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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在风浪中的阿红 

                                                       (1954,12--1958,1)

                                                                                                        纪有志

1、胡风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

胡风(1902～1985)中国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中共党员。1926年肄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后赴日本留学,加入了日共、左联东京支部和日本反战同盟，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加入左联，历任宣传部长、常务书记，《七月》杂志创办人之一，《希望》杂志主编。1948年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去东北解放区，参加第一届文代会，1949年参加政协，为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1955年被捕,1980年正式平反。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1955年，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一案件的根源，正如于光远所说："我认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存在估量大大夸张和对知识分子信任不足，是造成胡风悲剧的主要根源。.....我认为，研究这个事件的发展，根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要注意这么几点：1.一定要抓住对这个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毛泽东，把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他人如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也要研究，但不是最重要的；2、胡风问题的发生不是孤立的事件，要仔细研究1955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3、研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他的估量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4、毛泽东当时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意图以及他采用的策略。" (见，于光远<胡风悲剧的根源——关于“胡风冤案”>）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所以这样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其实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的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50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著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19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

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还有个例子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回答是认真的：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毛泽东对胡风的认识当然是有个过程的。毛泽东对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   

胡风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受党中央指派，从瓦窑堡来到上海，在鲁迅寓所听取了鲁迅关于上海文艺界及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汇报，冯雪峰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反复研究，经胡风提出，由冯雪峰修改补充，并由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后由鲁迅征得茅盾同意，由冯雪峰通知胡风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提出来。

胡风立即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请鲁迅和冯雪峰审读后交《文学丛报》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围攻。胡风照鲁迅的意见，不作答辩文章，最后由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产生及其含义作了认真说明和科学解释。鲁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个口号不是胡风一人提出的，而是先由他提出并征求了茅盾等人同意后才提出的，提出这个口号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围攻的火力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减轻胡风压力，缓解“国防文学”论者同胡风之间的学派对立情绪，再一次捍卫他和胡风的战斗友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毛泽东也是成员之一），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不久，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参加下，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4辑，刊登鲁迅遗著，宣传鲁迅思想。成为勇敢的鲁迅的捍卫者、忠诚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胡风和鲁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与其他几个“左联”负责人之间却有误解和矛盾。 后来一切问题的症结，都起源于此。

1937年秋，周扬夫妇等来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还不满三十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被党中央委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徐懋庸后来到了延安，1938年5月毛泽东找他谈话，批评他不该攻击鲁迅，但也肯定了周扬。原是自家人打内仗。"(见，李辉<一误即是三百年>）。

徐懋庸（1911-1977）:上虞下管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长，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38年3月，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上发表过《毛泽东论鲁迅》。这是毛于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的首次发表（同天，胡在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被推为大会主席）。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个指示使延安和重庆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1940年10月至12月，他写了题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长篇论文。 胡风特别强调外来文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并坚决捍卫这种新文艺的传统。五四新文艺接受了世界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方法和形式的影响。胡风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都是正确的，但他的意见中也有一些偏颇。在这次讨论中，胡风与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公开对垒。他的正确观点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反因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对祖国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受到了长期的不公正的批判。  

40年代初毛关于整风运动的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政治学习文件传到重庆左翼文化界，其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质是批倒在延安的王明，而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等则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颇有点“离经叛道”的观点。胡风又著文引申为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教条主义，与延安反对王明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成了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

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 《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董必武当即按照组织原则从事，迅速作出纠正，乔、陈当然也只得接受党内批评。乔、陈虽与胡交往不疏，或许碍于纪律似并未将内情告之，而胡仍浑然不觉；或许胡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继续我行我素。1944年7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拘泥”地认为这只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自以为本于马列经典，是没有什么错误可言的。

1945年1月，如上所述，胡在《希望》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遭到左翼文化界非议的舒芜的《论主观》，还有后来的舒芜的《论中庸》，引起了毛对胡的严重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牴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毛泽东也芥蒂于心呢。

