坐车去上班。老杨依然缩在被窝里，我便再对他说一遍：记得去扫雪啊。便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出了家门。

傍晚下班回来，发现房顶上一个活动的身影。我还以为是老杨在房上扫雪，心里还很欣慰。等走进院子，再看房上，原来是他哥。实在气不过弟弟的懒，不忍心让积雪再压一宿房顶，亲自扛了扫帚，上房来扫雪。

老杨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生活中也是无风不起浪，这风大多时候来自于自己，更多时候来自于外界。总有一些好事的娘们儿在我下班要拐进家门的时候，和我拉呱几句。她们“好心”提醒我：你爸（指我公公）那么清楚的一个人，遇事到自己头上就变糊涂了。另几个娘们儿便随声附和说：就是就是。我立下车子，想听一听她们说的是如何糊涂。

“明明有两个儿子，干嘛非在一个儿子这儿住？”

我对她们这种“好心”的挑拨离间笑一笑，准备回家。另一娘们儿说，你家雷中不在，和三四个人出去了。

谁来找他了？我问。              

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

听得出来，这群妇女简直是在用一种非常鄙夷的口吻来清点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人在常人眼里一直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老杨也和他们是一类人，否则怎么会老跟他们在一起（鬼混）？

听到这里，我已做不到再和她们“笑一笑”了。

我每天早出晚归，根本不清楚老杨在家都干些什么，和什么人相处。老杨原来也是有工作的，但在和我结婚前就辞职不干了。他说每月挣三百来块钱，还不够抽烟吃饭的。

那么，他就成了闲人一枚。力气不愿多出，净想着干些投机的事。结交了一群臭味相投的人，他们一块成了常人眼中的异类。

妇女们的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结了婚，做媳妇的该干预的事就要干预。再一个，有了家庭的人，自己也该收收心。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不能象现在一样能随时问询一下“你去哪儿了”。

只能等。我在家里便等的焦急不堪。平时老杨也有回来晚的时候，我都以为他在外面忙事情。今天经这些“好心人”提供的“内线”分析，老杨整天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干不出什么好事。喝酒，打麻将，好吃懒做是这些人的标志。

我毫无睡意，但眼睛已是酸涩不堪。半夜两点多，老杨终于回来了。我问他是不是和那些人去打麻将了。又见他支支唔唔地想遮掩，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喷涌而出。我并不是嫌他打了一夜麻将，而是觉得自己的男人果真不争气，在邻里眼中成了异类和笑柄。

老杨睡眼迷蒙的扯开被子就想睡觉，说有事明天再说。

我一把撩开他的被子，向他叫嚣着：你现在想睡了，早点干嘛去了？

老杨理亏，不能反击。他索性坐起来，困眼迷蒙的不能自持。像个认罪的犯人，坐在床上，低着头打瞌睡。

就这样耗着吧。他坐在床上，头低的能触到自己的腿。我清楚那不是在认罪，而是困得睁不开眼。

吵架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现在老杨理亏，正好趁这个机会让他反醒一下。他的头低下去，我给他用力搬上来。如此反复，老杨猛得像一头睡醒的雄狮咆哮开来。他愤怒的掀开盖在腿上的被子，跳下床来，站在我对面，指着我大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做错了事情，还这么高的声势，真是岂有此理！还想打我怎么着？

突然心中涌现出无限懊悔，我和老杨的亲事，父亲在心里是不同意的。因为相差太远，我们并不能过多的了解这个人的底细，搞对象那表现出的都是表面的好现象，结了婚才能露出真面目。难道是我当时真的被假相冲昏了头脑？眼前站着这个男人，如此颓废不堪，他的本来面目是常人眼中的异类！

难过，委屈，使我的眼泪奔涌而出。

老杨不耐烦的看着我，接着转身想上床睡觉。我抢先一步挡住他：谁也别想睡！

老杨也发了怒，用力的甩开我的胳膊，愤愤地说了一句：不吃好粮食！

谁不吃好粮食？

虽然在鹿泉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但我已经能从旁人说话的语气中分辨出这里方言的大概含义。“不吃好粮食”基本上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

我的肺要气炸了，人也失去了理智。

我随手抓起地上一个马扎，心中的强烈怒火指使着我要砸向眼前这个人。

不知怎的又将高高举起的马扎重重的摔在老杨的脚下。“嘎”地一声，光滑的地砖弹起马扎的脆响充斥在本是寂静的深夜里。

后半夜本是一个万籁寂静的世界，而我的家里却传出炸雷一般的响动。

老杨也惊住了。他更多的是嫌丢人，再这样闹下去，会打个没完，必定还会惊动周围的邻居。

他终于指着我，依然是不服软的话：“你等着，明天我还打，后天我也接着打，连家都不回！”

