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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所称的杂文，主要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杂体文章。包括随感、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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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堕落的主客观原因
文章来源：原创 访问量：571 作者：褦襶子 发布：褦襶子 首发时间：2017-06-30 23:14:25
关键词：中国诗赋网
编语：
最近看了一篇据说是白岩松高见的帖子。后面跟帖者随即发难，抨击“白说”。其实这是目前网上的通病，读者内心积郁太多的失落，任何一篇与其内心“积郁”有关联的帖子，若不能解决他们心中所有困惑都会遭到其抨击。人性堕落的问题本就是一个宽泛的话题，一篇文章就要把人性堕落的原因剖析透彻，谈何容易。若苛责作文的完美，从此天下无文章。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主旨，即便探究同一个话题，也存在不同角度的见解。“白说”只是从观念与客观条件两个角度阐释目前道德堕落的原因。他的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就是从现行观念形成的角度阐述道德堕落的意识根源。特色的“革命”观念，的确与目前社会道德堕落难脱干系。
革命本是一种本质上的进步，可在国人的意识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了。思想革命本是一种意识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可是到了天朝就只剩下“正确与错误”。没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的“正确”，就只能是权力意识的反映。而“思想”就是“权本位”最大的敌人。于是“正确”容不得质疑，世人要么为权力歌功颂德，要么作“权本位”的牺牲品，二选一。思考就意为着与“正确”对立，意为着权力下万劫不复的可能。渐渐“思考恐惧症”扎根于国人内心。中国人本就聪慧，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可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逐渐让国人这种聪慧蜕化成简单的风险判断。
道德观是种观念，是基于人性对事物属性的判断。几十年的“革命”，早已经断送了这种鉴别性的判断。因为人们无须细想，只要通过感受风险站正确队就OK了。追逐权利就是“正确”，就可以规避风险。所以道德的堕落首先源于国人思想功能的丧失。说白了，相当多的国人现在没有是非观。个体趋利避害，是唯一的选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整天在网上叫嚣，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口不对心却做得那么起劲。
尽管如今国门大开，这种特色观念无法为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国际化的需要，文学、艺术开始用微瑕妆点“真实”，可是观念惯性短期内仍无法改变。所以，政治偶像，公众人物在世人的心目中仍然不能有瑕疵，甚至不惜捍卫虚假的矫饰，来维系内心中的那份“完美”。这种观念盛行的恶果就是世人开始接受矫饰的罪恶。虚假一旦被接受，就不会在乎多少。一丝虚假就象一粒种子，会迅速喧“宾”夺“主”。至此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
革命是文明与愚昧的较量，是对人心征服，改变的是人的命运。革命虽然有牺牲，可是革命的目的不是流血，相反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对生命的敬重，否则作为人类进步文明标志的“革命”岂不成了践行森林法则！所以，以杀人为目的的革命，堪称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讲了这么些年历史课，对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数家珍，可年逾知命才真正体会其“光荣”所在。其光荣就光荣在是文明对愚昧的征服，而不是兽类血腥的较量。
美国南北战争，即便在南军投降时，南军还拥有相当的实力，以其统帅罗伯特李•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可是罗伯特•李不愿意士兵再有更大伤亡，“较量”已出结果，他没有领着他的士兵钻林海搞什么游击战，而是绅士地毅然率部投降。美军将人类战争从原始的“人海”战术，兽类的血腥争夺，演进到文明与落后的较量。战场伤亡数量至今是美军在所有战争中第一大忌讳。中国的名将是“不想听伤亡数量，只想知道战场的结果”理念成就的功名，所以中国古来就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说。
美国南北战争被称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可是美国人在战后没有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战神”的罗伯特•李将军甚至还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
“血腥”是人类与兽类的重要区别。无论你以什么名义，若以血腥手段去达到目的，势必最终导致道德的堕落。不择手段去实现的正义目的，往往最终走向更邪恶的一面。美国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虽然直接反映为科技水平，可是使美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却是美国人的文明理念。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大陆军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就是到了士兵光着脚在雪地上留下斑斑血迹时，也拒绝采用暴力手段征集军需。他领导下的美国大陆军，没有以美国人民的解放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文明操守而自豪。华盛顿不仅站在了人类政治道德的制高点上，更是站上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