1945年8月28日，毛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胡风曾三次见到毛：一次是9月4日，由冯雪峰陪同在曾家岩50号欢迎毛的舞会上，仅握手略略交谈几句走了过场；一次是10月8日，在张治中欢送毛的有500余人参加的大型鸡尾酒会上，似未直接接触；一次是10月11日，在欢送毛回延安的九龙坡机场，“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毛这次与胡的会面，对其印象无疑是深刻的。他终于把久闻其名的胡风，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露锋芒的、在鲁迅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为焦点人物出现的、与自己一同列名于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在延安与周扬以及徐懋庸等从上海来的文化人的交谈时屡屡提及的、只是见于书面文字或耳闻的胡风，和眼前这位零距离接触的、与自己身躯一般高大的、显得矜持而书生气十足的胡风联系在一起。在表面冷淡的背后，毛在内心对胡却是“十分重视”的。

1945年10月11日，毛与蒋签订《双十协定》后从重庆抵达延安，即指派与他同机往返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第二天再飞回重庆，专程调查重庆左翼文化界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胡风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在机场看见了胡，触动了毛的政治“灵感”也未可知。这个安排，自非寻常。胡乔木飞回重庆后，约见胡风两次，在文艺理论上硬是谈不拢。后胡乔木又通过胡风约见舒芜，就舒在年初由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论主观》、《论中庸》两文的哲学问题，在11月8日、9日，激烈地辩论了两个半天。胡乔木概括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参见《百年潮》2004年第11期第41页）胡风始终在场，未置一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刚刚召开过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已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延安所及的范围内，包括重庆的左翼文化

界，对此已是一片称颂赞扬之声，胡风的态度只能被认为是冥顽不化了。

胡在文艺理论上，与毛的文艺思想的分歧与冲突，在1945年后，越来越趋于明朗与尖锐。源于40年代初，由于胡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并因逐步形成由自己为核心的“七月派”，及其同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的积极呼应，胡愈发不屈不挠。

1949年胡风进入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泽东。《时间开始了》共分《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第二欢乐颂》）五个部分.《欢乐颂》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颂》: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忘着前方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但是，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其他部分要公开继续发表却越来越困难，因为该诗已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虽然此时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这些桂冠给胡风带来了荣耀，但更多的是给他带来了灾难。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

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

   “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955年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

    胡风的检讨是由路翎、绿原、欧阳庄等帮忙修改抄写的。

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胡风在自我批评中，检查了自己在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思想的论断，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与诊断；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片面强调实践，陷入了唯心论。但是，从文字当中，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对自己1949年后的一些活动，胡风毫无保留地作了检讨。

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中，尽管真心诚意地自责，但显然不能获得毛泽东的赞许。 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在于他检讨的怎么样了，通过批判《文艺报》、批胡适思想，已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与之相左的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有其藏身之地了。

毛泽东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1955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那个时候，新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颠覆政权的各种阴谋，因此，在那个《决议》的前前后后，逮捕宣判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比如，1954年9月，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举行公审美国间谍雷德蒙及七名叛国罪犯的大会分别判处雷德蒙等八名叛国犯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再比如，1955年6月，逮捕了在全国解放前夕杀害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特务分子杨进兴，并判处死刑等等。

1955年4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的。

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开展以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为目的的大批判。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就印了700多万册。

    1955年5月16日晚，胡风家被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1986年元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胡风举行追悼会。悼词中称胡风为“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悼词最后指出：“胡风同志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2、阿红被人指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派至东北的特派员”

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也很快席捲到辽宁。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辽宁省作协, 根据陆续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凡是其中记载着的人物，都必须追查、交待、检讨，最后是定性。辽宁作协，作家和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会：揭发、批判、斗争。

首先触及到的是副主席马加。因为在公布的“胡风日记”中有一天记着：“马加来，谈机械论的危害”。批判会上要马加交待：马加不善言谈，说：“我只是去看看他，没有谈什么？”

    大家问：“怎么没有谈什么，他日记中明明写‘谈机械论的危害’嘛，怎么没有谈呢？”

    马加说：“我向来对理论问题没有兴趣……”

    群众问：“你没有兴趣，他怎么还和你谈？是你先谈机械论的？还是他先谈的？”

    马加说：“也许是他谈的，只是……只是……我去看看他，也就是坐了一二十分钟，不记得谈什么了。”

