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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跃荣著《旅游散记》

          千户苗寨（节选）

从贵阳到凯里很方便，除了有火车直达凯里外，自驾车的话还可向凯里的方向大约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此高速公路的终点马场坪，然后从马场坪沿省道约67公里到达凯里，路上两个小时就足够了；或者从马场坪开十几公里在麻江上高速，也就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到凯里。而凯里到镇远不走高速还省时省油省路桥费，路好车少风景美。所以，来凯里和镇远的游客中近一半的都是自驾车从贵阳来的，尤其在镇远铁溪边休闲者一般都来自贵阳和凯里。

之所以要提贵阳，是因为苗族是起源于中国贵州西北部的部落群，他们自称“猛”或“蒙”，意为“树心”，自然是说苗人是“大树之子”，类似于亚丹、夏娃的传说，枫树心变出了蝴蝶，蝴蝶孕育了姜央，姜央则为苗人之祖。

后来苗族出现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据说蚩尤英勇无双、钢骨铁头，他带领苗族各部落先是向南发展，壮大之后才有能力联合东征，沿途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的零散部落，然后与世代居于中南地区的炎帝部落开战，炎帝不敌。

炎帝与中原地域上的黄帝是兄弟，炎帝致力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解除民众的疾苦病痛，黄帝则致力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当蚩尤试图征服炎帝时，黄帝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何况黄帝不可避免地最终也将与蚩尤对垒，于是，蚩尤在涿鹿大战中被黄帝惨败。在黄帝和炎帝的联手驱逐下，蚩尤已经无力集合被打散的各个部落，而被打散的部落自然也就各自走上了西归的道路。因为这种西归是无序而零乱的，所以有些部落回去了，有些部落便在沿途定居下来，甚至有些部落（尤其是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根本就没走而是直接躲进了湘西的武陵地区与湘西南沿线的南岭山脉的大山之中，既离开了蚩尤，也躲避了炎黄。由于蚩尤时期是苗族历史的标志，于是，蚩尤就成了苗族的实实在在而不是虚构的祖先了。

在涿鹿大战之后，苗人一直被描述成“山野里的蛮子”，会放蛊、赶尸，极其恐怖，可想而知，西归之路是苗人艰辛漂泊的历程，时刻面临着被追逐的危险，将切身之痛以己及人之后，苗人自然解放了被他们征服了的其他民族，所以，就有了很久以来苗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同一地区和谐共处甚至混杂而居的环境。

苗族是一个注重爱情与家庭的民族，于是，保护女人是男人的事，而主理后勤和主持家务是女人的责任，所以，苗族的女性地位是相当高的，只是现代文人出于艺术需要而夸张了妇女违犯族规家法的极少的个案，却被人们以个概全而已，这类事情和用此方法污蔑新中国的历史的作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也说明了苗族决不是女性氏族。由于长期的艰辛漂泊和被追逐的动荡生活所致，自然，如何快速转移就成了苗人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大问题。是生活造就了文化，苗家女人们为适应环境，习惯了将财物兑换成银两，并将银两打造成饰物，这样不仅能方便地随身携带，更不像逃难者，而且交换生活用品时只需在服饰上取下饰物零件兑换就是，露财不露商。露财不怕，有男人的保护，露商就麻烦了，会很容易暴露整个群体的避难所。于是，苗家女人的银饰服装成了苗族的独特文化。苗家女子行走间，银饰交碰，有如风铃作响。如此富贵的装饰而没有豪华的绣工配套自然不协调，而女子的盛装没有男子的礼服匹配岂不大煞风景？但苗家男子不带财，银子都在女人身上。服装文化也是一个系统，仅此而已。

苗族没有文字，但这个民族人口却不少，在中国的苗族人口就超过七百万之众，大都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分布于泰国、越南、老挝、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人类历史长河的流动如同生物进化一样缓慢，因而其痕迹原本是简单清晰的，可后人的猎奇心态常常诱发人们捏造历史、制造神秘的冲动。苗族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一样原本就是同等的民族，只是各自组成了不同的生活圏而成大小民族，所有民族在人类初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避免不了争取发展与互相争斗的战争，不存在有理与无理、受欺与挑衅的是非问题，更是在人类只能追求和谐共处和大同利益的自然规律下最终也化干戈为玉帛了。尤其就苗族的文化而言，苗家妇女并没有受过男人的封闭，至于将苗家女子的针绣说得像江永女书一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尽管艺术是一种语言，其更直接的自然内涵还是表现感觉美，尤其是服饰文化。从苗家文化和苗王体制中可以看出，苗人未必需要女人用针绣来记录历史，苗家女人更没有将历史背负于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更何况历史也表明，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原本就不是苗人的发源地，说苗家妇女用刺绣记录“迁徙”历史纯粹是臆想。所以，为了还原历史的本原面目，我才特地将蚩尤在涿鹿大战之败后的苗人“迁徙”还原成“西归”，而一反长期以来许多人所持的人云亦云的变态观点，“迁徙”是无稽之谈，这种不科学的言论无论如何也会给中华民族的和谐共处涂上一抹阴影，并被试图分裂和压制中国的外国势力所觊觎，诱使他们试图再造一个以色列，进而让其他民族效仿，必须立即更正。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团结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尤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旅游开发如火如荼的时候，政府应该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尤其打着“学术”幌子的政治阴谋应该予以无情毁灭，否则就会因为我们的犹疑而让中华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学术自由”中没有可以出卖国家利益的内容！不能总是对美国人的颠覆、破坏和威胁束手无策。

由于长期漂泊不定而与主流社会隔绝的生活环境使然，或者简单地说是生活圈的隔离，苗族自身也分化出了许多方言和土语，但服饰文化因为交换的流通、珍藏和诠释，就成了一种苗人共同的文化和认祖归宗的标识。尽管芦笙原本是苗人信息交流的工具，但音乐属非物质文化，对声音的识别需要传授与应用，并随同约定而成规，不可能是自然交流信息的工具，即便是其中的美感也通常是需要人们默契后的理性加工，当然更容易失传、无解或变换内涵，不可能像服饰一样作为物质文化可以承载历史与信息而传承。更广泛意义上，音乐对人类来说只能是感性的信息交流工具，不可能成为人类的高级语言，对于这些肤浅的道理，至今在中国文人中仍然还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倚声填词”就是这种现象的一种诠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芦笙原本应该像苗人服饰一样是苗人独有的信物之一的，却因为没有独立承载信息的功能而成了百越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乐器（或许也可证明百越民族曾经联合），虽然苗人必有芦笙，但有芦笙的并不一定是苗人，芦笙演奏的苗曲也同苗族方言一样不一定是苗人的公共语言。

从对苗族文化的这些了解中，自然就可以知道，苗人喜欢群居，但苗寨一般不会太大，多为十几户到几十户人家而已，像千户苗寨这样的规模肯定是绝无仅有的，显然，那样的地方以前可以同外界隔绝，这便是吸引我要特地来看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比如少数民族居住地通常都是风景最美好的，污染程度最低，民风也最纯洁。我爱好美，纯洁就是最自然的美，所以我追随着美的信息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