法国大革命被我们推崇为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启蒙思想至今在欧美国家思想领域仍占据统治地位。可在世界本主义发展史上，它始终没有能力领风骚。现在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彻底性，正是法国文明演进的最大缺憾。雅各宾派的血腥革命理念不但断送过法国革命，至今仍影响着追求解放民族争取解放的理念。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所以优先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才被法国人实践，或许与法国人当时崇尚暴力不无关联。暴力往往是被压迫后的一种报复，纵观法国封建历史，法国的封建压迫的确相对较重。可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不能仅停留在本能的报复层面。如果法国大革命后，迅速纳入法制文明轨道，而不是凭借举报血腥屠杀“反革命”，或许法兰西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界文明面前。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控制战争惯性，在战争结束后迅速终止血腥才是文明的自信。一种文明的自信，不是自我标榜“有理由自信”就真的自信了，而是敢于给民众充分表达不满的权利。雅各宾派若真的自信法国大革命代表着法国文明的走向，就没有必要实行血腥统治，也就不至于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白说”认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革命观，系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的意识根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一种文明从它不允许与其对立的文明观念自由表达时起，就注定没有“未来”。
提到观念就难免不说说教育。一种教育要想产生文明的教育效果，影响世人的观念，“公平的社会环境”是其必要的条件。从本质上讲，，教育无法让人性“变好”，而只能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这种教育效果离开公平的社会环境是很难达到的，而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只有实行法制。法制与法治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法制是种契约，从立法到司法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契约。契约是双方互相遵守的，如果立法不符合民意，司法不遵守“约定程序”，那么这种社会契约就不存在了。守法就不一定是法制的结果，或许也可以说不一定是种文明的反映，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角度，“守法”有时也可能是与法制无关的罪恶。
教育要想产生约束人的负面欲望与负面行为效果，就必须让所有民众相信法律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契约，能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否则什么形式的教育都难以影响世人的道德观念。我们经常在学校里教育孩子们，要奉公守法。最主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相信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利。如果你告诉孩子们法律主要是为了惩罚坏人，倘若在惩罚坏人与保护他们安全、权利相矛盾时，法律优先选择惩罚坏人，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利时，孩子守法的愿望会如何！西方法制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根源就在于守法者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得到法律的保护。自我需要是第一人性，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是因为法律优先保护好人，其次才是惩罚坏人。所以西方社会在刑法上奉行无罪推定，在民法上也奉行无罪推定精神的责任界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虽然，随着社会发展，中外司法都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也只是针对当事人之中特殊强势的法人一方，并非废除谁主张谁举证的民法原则。
南京彭宇案之所以被称为打开潘多拉魔盒，不在于彭宇是否真的撞了那个老太太。而是司法判决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程序违法被称为最严重的违法，至今仍是中国司法的明确规定。至于彭宇承认撞了老太太纯属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与莫斯科红场被处决的那些“罪犯”百分之百认罪如出一辙。
一百年的学校道德教育成果，仅此一次判决被确定就足以摧毁。这就是该案后媒体发起的广泛社会公德教育与学校公德教育不但没有丝毫效果，相反更加导致道德堕落的客观根源。因为这种教育是瞪眼睛说瞎话，即便被洗脑洗得脑残的都很快会明白自己在受欺骗。缺乏公平的司法环境，道德教育只能适得其反。