为马加这次偶然去看了胡风一次，大家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也没有追出来马加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什么关系。

接着诛连到的女作家草明，草明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早在上海时期已经有些名气。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以笔为枪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胡风在鲁迅先生左右，草明难免和他有所接触。“运动”中大家追问草明和胡风的关系，但草明回忆不起她和胡风究竟有什么关系。于是草明被“隔离审查”，不准出门，不准会客，不准和外界联系达半年之久。经过内查外调，也没有查出她和胡风的关系，只好不了了之。

根据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其中有一个骨干分子叫徐放。而黑龙江省作协有一个叫鲁琪的作家（后来任过黑龙江省文联主席）。鲁琪在伪满因为“反满抗日”，和徐放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随而鲁琪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接着就查作家韶华。他在1946年和鲁琪在丹东（原来叫安东）编过“白山杂志”。一起工作了半年。后来国民党进攻，丹东失守，到1955年已经九年没有见面了。韶华主编《东北文艺》时，向已经在黑龙江工作的鲁琪约过稿子。于是胡风——徐放——鲁琪——韶华，便串在一起了。大家要韶华交待和鲁琪的关系。

    韶华说：“我只是和他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九年没有见面的关系……’。

    群众追问：“你为什么向他约稿？”

    韶华答“他是作家，我编杂志嘛，总得向作家约稿呀。”

    群众追问：“他们惯于利用舆论，你被他们利用了，还不老实交待！”

    韶华说：“从鲁琪文章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内容！不信可以查查刊物嘛！”

    群众追问：“你现在不仅自己不猛醒，还替他打掩护！不老实！”

    韶华说：“我不能瞎编……”

    群众追问：“解放后，你们见过面吗？”

    韶华说：“1954年开第二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他也去开会了，见过一面。”

    群众追问：“你俩单独活动过吗？”

    韶华答：“一起逛过王府井商店。”

    群众追问：“买什么了？”

    韶华答问“小生活用品吧，不记得了。”

    群众追问：“他给你搞什么反革命宣传了？”

    韶华说：“他没有和我谈过政治话题……。”

“不可能，他们搞反革命，是一种本性，见了你这个老朋友，还不搞反革命宣传，不可能，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了！”

    韶华说：“确实没有。”

    群众追问：“你相信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

    韶华答：“相信！”

    群众追问：“你相信不相信鲁琪是胡风分子？”

    韶华答：“报纸上登了，好像他定了胡风分子。”

    群众“什么好像，他是铁杆的胡风分子！，”

    “他是胡风分子，我不是。”韶华说。

    群众追问：“他们要搞反革命活动，是不是要宣传反革命言论？”

    韶华说：“可能。”

    群众追问：“既然可能，他还能放过你这个老朋友？如实交待吧！”

    “交待！”

    “交待！”

    “老实交待！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会场一时慷慨激昂。

韶华想了很久，他突然反问：“你们想一想，我们多年未见，我虽然发表过他的稿件，但这么多年，彼此并不了解。是不是任何一个反革命，一见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一见面就搞反革命宣传？他了解对方政治态度吗？他不怕对方告发他！大家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再说别的！”他这一反问，大家都沉默了。

    会议冷场，主持人宣布：“休会！”

    由于韶华日常表现不错，群众关系也好，他们确实找不出蛛丝马迹。

作家安危也被触动。安危，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认识一个当时被列为胡风分子的作家（他们认识时还没有认识胡风）。此后作协秘书长晋驼和作协专业作家著名诗人侯唯动，因与胡风往来密切，被定为胡风分子。

晋驼（1910—1988），山东人。中共党员。1940年后历任延安供给学校教师，延安鲁艺研究员，延安大学教师。1941年在延安，有许多文学社团，鹰社主办的《蒺藜》墙报诞生了。受延安写讽刺小品的影响，晋驼在"蒺藜"墙报刊登了讽刺小品。康生在一次审干报告中信口说："有个《蒺藜》，里边有不少坏分子。"因此，晋驼和鹰社社员在以后的风云变幻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

