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群岛
• 疏景晚香
• 李宣章
• 逸云先生

• 空心菜
• 枫林醉
• 我骄傲
• 冰冷酒
• 洙泗清风
• 村居秀士
• 李瑾

父 亲 归 去

父亲是05年5月23日后半夜走的，在阳83年。也巧，我们家门牌号码就是83号！

我和儿子用手默默地为他梳理着头发，此时他安详地躺着，完成了与人世间的一切纠结和最后交割。也就是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家族中那一抹传奇被永远带走了。

1

说起来，父亲是捡的一条命。

父亲一生很重乡情，在外面工作几十年，但凡家乡来人，总喜欢唠家常摆家谱。在土烟蓝蓝的烟雾和香茗袅袅的清香中，尽情地回忆着往事，“前人不摆古，后人不识谱”。但我生性逆行，从来不大关心这些，只知道我们祖籍是湖南，只知道我父亲这条命是我奶奶捡的。

在我们老家乡下，解放前多有种植鸦片者。山坡里，信风所至，淡紫的罂粟花把个夏天摇曳得芬香醉人。山民们把它熬成膏子，大多是作为自备用药。这里的老人都记得，父亲大概是在两岁时节，有天玩累了玩渴了，抱起晒台上那熬鸦片的水咕噜咕噜地喝，随即就倒在地上不弹不哼。一个院里的人都吓坏了，都说这细娃没命了。我爷爷的嫂子勾下身子喊“冬生，冬生，我要是把你喊答应了，我就把你抱起走哈。”我父亲是冬天生的，所以唤做冬生。连喊几遍，父亲居然哼了一声。于是被他大伯娘抱起飞跑。

从此，我父亲便过继给他大伯家，他大伯娘就成了我的奶奶。这家人本来没有后嗣，是父亲为他们立了一房人，续了香火。在传统文化里，传宗接代是家族生命中最大的尊荣。

殊不知奶奶此举，竟抱出一个家族的异种。因为我的祖上，应该不是赤贫阶层。老家祖坟园至今还在，我没去记碑上的那些文字，只依稀看到有什么“皇恩荣封”“太学京贡”“张公xx”等斑驳字迹。白衣苍狗，变幻无定，我的亲生爷爷和一个叔叔后来都当了保长，在当地被称为“保长世家”，49政权更迭后，东躲西藏，终知难逃新政天网，于是爷爷一绳子悬上横梁。而我父亲则跟了他的贫困大伯长大。按照我党圣主的理念，贫困者最革命，“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父亲后来不但未受牵连，免遭了打家劫舍的厄运，而且还进城了，“革命”了，彻底摆脱了世代农耕的命运不说，几十年后，还把他的子女们也输送给了“先锋队”。

2

晚年的父亲，因逐渐萎化而颧骨高凸，全然没有了以前的英气和威严。但虽然病残十几年，却总没哼叫过。我有几次胆结石和肾结石发作，疼得叫唤，母亲便往往拿父亲来开导我，说父亲年轻时脚上裂开寸多长的口子，自己用针线逢起，钌得鲜血直流都不叫一声。

真佩服！我相信父亲就有那意志，就那么坚毅。在万县站，父亲手下一个员工，平日里对父亲必恭必敬，还用大红纸写了一首打油诗“共产党员张xx，他把困难扛在肩，对待工人象亲人，党的温暖在心间、、、、、、”贴在食堂里。但那大奸似忠的面相，从憨憨一笑，转身又收回的表情中看得出来，是想争取入党。其实父亲只是个小头领，哪里般配这样的吹捧，这只不过是那些人的经典作派而已。到了文革，部下把家父这位平日里他们民间表扬的“优秀党员”捆起来斗。可是父亲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有一脸的鄙视。这要是换了我们，肯定做不到。

70年代父亲患了腰椎病，疼得钻心，但单位还要他到武汉出差开会；没法，硬是被随从扶着走路，扶着上下船。开会回来又自己杵着拐杖到医院打封闭。直到我自己后来体验到这个病的火色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一个叫作父亲的男子汉！

万县站设在江南，人们都喊陈家坝，文革中改为红旗坝，实际上靠近了翠屏的桥口。就在往半边街走的那路口上，有一棵古老的黄角树，高大粗壮，苍劲屹立，抗风力极强。父亲常常在星期六站在树下，眺望对岸，等着我们放学归来。我总是觉得那黄角树就是父亲的形象。

3

有些回忆，是需要勇气的，即使是对于父母这样的至尊至爱。

就说父亲吧，我们为他办完后事回来向母亲禀报，原以为母亲会泪雨一场的。孰料母亲不但没有哭泣，反而数落起父亲来。“一辈子清清白白的人，哪么要承认偷了两分钱哟，我先要是晓得，硬是不准他入那个党，入那个党搞么子吗！”

我们诧然吃惊，母亲的述说，道出了父亲政治上一个天大的秘密。
    解放前些年，地下党在恩施活动频繁。已经进城的父亲，结识了几个异乡客，他们时不时地找父亲谈白聊天，很是投机。往后父亲也就经常给他们做事，主要是送些什么条子。英雄不问来路，反正他们说你给我们干事情不会错的，今后解放了只会对穷人有好处。所以一易帜就让父亲做了户籍员，管理街道居民。但那毕竟还是在尽义务，不像现在的居委会，人人都拿着不菲的俸禄。于是父亲后来便辞了这份差事，到专暑贸易公司参加工作，穿上了灰制服。随后，就有了令母亲埋怨一生的事。