“白说”还认为摔倒的老人讹诈救他的人是因为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不过是古老的“仓廪实而知廉耻！”之说。此观点在网上立即遭到读者的抨击，认为中国有医疗保障的时间并不长，可是社会公德却是历史上空前的堕落。其实“白说”此观点并非认为医疗保障缺失是当前社会公德堕落的全部原因。他只是想说这个社会缺乏保障人形成道德意识的客观环境，只不过慑于特色，不好直说罢了。的确，目前中国社会公德空前堕落的现实说明，社会公德水平的提高，仅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满足主观上精神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还没有杀青时，看到微信里的一份争论。网友甲认为 “蒋经国是中华民主第一伟人”；网友乙认为“台湾民主不是他创造，他只是在生命最后时应潮流顺势而己，离伟大差十万八千里。他精力旺盛时也曾搞过恐怖独裁”。两种观点的争论正与此文要阐述的观点产生共鸣。目前中国社会一方面用“高尚”把社会公德水准拔得远离“人性”，一方面又吝啬对为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人的肯定。前不久笔者就因为对崔永元的评价与一位网友产生过争执，余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崔对涉嫌民族存亡的转基因推广问题的大胆质疑与为之所做出的个人利益牺牲。网友认为崔拿他人过世的亲人说事，违背中国人死者为尊的传统道德，属于有严重道德问题应该被彻底否定。最后因思考不在一个频道，终未能达成共识。这就是中国式“革命”非此即彼观念对国人认识的戕害。无论蒋经国做过什么恶事，他在晚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台湾民主政治奠基，“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当之无愧。
“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只是充分肯定他在台湾为华人世界树立民主政体典范的行为。谁说做好事的人，就一定不能做过坏事！做过恶事，其所做的好事就不能被充分肯定。如果不看蒋经国一生的独裁，只就其晚年对台湾民主的贡献，相信质疑其不配称“中华民主第一伟人”的国人一定会少很多。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逻辑”。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但也不应该影响对功、过的定性。
“白说”认为国人对于熟人道德感较强，与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感形成巨大的反差。为什么？这说明大多数人是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之所以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感低，是因为陌生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倘若一个社会对于每一个成员，毫不吝啬对其道德行为的充分肯定，人性使然这个人是会因此拒绝做好事，从此多做恶事。还是愿意继续做好事，继续得到世人的肯定？倘若道德行为对于世人可有可无，那谁还愿意善事！试问，似小蒋那般掌控着绝对权利，却能顺应历史潮流，最终没有把权力据为家族私有，中华几千年历史上有几人？天朝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若有同样的机会该做出如何选择？这样的举动都不能称为伟人，难道只凭杀人多少称“伟”？
人类历史上，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革命，大多是贵族革命。那种为生存本能所进行的穷人革命，最终大多堕入强权轮回。因为穷人革命的信仰，有相当的成份是属于本能的需要。掌控着权力，尤其是在极权体制下掌控着绝对权力而未“私天下”，仅此一举就足以盖过一个人的任何过失。其“公天下”之举，需要多少不具备其条件的人的生命与天下人的血汗才能做到？如果小蒋曾经对中华民主做过贡献，而晚年利用他的权力“私天下”，那他只能算是对历史做过贡献。如是他曾经独裁，晚年却以“公天下”终结自己的一生，那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在台湾进行民主抗争，小蒋的确不是第一人，而且他掌权时期，对于民主抗争还进行过无情的镇压。但不能说台湾民主不是他创造的。如果他不在临死前利用他的权力在台湾确立民主制，台湾至今能否实现民主？若实现民主还需要多少牺牲？会比在他统治下民主人士的牺牲多还是少？
我们一些同胞们一方面向往美式民主，却始终难以领会美国人的文明理念。看看美国历史上那些被美国人景仰的英雄（中国人这称呼），其中许多人要是在中国眼里，即便不被抨击为欺世盗名，也堪称名不符实。当美国鼎沸舆论质疑马丁路德•金道德操守时，美国的精英们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明确马丁路德•金的那些缺德行为与他为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壮举没有必然联系（媒体原话是“与此事无关”），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尽管对他的定论仍有争议，可正是美国社会这种理性的声音，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美国民权的进步。
笔者赞同“白说”的观点，中国人不缺“德”，缺是形成国人道德意识的主客观环境与充分肯定道德行为的胸襟。对世人道德上的苛责，反映国人对于道德的一种违背人性的贪婪，一个法制社会只有实现底线道德，对于道德行为给予导向性的“充分肯定”，才让“公德”活在人间。
每一篇文章都有其主旨，即便探究同一个话题，也存在不同角度的见解。“白说”只是从观念与客观条件两个角度阐释目前道德堕落的原因。他的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就是从现行观念形成的角度阐述道德堕落的意识根源。特色的“革命”观念，的确与目前社会道德堕落难脱干系。