后来，晋驼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结合》，是讲知识分子跟工农结合的，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出版了，这也成为被定为胡分子的罪证。那时，1946年贾植芳在胡风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贾植芳曾著文回忆道“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一次，胡风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风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传，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见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

    1957年，晋驼，最终定为胡风分子而被关押。

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文艺界有一种说法，即东北有三多：刘白羽战地通讯，毕君武漫画，侯唯动的诗。七月派著名詩人侯唯动(1917年8月11-2005年8月26日),陕西扶风人。1936年参加革命。30年代初侯唯动就在西安报纸和赵景深的《青年界》和北平张露薇的《文学导报》以及魏伯、余修的《浪花》上发表《城堡的履历》、《题木兰行军图》等新诗作品了。

 　 1938年初春，侯唯动把自己的长诗《斗争就是胜利》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寄了去。过了些日子，就在《七月》（十期）上发表。这首诗使侯唯动名扬诗坛。半个世纪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仍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胡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了《斗争就是胜利》(第十期)，这是献给东北抗日联军兄弟们的。诗人运用他刚刚从生活学来的人民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的执着和坚贞，对古老习俗的留恋和舍弃，老一代的沉痛的斗争经验和殷切的愿望，这一代的赤忱的斗争意志和火热的斗争行动......。这是生死与共的带血的歌声，但却是响彻山河的雄壮的歌声。当时，听说音乐家冼星海开始为这首诗谱曲。”（见，《胡风回忆录》）

1939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侯唯动和13名同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侯唯动在鲁艺学习期间，收获颇丰，他把自己的收获和认识写信告诉了胡风。不久，胡风在桂林的《诗创作》上发表了《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文中虽然隐去了侯唯动的姓名，但人们还是能看出这是为侯唯动写的。这篇文章使侯唯动和无数的青年诗人汲取了继续战斗的力量，提高了理论素养。所以，对侯唯动来说，胡风不仅是伯乐，是良师，还是一位诤友。此后侯唯动的创作如泉涌。 

胡风編的《七月》是战时水平极高的文学杂志，碰巧新诗到1940年代已开始成熟，因此，七月派的詩人们在抗战的大洪流里，紛紛結出了累累的果实。胡风对提拔新人充滿熱誠，在《七月》出版了四年的時候，从《七月》里选出了部分新人的诗作，刊行了这本《我是初來的》（上海希望社，一九四三年十月），还在书前发表了代序的《四年读诗小記》，記述了編选的经过及艰苦。本書共收了十四位诗人的創作十五首，其中就有侯唯動的。

侯唯动于1949年在沈阳给胡风写信，这封信中侯唯动说：“天蓝在本溪，公木在长春，晋驼在哈尔滨，李又然在吉林。”——这是在说他们的朋友圈子。而且后来还发现，在侯唯动写给胡风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公木即接到上海泥土社寄赠的一本胡风夫人梅志作的《小红帽脱险记》（童话诗）。显然，胡风是想跟公木来往的。 

    1949年12月5日胡风在日记中写道：“鲁藜从天津来，谈到《欢乐颂》等，一道出街吃面。

……得侯唯动信，谈到《欢乐颂》。”

在这些信件中，一些名字出现在这样一封封危险的信里，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果然侯唯动和胡风的通信后来就成了“论罪”的证据。

1953年冬，在完成长篇叙事诗《日月撵不上给工人拾鞋带》后，他来到北京，再次拜访了胡风。第二年他回到沈阳。这时支部书记已经听从一位当时在文艺界颇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关于侯唯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吩咐，还从这位大人物口中得知侯唯动曾经看望过胡风，冷冰冰地对他说：“听说你一到北京就去看望你那位老师去了，他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呢。”

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开始了。侯唯动是“七月派”重要一员尽人皆知，当然难以逃脱“胡风黑帮集团成员”的罪名。虽然因盲肠穿孔导致腹膜炎住进了隆福医院，他还是被放在行军床上进行了批斗。终于在1957年侯唯动被逮捕关押。冤狱24年，1981年平反改正。