父亲不管走到哪里，工作总是排在第一档次，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评他个超一流都一点不过分。这类干部领导用起来放心，群众看起来顺心，行政成本极低。所以当他提出入党的要求时，他的一位老领导嗯腾都没打。但好事多磨，讨论时有人说这个老张确实很不错，但是他的认识里面竟然一点缺点都没写，比我们党员还先进，也太不谦虚了嘛。这位好心的书记领导，唯恐父亲入不了党，就下来找我父亲谈话，做工作。人嘛，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你原来没入党，那就说明离先锋队还有差距，有差距就是有不足有缺点嘛。父亲想去想来，的确想不出有过什么错事。书记挑明了：你不说点缺点错误肯定入不了党！父亲望着这位同庚书记，你不是在诓我吧？书记说只要你哪怕承认有一点，我保证你入党。

入党心切的父亲，几番谈话下来终于“交代”：解放初期在专合办曾经趁出纳不在时，在他屉子里偷过两分钱。书记说这就对了嘛，行了。

那段时间，父亲总是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生怕是书记做的笼子，因为党组织从来都是讳莫如深。“三反”“五反”打老虎那阵势是见过的，单位上有同事就是主动“坦白”，上了书记们的当，被捆绑吊打几个晚上，妈呀娘的叫。现在，三木之下的那些“供词”，足可为我们的荒诞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

还好，这个书记没做笼子，父亲就这样进党了！这事，父亲一直没给我们讲。

原来父亲一生的荣誉，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全都是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关于“污点”的谎言上面站立起来的！真正要说污点的话，这谎言才是他最大的污点和奇耻。但是从少年记事开始，我们也经历和看到过好多的政治运动，世事险恶，阅人无数，我们理解父亲，理解我们的各色党人，更理解我们莫名其妙不断扩容悲喜剧的炎凉龌世。

4

父亲干到63岁才获准退休，回到恩施老家。这里是他的人生起点，落叶归根，每个人都要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要回家了。

回到老家，父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父母和叔叔修坟打碑。立碑那天，几部小车开进三岔故里，鞭炮炸得十几里外都能听到。老家人都管我父亲叫二伯，那些日子他们的二伯很风光。

可是到了垂垂暮年，接踵而至的悲伤无情地打击着我的父母。父亲因糖尿病、白内障而致残，我的小妹妹被自行车撞殇、、、、、、嗜血的折磨，终于把父亲击垮了，天天潸然不已，老泪从失明的眼里流到嘴角。我知道很少流泪的父亲，那每一滴泪水都是连心的。也看得出他在崩溃的边缘，总想于冥冥之中抓住一息生命的游丝。要走的那几年，父亲尤其爱回忆往事，回忆万县站的故部，说他做了不少好事，招收了哪些哪些人，哪些哪些原本是街头混的，现在他们的后人都出息了，谁做了老板，谁当了工程师，谁又是万州副区长、、、、、、可以看出父亲为万站后辈骄傲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可能也有些许暗示，希望我能够接点地气，多给亲戚朋友帮一些忙。这倒使我想起那些年在万县市，父亲常常掏钱买些红糖和盐巴寄给家乡亲人，或者寄点钱回来让孩子读书。

而当父亲在考虑他的后事的时候，透露出他还是想回三岔土葬。这倒真正是到难题，我们这里规定中共人士死后一律火葬，而且县处级亲属必须报告。当然，火葬的规定早已有之，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可是第一个签名的后来却被继承者们以世世代代永远瞻仰为由，躺在水晶棺里。其实让世世代代永远瞻仰的是那空前绝后不可逾越身后哀荣。但在下面，谁敢越雷池半步？有的老人即使入了材都要拖出来烧掉！

5

我们这个家族，一直流淌着孝悌和恩仇的血液。现在回过头想，为了尽孝，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包括风头正劲的文学事业。只是有一点倒是叫我很为难，那就是怎么样对付殡葬恶规。

父母也看出了我的心事，就说干脆火葬算了。越是这样我越心里渗血，《礼记》曰“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

父亲走得并不怎么痛苦。头天我还把他第二天的菜谱同他商量了，早上盐菜汤圆，中午煨猪蹄。父亲答应得很爽。这个承诺，当然永远无法兑现了。

既然我对父亲的承诺都无法兑现，那又何必要去忠诚于那些条条款款呢？何况白喜事在我们这里称作山寨的狂欢节，一种原生态的生死哲学。我不会用父亲去祭泯灭人性的红头文件，更不会在今后因歉疚而精神自救。于是趁着麻麻亮的天色，把父亲悄悄运出城，送回了乡下老家，葬在他和母亲年轻时开出的一块荒山坡上。

神奇的是，父亲入土那天，山雨如酥；第二天复山，我们刚刚把土石垒完，刹那间天空放晴，一架飞机从上面飞过，带出一条长长的灿烂彩虹、、、、、、

（张永柱 2014，3，18于外河园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