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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徐志摩与鲁迅，一为“新月派”代表诗人，惊才绝艳，风骚文坛；一为左翼盟主，叱咤风云，执文坛思想之牛耳。　二人相距十几岁（鲁迅大徐志摩十五岁），同处一时代。生前，二人相识，但政见、立场、风格、性情俱大相庭径，故末深交，且屡存笔墨相讽之芥蒂。今窥二三十年代文坛之萍踪侠影，徐鲁二人之“交往”，兹录如下。

                                                                      一、“我的失恋”

        在不存笔墨相讽之蒂芥前，徐鲁二人也曾友好相处。1923年，鲁迅曾主动将《中国小说史略》上册送了一本给徐志摩。徐志摩很珍视，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著者送我的，十三、一、一。”后来，他还在给英国友人汉学家魏雷写的一封信中极力推荐《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送给你。”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开始虽不至于亲密无间，但也像朋友一样你来我往。但过了不久，鲁迅却突然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挖苦了徐志摩。全诗是这样写的：

       “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找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找她人拥挤，

        低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首诗发表在《语丝》第四期（1924年12月8日）上。 对于这首诗的创作动机，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得很具体：“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那么，鲁迅开的是谁的玩笑呢？诗中“赠我百蝶巾”和“赠我双燕图”二句透露了“玄机 ”：原来他开的是徐志摩的玩笑!当时林徽因曾赠送过百蝶巾、双燕图给徐志摩，诗中的“我 ”即徐志摩，“她”指林徽因。诗中不断出现的“想去寻找”意指徐志摩当时苦追林徽因。最后一句“我的所爱在豪家”意指林徽因已嫁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了。

      徐志摩那时专心做他的诗，还不曾倡导什么文学主张与观念，鲁迅突然作这样一首诗以挖苦之，并没有看在曾有的友情的份上留有情面，表面上看近乎寻衅找碴，喜欢“骂人”，但如果结合那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年代，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不喜欢徐志摩的原因：因为徐志摩的作品充满了沉湎于个人主义的梦幻情调，与那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苦难现实毫不相干，这怎么能使心系民族苦难与命运的鲁迅爱得起来而不加以挖苦讽刺呢？所以鲁迅对于徐志摩，并非单纯的对其某种作品的爱憎，而是立足于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方向性的理性取舍与评判。周作人也曾说：“我想其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知兄莫若弟，“阶级”二字，一语道破“憎恶”之天机。

                                                                     二、捧杀与骂杀

        1924年初，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演讲，徐志摩陪伴左右充当翻译。出于对泰戈尔的崇拜，徐志摩以他诗人独有的方式称赞泰戈尔说：

      “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礡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泰戈尔是伟大的，但他在徐志摩的眼中近乎“神”了。鲁迅认为一方面徐志摩将泰戈尔捧的过高，塑造成了天上的神仙，一方面觉得徐志摩如此“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是为了使自己沾光，也变成诗哲，于是他在《华盖集续篇．马上日记之二》中讥嘲道：“这两年中，就我们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有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鲁迅认为泰戈尔在中国的失败，是被徐志摩他们（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捧”的。甚至十年后，鲁迅还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将“捧杀”解释的更清楚明白：

　　“他（按指泰戈尔）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 ....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的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三、音乐事情

　　鲁迅的几次讥讽，并没有在当时徐志摩的心中留下任何蒂芥，他并没有反击，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仍然以他一贯的天真和热情积极地往鲁迅身边“靠”。但不幸过了不久又出现了一件“音乐事情”，令他们之间真正出现了裂隙。那是1924年11月，徐志摩有一次译出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集中的一首诗《死尸》，信笔所至，旁征博引，加了一篇“序”：

        “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按即神秘主义者），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出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帐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新诗或是能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性灵大着。”

         文章发表在1924年12月1日《语丝》的第三期上，正是鲁迅参与创办，也最为关心爱惜的一家刊物。他老先生看不惯这类宣扬“神秘主义”的论调，也就驾驭其杰出之嬉笑怒骂术，写了一篇讽刺文章，题为《音乐？》。鲁迅妙趣横生地“笑骂”道：“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这只唧唧啾啾叫轻飘飘跳地“小雀儿”，便是徐志摩的精魂所化了。针对徐志摩“你听不着就该怨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的话，鲁迅故意装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竞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最妙的还是一篇“鲁迅仿徐志摩文”，不仅得其形，而且传其神：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唵：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tani tal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黯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

        令整天风花雪月，抒写性灵的“诗哲”大开眼界，也着实一大难堪。

　　经此一役，文坛奇才徐志摩，自此“怕了”盟主鲁迅：当一年后，鲁迅之弟周作人要徐志摩给《语丝》写点东西，徐志摩在回信中就表示“不敢随口答应”，原因正是因为“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在徐志摩看来，鲁迅的那篇戏谑文章，多少透露出阴冷的黝光，让他看了很不舒服，而留下了一些心理上的阴影。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则是：“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