    阿红在作协里虽然是年轻人，但是他也难逃劫难。  

阿红曾在日记中写道：“路翎开课一年，就去北京了。大概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编剧。从此，再也无缘会见！只从报纸偶见他的行踪。只从刊物上常见他的作品。《人民文学》登载的写志愿军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我好喜欢，认为他接触了军事文学一向回避的爱情纠葛，特别是中国战士和朝鲜姑娘的。不料喜欢劲没散，报刊上便接连二三的批判。我也就不敢说我喜欢了。” （见阿红1989年1月11日《忆路翎师》）

    后来阿红，他看到了：

1954年1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著名檄文《我们必须战斗》，其中正式而又严厉地指出：“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而又努力作家......胡的错误理论在他的创作上有长期不良影响。”“我认为，对路翎的这类作品（指《洼地上的战役》等）中的不良倾向给予严正的批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阿红，他又看到了：

1955年5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以舒芜摘录加注的胡风信件为内容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自此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即改为“反革命集团”）运动便拉开了帷幕。在《第一批材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

阿红为老师路翎担心，“其境界可堪设想！我不知道这位文质彬彬，一心向往革命，向往真善美的作家，是怎样承受得了的。对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有错误，犯罪，任监任毙；但，经不起冤枉。那比凌迟更痛苦。”

    阿红，他再看到了：

1955年的五六月份，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雪苇、副社长俞鸿模、总编辑王元化、编辑耿庸、罗洛、张中晓、罗飞等；因胡风案入狱，被定为胡风分子。由“胡风分子”刘雪苇担任社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公安部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而阿红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就是由该社于1952年出版的，文稿正是由罗洛编辑审读的。

阿红，更是身临其境，见到了辽宁省作协追查胡风分子揭发、批判、斗争的触目惊心的景象。有一天终于揭批轮到他的头上了。年方24岁的阿红因小说集《长命和清明》是在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把持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又曾在大学读书时选修过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的课，故遭到冲击。有的人逼他交“黑信”，有人说：“你不是胡风集团的，胡风集团把持的出版社给你出书？”，有人甚至指控阿红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派至东北的特派员”。那时，阿红所在的编辑部在大帅府（今张学良纪念馆）办公，家住在大西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全家一间房，吃住都在一个屋内。运动期间，连续开了他三天的批判会，解释无用，申辩无用。他每天早上从家哭到单位，晚上又从单位哭到家。妻见他哭，跟着哭，孩子见父母哭，也跟着哭。妻子还是坚强的，哭过了，抹了抹泪水就去做饭，做成了端到他面前，央求他吃，说：“总不能说啥就是啥吧！咱不是，总不能说是，

你要是把身体哭坏了，往后咋办？”听着妻子的话，看着妻子和依偎在一起的孩子，阿红揩了泪水端起了饭碗。

    当然人人皆知：谎言是冰，事实是太阳，再厚的冰也不奈太阳照的。

庆幸的是，悬在空中的“胡风分子”的帽子，没有扣上阿红的头上。阿红虽然没有落下马来，却感到了人生与现实的残酷和严峻。阿红后来惊叹道：“想起当时的揭批......今天犹不禁颤栗。”                      

       3、阿红仿佛步入了一个艺术的天堂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浪过后，阿红又有一段时间的平静，他仍然编刊物。1956 年任〈处女地〉文学月刊社诗歌组长 , 并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调整领导，主席马加，副主席师田手、慕柯夫、蔡天心、文菲。5月召开分会全体会员会议，选举马加、师田手、草明等37名理事，决定建立创作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在大连海滨建立创作之家。会员发展为136人。

1956年11 月至 1957 年 6 月, 阿红被组织上派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学习。担任所长的是著名诗人公木 , 讲课的有何其芳、刘白羽、艾青、臧克家等文学界名流 , 徐刚是班主任。阿红仿佛步入了一个艺术的天堂 , 他的文学修养、创作水平都由此获得了新的提高。

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0年10月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一座四合院里宣布成立。丁玲任所长，张天翼任副所长，康濯和田间任秘书长，徐刚为教务主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4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文学讲习所第一期的学员有马烽、西戎、唐达成．李若冰、陈登科、徐光耀、胡正、王雪波、王谷林、王有钦、陈淼、古鉴兹、孙迅韬、李纳、玛金、周雁如、杨润身、胡昭、葛文、段杏绵等。