我又累又困，更多的是伤心欲绝。

有人给婚姻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说男女双方，手里都有一把烧红的烙铁。就看谁能先抓住机会，一烙铁把他（她）给烙平了，后面的一辈子就算“烙平”了。

看来我的这一烙铁是没有烙好，后半辈子再也不会平了。

东方已露鱼肚白，象征着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这么大的动净，东屋他的父母竟毫无知觉，可想他们的耳朵背成了什么样。

终于听到公公在外面刷牙洗脸的声音。我肿着双眼出来，准备直接去上班。公公也看出不对，他停下擦脸的手，关切的问：“走这么早，不吃饭了？”

这时候的我还没有从恶战中清醒过来，根本就无法做到面对长辈应彬彬有礼。

我没有回答公公的问话，依旧丧失理智般地冲着里屋的老杨喊道：“别以为我离了你就过不了？别以为这辈子非得跟着你过！叫你天天打麻将，还天天不回来了你？”

我似乎是特意说给他爸听，然后泣不成声地推车子出门。

我拐出院门，已想到今天，老杨的日子好过不了了。昨天已闹了一夜，白天他父母依然饶不了他。他父亲已在高声叫骂，骂他的懒惰和不务正业。他母亲虽不能说话，但也举着拐棍梆着地面，恨不能梆在他的身上。

老杨的婚事本是老两口心中的老大难，熬成了小三十才和我结了婚，结了婚还不好好的过日子。

我来到单位，由于晚上的少觉，一种头重脚轻的炫晕感觉。同事们都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欺负你了？咱们可都是娘家人啊！

听到这些关切的话，我立刻泪如泉涌。我企求老板，今晚说什么也不回去了，请借我一宿沙发就行。

大家看着我一副无家可归的可怜模样，竟都哈哈大笑起来。年长些的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的说：小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抹一把眼泪，想到那样一副嘴脸，恨恨地说，谁要和他和？

傍晚，看到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我又悲从心来。他们的家都是一个另人感觉温暖的方向。而我温暖的家在那里？我远离故乡，已不能再回到母亲的怀抱。

突然，一同事高声说，你们看外面谁来了？

我也来到阳台上，看下面院子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跟我们老板握手递烟。

“你回不回去？”同事们故意用“邪恶”的眼神问道。

“你今晚还睡不睡沙发，睡的话，我可就不锁门了”。

大家故意起着哄。

我的心口堵着的一块巨石却有一种一下子被掀开的感觉。

那一夜，我自然是没有睡单位的沙发，跟那人回家了。

他在寻找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主动问我，明天星期天，干点什么？

我依旧装做没好气的样子。

“院内的两个厕所快满了，干脆就掏了它，给庄稼上了肥吧。”我一脸严肃的说。

老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主动请缨要求干的活会是掏厕所！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朝他爸要了一身最破旧的绿军装，权当工作服，脸上蒙了大口罩，还象模象样的戴上一副帆布手套。

公公也非常好奇，等弄明白他要掏厕所时，仿佛这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一样，在旁边窃喜。婆婆又坐在台阶上的竹椅上，很舒适的样子，嘴里又是“呀呀”的合也合不上了。

老杨已找来一个废旧的铁桶，装到三轮车上。再用一把长柄勺，一下下的将那污秽之物掏上来装进铁桶里去。

整条巷子已是臭气熏天。

这熏天的臭气自是又会吸引出一大堆想知所以然的人们。

虽然是我提出要掏厕所，那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我帮他在后面推车，拉到房前不太远的麦地里去。

回来的时候车不用推，我自然也不会坐到臭气熏天的三轮车上。只是跟着走在后面，一会儿便被老杨落的远远的。

家门外已聚集了不少好事的娘们儿。见了我，她们都捂着嘴窃笑的样子。

我才知道，在我说了“我这辈子不是非要跟着你”那样的话，又哭着走后，公公骂他起床，然后关上大门，拿着大棒子，说“再不务正业，要打断他的腿”之类的话。老杨狼狈不堪，这么大个活人还被老子叫骂，颜面扫地又不能跟老子顶撞。他被老爷子撵的满院子乱转，最后情急之下顺着梯子从小房上跳下去逃跑。

听着这些爱看热闹的娘们儿们诉说着这些戏剧性的情节，我心中却生出对这些长舌妇女的厌恶来。

虽说我的做法有些过激，不该听信这些妇女的谄言。看着老杨掏厕所的呆样子，还是在心里骂他一句：该！

老杨除了懒，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和迷信。

刚认识老杨的时候，觉得我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好高大，说仰视有些夸张，但用“高大魁梧”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他一米七八的身高，178斤的体重。肚子突出明显，像七八个月的孕妇。和我结婚没几年，老杨的体重飞突猛进的又增长了二十斤，肚子大的像快生的孕妇了。

