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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必须先有种子。

 我的诗种撒得很早很偶然。大概是在村塾里念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吧，那年夏天广东大旱，河流乾竭，土地龟裂，稻禾枯死，又红又大的太阳每天从早到晚毒毒地罩在头顶上，烤得人畜草木黄黄徨徨。祈神拜佛的仪典不断，雨就是不下来。

 我们的村塾设在祠堂里，学生不多，由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全能”老师执教，学费是每人几斤白米。这位老师虽是外地人，这时也同舟共济，神情肃穆地要大家写一篇求雨的作文，并特别交待，一定要写得虔诚，才会灵验。我虔诚地写了缴上去，第二天到学校一看，墙上高高地贴了一首新诗，边上赫然是我的名字。原来是老师一时兴起，大笔一挥为我改成分行。我还清楚记得它的最后三行：“雨啊／快快下来／救救万万生灵！”

 本来我在班上一向成绩不错，作文被贴墙示范这不是第一次。只是这一次恰好被我那位从南洋返乡度假的伯父看到了，并大加赞赏。每当有客来访，伯父一面撮吸著名贵的鼻烟，一面朗朗背诵我的这首“杰作”，并当众夸奖。

 那时候，我的伯父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是一尊令人敬畏的神。不仅仅因为他赤手空拳带领几个弟弟在南洋开创出一番颇为像样的事业，更因为他析理明确，做事果断，思想开放，虽然没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在乡下却享有一言九鼎的崇高地位。

 就这样，新诗的种子，在无意间被撒落在我的心田上。但它的萌芽，却在多年后的台北。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向往手拿丁字尺身穿蓝色工装、建设新中国的工程师。总之，初中一毕业，我便一心一意考上台北工专，念机械工程。开始时还新鲜，不久便发现，成长中的心灵亟需理工之外的东西滋润，便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里创办了一本叫《晨曦》的文艺刊物。从拉稿编排插图写钢板到油印装钉分发都一手包办。稿源极端有限，每一期十之八九的篇幅都得自己动手用各种笔名写各种不同体裁及题材的东西去填满。在少数的几个作者当中，有一位笔名叫“庄妻”的，是高我两届的同学，颇有诗人气质，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诗。每次看他领到稿费时的得意相，常使我羡煞，便也跟著写起新诗来。而他也经常给我鼓励，见面时总要用他那口台湾腔的普通话问我写书（他常“诗”、“书”不分）了没有？好像也就在那个时候，徐志摩的诗撞进了我的世界。我每天捧著他的诗集，边背诵边模仿，写了不少音韵铿锵的徐体诗。下面这首题目叫〈山边〉的诗，用“达因”的笔名发表在当时的一个报纸副刊上，发黄的剪报现在还夹在我的日记本里：

我在山边遇见一个小孩，
──一个会哭会笑的小孩！
泪珠才从他圣洁的双颊滚过，
甜美的花朵就在他脸上绽开。

最纯洁的是这小孩晶莹的眼泪；
说真美也只这未装饰的脸才配！
造物者的意旨我似乎已懂，
为这无邪的天真我深深感动。

我深情地注视著他许久许久，
温暖的慰藉流遍在我心头。
感激的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
再看时，小孩的踪影已不见！ 
 
 就这样，从《晨曦》到报纸副刊到文艺刊物到诗刊，我的诗开始冒出芽来。直到今天，它似乎还在那里不断地一点点往上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