第二期的学员有当时著名的作家玛拉沁夫、邓友梅、白刃、白艾、刘真、刘大为、王丕祥、贺鸿钧、王慧敏、董晓华、赵忠、赵郁秀、孙肖平、唐仁钧、张朴、颜振奋、李涌、谷峪、羽扬、漠南、李宏林、苏耕、苗得雨、张志民、和谷岩、胡尔查、刘超、吕亮、孙静轩、张凤珠、胡尔查、贺抒玉、缪文渭、谭谊等。

第三期的学员有王剑青、达木林、吉学沛、李逸民、李学鳌、陈鉴尧、朋斯克、姚运焕、胡万春、张有德、敖德斯尔、谢璞等。

　　在这些学员中，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迅速脱颖而出。马峰、西戎、胡正、陈登科、唐达成、邓友梅、玛拉沁夫、张志民、苗得雨，以及《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等使中国文坛变得多彩而活跃。作家梁斌，在这里边创作边工作，写完了《红旗谱》。

前三期是创作班,是以提高创作水平为目的；第四期是编辑班。编辑班没有像创作班那样强调个人创作。编辑班强调的是“编辑是高级的创作”(此语是刘少奇听作家协会负责同志汇报办编缉班情况时说的),是组织创作、引导创作、服务创作的,为读者提供文化精品

第四期的学员有马敏行、韦丘、刘岱、李虹、苗凤蒲、庞嘉季、康志强、阿红、庄久远、罗源文、雷奔（宋垒）、李晋、张亚中等。

第四期是文艺编辑训练班。当年的文艺编辑训练班开学典礼，刘白羽以《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讲话,头一句就是“举办文艺编辑训练班,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在我们文学史上来说,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最后一段是“同志们,再一次的欢迎你们,希望同志们创造经验,走好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办编辑训练班的第一步,引导中国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上去!”   

文艺编辑训练班学习目的:通过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学习,及文学名著、文学评论、编辑业务的学习和研究,提高编辑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以在编辑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培训对象:中央及地方文艺报刊、出版社中的编辑组长以上的中青年骨干。培训名额:100名(实际报到103人)。培训时间:1956年11月1日—1957年6月22日。学习课目:1、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评论研究;2、编辑业务讲座和编辑实习;3、语法修辞。

文艺编辑训练班课程安排非常周到，内容丰富，而且都是名家来讲授。比如读《红楼梦》。学习时间是1956年12月24日至1957年1月19日。辅导报告是何其芳:《红楼梦》作品分析;舒芜:如何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黄药眠:关于典型问题。又比如读鲁迅。学习时间是1957年2月27日至3月20日。辅导报告是李何林:鲁迅和鲁迅杂文;王任叔:鲁迅小说艺术分析;李霁野:鲁迅和“未名社”。《琵琶记》的辅导课是由张庚和张光年讲授。张庚的讲题是《谈中国戏曲的规律》。公木讲授：《李白及其作品》。关于李白,公木讲了整整两天。

文讲所老师不论是兼职的还是专职的,都是一流的作家、学者、教授。文讲所学员,都是一线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这里学风浓厚,人才辈出。上个世纪50年代,被誉为文坛“黄埔”,是很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

1956年11月21日—12月1日，召开了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从老舍的开幕词,到周扬的会议总结,以及会议中间周扬、冯雪峰、叶圣陶、徐调孚、林淡秋、楼适夷、秦兆阳、韦君宜等文坛前辈、刊物元老的报告及发言,既总结了半个世纪的办刊经验,又对刊物在新形势下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提出真知灼见。其间周扬动情地说“刊物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文学水平”,“同志们肩上的担子重,大家努力啊!”当时文讲所第四期文艺编辑训练班全体学员列席了这次会议,都受到极大鼓舞。

阿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之中。因为他是诗歌编辑，所以业余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中国古典诗论和外国诗论, 天天在讲习所的图书馆里阅读 , 并把他认为很精彩的片断摘抄在笔记本中。