就是这样一个大块头，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胆小。

我常对他的莫名其妙的胆小嗤之以鼻，因为他的胆小常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

见我嗤之以鼻，他便开始给我讲他们家那些“灵异”事件。

我从小受父亲“无神论”的影响，坚信世上是没有鬼的。而所谓的“灵异”事件，也全是人的“鬼把戏”。我便微笑着又好奇的听他讲那些“真实的鬼故事”。

那年，他爸在防水岸另一侧的电化厂上班。从家到电化厂的距离不是太远，出了家门，走过那条狭长的巷子，向东走百余米便是防水岸。为什么要修一个高高的防水岸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老杨说，鹿泉向西就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境内又有岗南和黄壁庄两个大水库。鹿泉向西是大面积的山地，地势较高。防水岸以东便进入了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河北省会石家庄。相比鹿泉，越往东，海拔越低。所以，防水岸又叫防洪堤。防止夏季发生洪涝灾害，山洪暴发，水库决堤后，大水淹了市区。防洪堤高出直通市区的中山路数米，路面是新修的柏油路，横贯南北，将鹿泉和石家庄东西隔开的样子。

电化厂就在出了方台村，向东，沿防洪堤向南百米远的地方。堤下有一处乱坟岗，乱坟岗在堤岸的西侧，从岸往下看，偶尔能看到坟岗里花花绿绿的花圈和未燃尽的烧纸，乱坟岗就像陷在一个深坑里。过了乱坟岗的再往前，东侧就是电化厂了，是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

那些年，对市民来说，西郊动物园就算很偏很西的地方了。有一年冬天，天下着雪，我从市里的珠壁城打车。上了车，师傅问去哪，我小心地说，去动物园。快到动物园时，师傅减速，准备停车。我忙说，师傅，还得往西，我到过了防洪堤的方台。司机师傅一听，毫不犹豫的就将车停在了动物园门口。说实在不好意思，太晚了，那边太偏，你还是另打一辆吧，我也到交车时间了。我知道师傅在搪塞，但也只好下车。

我并没有把话题扯远。我只是要说，防洪堤是人们印象里很远的地方，连出租司机都不愿意去。在那个时候，防洪堤在不防洪的日子里，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大道，但是全程没有路灯。堤的两旁种着高大的白杨，夜晚的大堤，漆黑一片，只听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偶有从山西境内过来的大挂车呼啸而过。漆黑的大堤，确实是恐怖的大堤。

那天，下了夜班。老杨他爸出了厂门，往回走。周围没有一点亮光，只听到自己的骑车声。刚过乱坟岗，就看到前边似乎是一辆马车，隐约还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马铃。马车上似乎还有三两人在说话。他父亲便好奇，是不是错觉？现在社会哪还有马车？可分明就是马车呀。他便加快了车速，想看个究竟。眼看要追上，也便到了下堤的口，拐下堤也便进了村。马车忽然消失了，马铃声再也听不见。他父亲回来后，很是奇怪，又坚信自己头脑清醒，绝对不是错觉。他把这怪事说给家人听，没人信，让他自己深陷折磨。

第二天，他父亲的右手虎口处，毫无原由地一大块凹陷。那大块肌肉哪里去了？从此那只手干活也受到牵连，冬天还要特意给它截只手套，好象知觉也减少了一些。

老杨这样讲着，又让他深临其境一般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反驳他，说那是不是老年人的肌肉萎缩呀？因为我确实看到过公公那只与左手不同的手。

老杨见我不信，干脆就说“你经历的事太少，跟你说不明白。为什么地球上有那么多未解之迷呢？”

为了让我信，他又讲了另一件关于他四婶的事。

有一年，家族里死了一个大大（就是一个大伯的妻子，鹿泉叫大大，我们是叫大娘的），大家都过去帮忙办理丧事。办完丧事的晚上，回到家，四婶就出现了异常。大白天的，四婶冲着家人说，快拉墙上的灯绳，屋里看不见。四叔说，大白天的，开灯有毛病啊。四婶依然叫道，快拉墙上的灯绳。大伙终于看出四婶的反常，墙上装的是开关，哪来的灯绳。纷纷过来摸她的头，都认为是这几天操劳过度，累着了。这一摸不要紧，四婶嘴里开始喊一位大伯的名字，就是刚死了妻子的那位大伯。嘴里说的全是那位大大生前的话。便有人醒悟过来，一定是死去的大大“上了四婶的身”。四叔也开始害怕起来，忙让人请了“大师”来“驱鬼”。后来，据说在“大师”的点化之下，四婶终于好了，但人们对她说起的这些反常之事，四婶一幅全然不知的样子，还说，胡说，你们在说什么呢？就象别人在诬陷她一样。