　　                                                               四、闲话事件

　　1925年，因为“女师大”风潮事件，鲁迅、周作人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正义斗争。不久，《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陈西滢的《闲话》一文，文中不无含影射沙的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这种貌似“平允”实则为当局辩护的口吻，激起了鲁迅的强烈不满，他以异常的辛辣写了《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等文反击了陈西滢。正当陈西滢与鲁迅交锋正炽的时候，徐志摩也不期然的卷入了进来。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他的这篇文章本是为陈西滢赞美法国文学家法郎士写的一篇“闲话”文章捧场的，但他赞美陈西滢的一段话在鲁迅看来是客观上站在了陈西滢的一边：“他（陈西滢）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诱惑，多少压迫，多少威胁，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鲁迅如此回应道：“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乎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做一个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的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其中“所谓‘文士’而又似乎批评家的”，实际上是指徐志摩。他也看不惯徐志摩和陈西滢互相之间的吹捧，在《无花的蔷薇》中不无讽刺的说：“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指徐志摩赞美陈西滢的话）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指陈西滢赞美徐志摩的话），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但徐志摩是无心参战的，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曾附记的一篇《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中，坦陈自己为要不要登这些骂信而“踌躇了一晌”，他认为“生性所近，每每妄想着拿理性与幽默来感除意气”，接下来他又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如此写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与之同时，徐志摩还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诉苦”道：“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味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时希为转致。”但徐志摩这番“有机会时希为转致”的苦心却是白费了，因为其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人连见面都不肯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徐志摩是对鲁迅心存敬畏之意而想在其中充当“和事老”的，但鲁迅的孤标耿介，从不轻易的与对手调和的态度，却令徐志摩颇为头痛。鲁迅依然不依不饶，愈战愈勇，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他针对徐志摩的话回敬：“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只是还不能这样的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针对徐志摩所说的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体面的观点，鲁迅说：“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以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就得叫他除下来，······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这种讽刺挖苦的回答口吻，不容回旋商量的强硬态度，徐志摩即使早有“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的认识准备，怕也没有预料到的吧？

                                                                    五、屡屡顺手一击

        鲁迅曾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赶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所以思想旗手鲁迅的一生，都在同各种意识形态作不妥协的斗争。具体针对徐志摩，他的出击手段也不一样，屡屡顺手一击：如《并非闲话（三）》里对充当托尔斯泰侍卫的“文士”的讽刺；《有趣的消息》里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讥评；《十四年的“读经”》里所谓“被卢币换去了良心”；在《无花的蔷薇（1）》中对徐志摩说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评击；以及《评心雕龙》里模拟徐志摩的文字等。这些文字，在鲁迅手中，如同武功绝世的高手手上发出的一道道力度巧妙而又犀利的剑气，令饶是轻灵飘逸天下无双的徐志摩，也无从躲闪，而只有默默品尝那切肤之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六、“飘飘然”与“没有瞻仰过颜色”

　　鲁迅尝说徐志摩文笔“飘飘然”，这是很有见地的批评。徐氏有着良好的艺术修养与素质，为诗为文，文笔空灵通脱，一如空中白云舒卷幻化，奇境迭出而又了无痕迹，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他胚胎连接着上层社会，与广大的实际农村生活相脱离，成了他先天性的缺陷，是以缺乏那种深入反映现实，震撼人心的力作，只能供人们茶后酩赏，怡心悦性，启发人们的审美情趣。（虽然这也与他过早逝世有关。）

　　徐志摩曾说：“鲁迅先生我是压根儿没有瞻仰过颜色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的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因彼此风格观点的大异，徐志摩对鲁迅虽始终心存敬畏，但终不免高山仰止，不能拔开鲁迅冷峻的外貌而目睹庐山之真面目，无法理解鲁迅之思想。是以二位文坛名家，为世所重，却始终形同陌路，不为彼此所重，亦文坛一大憾事也。

                                                                               结语

         一个是朝夕晨昏沉浸在诗的灵园中不倦歌唱的新月下的夜莺，一个是随时竖立着利刺准备战斗的冷峻斗士，徐鲁二人表面上看无法并为一谈，但在20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却共同承担着启蒙师的角色。只不过徐志摩是美的启蒙，而鲁迅，是思想的启蒙。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上卷中把徐志摩论作“现代诗仙”，认为李白的古典浪漫主义特征，在现代徐志摩的新诗中最能得到具体体现，这是卓有见地的评论----虽冠以“李白”名者，以志摩英年早陨，似为溢美，稍嫌托大，然放眼文坛，志摩除外，“李白”名号，谁以当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徐志摩与鲁迅，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李白”与“杜甫”。因为在古代作家中，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最高的是杜甫，现代则是鲁迅最能当之无愧。如果说鲁迅傲骨如山，徐志摩则柔情似水。山与水原本也是可以相依并存的，共同构成自然界的风景。虽然山兀立着巨大的存在，屡屡把他的奇崛与倒影投映进水面，但水却始终在山的投影中沉默，在沉默中执着蜿蜒他的身影，也终于留下了本来属于他的那一抹亮丽的柔情！

        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一代诗人徐志摩以三十六岁壮年不幸陨落，消息传来，震憾整个文坛。曾有笔墨相讽的鲁迅此时不避前嫌，从《时报》上剪下报道，留作纪念。也许在热爱青年的鲁迅心中，徐志摩虽然诸方面颇有些面目可憎，但其才华横溢，英年早陨则不免格外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