“从那些笔记中, 可以看到阿红先后读过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 《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叶少蕴的《石林诗话》、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 刘放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魏泰的《临溪隐居诗话》、许彦周的《彦周诗话》、杨载的《诗法家数》、孔颖达的《毛诗正义》、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王应麟的《国学纪闻》、袁枚的《随园诗话》、朱熹的《吕代诗记序》、汪婉的《唐诗正序》 , 王直方的《王直方诗话》、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诗大序》、《毛诗序》、《古今诗话》、《清诗话》等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对于所摘录的一些精彩的片断 , 阿红还根据内容命了小标题或作了自己的旁批 , 以便查阅时一目了然。这些小标题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 , 比如《面对曲解上纲害人》 ( 关于《石林诗话》中一个小故事而命的标题 ) 、《学习别人的作品> (对《后山诗话》中苏轼学习刘禹锡诗歌而命的标题) ,

《写景》、《写意》、《书事》、《用事》、《押韵》、《破题》、《结句》、 《诗与宣传》、《人人皆可作诗·有志皆可诗》 、《关于“志 " 的解释》、《思想与诗·世界观与诗》、《不可强作》、《修改》 、 《关于风格》、《表现要精》、 《语言》《韵律》、《内容》、《诗与画》、《以意为重》等等 , 可以看出阿红读书是极认真的 , 他后来的诗论之中就从中汲取过不少美学营养 ,他写诗话的肯定也与古代诗话的影响有相当的关系。

阿红也不仅读中国的诗论 , 还广泛阅读外国的文学著作和文学理论书 , 有古典的 , 也有现代的; 有现实主义的 , 浪漫主义哟, 也有现代主义的；有诗歌的、小说的 , 也有戏剧的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别林斯基、康德、黑格尔、杜勃罗留波天、雨果......等等关于文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诗歌的论述 , 阿红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阅读 , 并写下了摘录笔记和学习心得 , 这为他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艺术哲学观念......"（见蒋登科著<迷人的阿红>第50-51页）

阿红在学习其间，无时无刻和同行互相切磋，互相交流编辑经验。阿红与广东诗人韦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奔（宋垒）等学友，毕业之后仍保持密切协作，在编辑刊物和培养新人方面互相支持。阿红也利用在北京学习期间，拜访一些老一辈的诗歌编辑，《诗刊》恰好于1957年1月25日在北京创刊，其中编委吕剑就是他敬仰的榜样。他曾写道：“五十年代中，吕剑在《诗刊》任编辑，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曾去编辑部拜访。现在，我还能想见他接见我时的亲切神态。应该说老一代诗编辑的优良作风一直影响着我，那是默默的浸润般的传导。 ”（见《阿红日记》第204页）

虽然在进文讲所之前，阿红可能已经有可观的编辑、创作实绩，他不进文讲所研习，也可能照样会成大器。但是，没有文讲所的研习，阿红必定会和现在不一样。

          4、  “我象一只鸟正向云天冲刺，一阵乱箭，落在尘埃。

             虽没中箭，却好久好久不敢起翅。”

                                      ----阿红《诗人的自白》

1957 年 4 月初,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 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4 月 27 日, 经过毛泽东的批示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

1957 年 5 月4 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便在全国展开。在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的第18 天, 即 5 月15 日 , 毛泽东便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章 , 向党内高层打招呼 , 说明"反右"的意图。与此同时 , 鸣放仍在继续。

1957 年 6 月8 日 , 《人民日刊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 论调突变。社论指出,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 " 的名义下, 少数 " 右派 " 正在" 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 " 。同日 , 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 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运动 " 。 " 双百方针" 和 " 整风运动 ", 事实上变成了一一场"引蛇出洞 " 、充满着政治策略的 " 阳谋" 。仅止1957 年 10月, 全国就已划出右派分子 55 万人。

1957年，全国“反右派”，阿红岂能幸免！运动期间，辽宁报纸在关于辽宁作协的报道里，在阿红的名字前就有“右派分子”字样。所幸的是他最后未被定为右派。其原因后来才知道，当时作协在确定右派分子名单时，著名作家、作协党组书记马加出于对干部的关怀爱护，在会上说，只要右派人数符合上级要求的5％，自阿红以后就不要再定了，阿红由此而幸免。但出于当时运动要求，阿红全家下放到北镇县常家屯村劳动锻炼。