老杨终于讲完，问我：“你说怪不怪？”

我依旧在笑，就像治好的四婶一样，一幅无辜的表情。

老杨便很着急，只好又说那句话：“别不信，遇到事儿你可就知道了。”

有这样的事件做背景，老杨便对灵异事件深信不疑。

他母亲有病多年，再加上父亲的手成了那样。老杨也便不惜重金去求“高人指点”，高人给他做了些“符牌”。我才注意到南边每间小房上果然都钉挂着一些长方形小木牌，上面用黑油笔画着像经文一样的图案。经日晒和雨淋，木牌已经泛旧，上面的图案也渐渐失去了清新的面貌。看来一定是挂了好多年了。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我依旧笑嘻嘻的状态。

老杨见我依旧这副德行，有些后悔，后悔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讲给一个如此不信的人听。他更担心我，哪天好奇，登上梯子，伸手摘下那些小木牌，再翻来覆去的观看一番，动怒了神灵。

我说，放心吧，你家那架破梯子，我上都不敢上，更对那些你认为无比重要的小牌牌毫无兴趣。

老杨恨不得赶紧捂我的嘴，我竟敢对他的那些牌牌不敬！

“放心好了，我不会动的，只远远的看它们。”我给他一颗定心丸吃，尽管心中依然在笑他。

老杨家家庭宠大，喜事多，丧事也不少。丧事时，小辈的人常被派去“守夜”。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在一起，为逝去的长者守灵。夜里也不是干坐着守在灵柩旁边，而是支了桌，可以打纸牌，搓麻也可以。据说，连公安都不抓在灵前赌博的人。桌上有人给供茶水，还有供品作霄夜。除了不能睡觉，“守夜”并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多么苦的差事。

而对老杨而言，则是苦差事一枚。“守夜”，会让想再次联想那些灵异事件。与大伙在一起，还能壮些胆。人少了，他甚至会吓得要上厕所的样子。又不熟悉别人家的厕所，他想回到家里来上。一想回家时要穿过一条漆黑的胡同，这让老杨不敢。又内急难耐，老杨非得硬拉上一个人，跟他做伴儿。只为回家上个厕所。一个彪形大汉，让人做伴儿陪他回家上个厕所，简直让人笑破肚皮。

知道了老杨的软肋，人们开始戏弄他。

有人说，出了丧主家，往自己家里走，一定要吸上一棵烟。

老杨一定是遵从者，他完全不敢不点根烟吸。

人家还说，进自己家门后，先别急着进卧室。因为卧室里的女人和孩子都是“点数更低的人”，你要是带了“不干净”的东西回来，会让她们不幸的。你得先掐了烟，再到厕所里撒泡尿，然后再认真的从上到下的拍拍身上，身上“干净”了再进屋。

老杨一定照做，比做任何事情都认真的去做。生怕错乱了某个程序。

孩子小的时候，老杨比任何时候都谨慎。有时候人都进来了，发现自己忘了拍身，又连忙退出门外，重新拍完了再进来。

我鄙视道：“你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庸人自扰的境界”。我接着说，“下次，你不拍身进屋，我和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异常。”

老杨马上又变得异常警觉起来，他恨不得又要捂我的嘴，怕要泄露了天机一般。

这些时候，老杨更愿意让我相信，以拉近与他的距离。我便说起一件亲历的事。

那时候，我还在单位的宿舍。我的宿舍也就是办公室里用文件柜隔开而已，前面办公，后面住我。前面的办公桌前，墙上钉着一面一人高的镜子，让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上班后先正衣冠。晚上，别人都下了班，我怕自行车丢失，将车推到屋里，就支在那个镜子前面。睡到半夜，我听到“哗啦”一声巨响，那面镜子摔个粉碎。而我的自行车还原封不动的站在那里。

老杨还没等我说完，就抢白道：“看见了吧，你也遇到了吧，你不觉得是件奇怪的事吗？为什么一面好好的镜子会在半夜突然碎掉呢？”他在喋喋不休的追击，想更加有力的证明，世上是存在灵异事件的，而且这种事件会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的。连我这样的“硬骨头”也遇到过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便更让他对此深信不疑。

老杨去了山上的寺庙，为我带回了一串佛珠。很郑重的交给我，我认为他很夸张的说：
“我在佛前跪了两个小时为你求得的。”

唉！我终于还是戴上了那串外表并不美丽的佛珠，但也仅是为那“跪”和那“两小时”而已。

                                               我正在写的《在鹿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