吕进在《迷人的阿红》一文中曾写道，阿红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这样的题目叫《暗箭与靶像》：射手一支暗剑/靶像长一根刺/射手无数暗箭/靶像变成刺猬/然而在灵视的窥镜上/那靶像依样是巍峨的人光彩的人/射手竟成/刺/猬

阿红的诗不属于不懂人生，不懂艺术的浅薄者，也不属于游戏人生、游戏艺术的轻薄者。他的诗看似轻松，实则冷峻。他的来自真实的人生，饱含曾经沧桑者的深思，交织着爱与鄙视、愿望和忧患。《暗剑和靶像》是诗化人生体验。

阿红曾经谈到过一九五七年：”我像一只鸟正向云天冲刺，一阵乱箭，落在尘埃。虽未中箭，却好久好久不敢起翅。“（《诗人自白》）这是诗人初次领略‘箭’的滋味......”

    邓荫柯（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在《好人马加一路走好》文中详细地揭开阿红政治生命的重生。文章写道：“诗人阿红对马老的终生不变的感念就更加动人情怀。反右运动中阿红因忧国忧民的正直坦诚受到冲击，政治生命命悬一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这场乌云却风雨不惊地吹散了，他终于度过了危机，保持了极为真贵的‘人民’之身。多年之后，作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内幕渐渐透露出。原来阿红的政治命运靠了马加同志善良的心愿和巧妙的政治智慧保护了下来。原来每单位在划右派时上级下达了一个控制比例，比如百分之几。有不少心地不良的人把这个控制比例有意无意地理解为必须完成的目标，于是出现了为凑够‘指标’而硬把某某打成右派的事情，但善良而正直的人却准确地理解控制‘指标’的含义。作为作协主席、党组书记，马老当然要根据上级指示领导作协的反右斗争，他也当然准确而善意地理解了‘指标’含义。据说在讨论决定几位右派‘候选人’的命运的党组会上，

已作出了给两位或三位不幸者戴帽的决定，下一位就是阿红了。此刻，主持会议的马老若无其事地问道：‘咱的指标是百分之几呀？’别人说，是几几。马老又问：‘咱们已经定了百分之几？’别人说，还不到指标，再定一个就稍稍超过一点。马老淡淡地说：‘那么，从王占彪（阿红原名）以下就不要定了吧’这样马老发话了，别人就自然做个顺水人情，阿红就这样逃过生命中的一劫。”（ 2004年10月27日《沈阳日报》）

马加，当代著名作家。1910年2月27日生于辽宁省新民市弓匠堡子村。1928年考上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1935年参加了“左联”。1938年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回到辽宁。马加，2004年10月21日在沈阳市逝世。历任《文学导报》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辽宁省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1990年年被宁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马加同志创作了具有独特东北地域语言特点的小说《江山村十日》、《红色的果实》和最著名的作品《开不败的花朵》。70岁高龄时，写下《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上》。出版有《马加文集》（7卷本）。马加的家乡新民市修建了“马加同志纪念馆”。

世间，正义的人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当阿红回忆此事时，对自己能在1957年奇迹般地解脱和重生，他感慨地说；“是呀，滴水之恩，这比滴水之恩还要重！”阿红特意为铭记这个事情还创作了一首诗歌送给马加先生。 

                假如没他那句话

                       -- --怀念著名作家马加老人

那个年代 " 反右" 。那个年代 " 反右 " 中省作协一个决定性会议上，马加同志问 :"

定了三个 , 够不够5%?" 有人答 :" 够了。 " 马加同志说:" 那从王占彪起 , 就都不要定

了。 "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头上就会被压上山沉的铁帽

          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身子就会被推进 " 教养 " 的铁门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妻我的子就会被生活逼向绝路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手就会把一条绝命的绳抛上黑夜的树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 不止我 , 都会......

                               2005，4，8  （见，阿红《艺趣无涯》224页）

     但出于当时运动要求，阿红全家还是被下放到北镇县常家屯村劳动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