革命本是一种本质上的进步，可在国人的意识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了。思想革命本是一种意识上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可是到了天朝就只剩下“正确与错误”。没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的“正确”，就只能是权力意识的反映。而“思想”就是“权本位”最大的敌人。于是“正确”容不得质疑，世人要么为权力歌功颂德，要么作“权本位”的牺牲品，二选一。思考就意为着与“正确”对立，意为着权力下万劫不复的可能。渐渐“思考恐惧症”扎根于国人内心。中国人本就聪慧，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可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逐渐让国人这种聪慧蜕化成简单的风险判断。
道德观是种观念，是基于人性对事物属性的判断。几十年的“革命”，早已经断送了这种鉴别性的判断。因为人们无须细想，只要通过感受风险站正确队就OK了。追逐权利就是“正确”，就可以规避风险。所以道德的堕落首先源于国人思想功能的丧失。说白了，相当多的国人现在没有是非观。个体趋利避害，是唯一的选择。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整天在网上叫嚣，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口不对心却做得那么起劲。
尽管如今国门大开，这种特色观念无法为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国际化的需要，文学、艺术开始用微瑕妆点“真实”，可是观念惯性短期内仍无法改变。所以，政治偶像，公众人物在世人的心目中仍然不能有瑕疵，甚至不惜捍卫虚假的矫饰，来维系内心中的那份“完美”。这种观念盛行的恶果就是世人开始接受矫饰的罪恶。虚假一旦被接受，就不会在乎多少。一丝虚假就象一粒种子，会迅速喧“宾”夺“主”。至此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
革命是文明与愚昧的较量，是对人心征服，改变的是人的命运。革命虽然有牺牲，可是革命的目的不是流血，相反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对生命的敬重，否则作为人类进步文明标志的“革命”岂不成了践行森林法则！所以，以杀人为目的的革命，堪称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讲了这么些年历史课，对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数家珍，可年逾知命才真正体会其“光荣”所在。其光荣就光荣在是文明对愚昧的征服，而不是兽类血腥的较量。
美国南北战争，即便在南军投降时，南军还拥有相当的实力，以其统帅罗伯特李•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可是罗伯特•李不愿意士兵再有更大伤亡，“较量”已出结果，他没有领着他的士兵钻林海搞什么游击战，而是绅士地毅然率部投降。美军将人类战争从原始的“人海”战术，兽类的血腥争夺，演进到文明与落后的较量。战场伤亡数量至今是美军在所有战争中第一大忌讳。中国的名将是“不想听伤亡数量，只想知道战场的结果”理念成就的功名，所以中国古来就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说。
美国南北战争被称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可是美国人在战后没有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战神”的罗伯特•李将军甚至还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
“血腥”是人类与兽类的重要区别。无论你以什么名义，若以血腥手段去达到目的，势必最终导致道德的堕落。不择手段去实现的正义目的，往往最终走向更邪恶的一面。美国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虽然直接反映为科技水平，可是使美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却是美国人的文明理念。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大陆军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就是到了士兵光着脚在雪地上留下斑斑血迹时，也拒绝采用暴力手段征集军需。他领导下的美国大陆军，没有以美国人民的解放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文明操守而自豪。华盛顿不仅站在了人类政治道德的制高点上，更是站上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
法国大革命被我们推崇为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启蒙思想至今在欧美国家思想领域仍占据统治地位。可在世界本主义发展史上，它始终没有能力领风骚。现在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彻底性，正是法国文明演进的最大缺憾。雅各宾派的血腥革命理念不但断送过法国革命，至今仍影响着追求解放民族争取解放的理念。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所以优先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才被法国人实践，或许与法国人当时崇尚暴力不无关联。暴力往往是被压迫后的一种报复，纵观法国封建历史，法国的封建压迫的确相对较重。可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不能仅停留在本能的报复层面。如果法国大革命后，迅速纳入法制文明轨道，而不是凭借举报血腥屠杀“反革命”，或许法兰西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界文明面前。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控制战争惯性，在战争结束后迅速终止血腥才是文明的自信。一种文明的自信，不是自我标榜“有理由自信”就真的自信了，而是敢于给民众充分表达不满的权利。雅各宾派若真的自信法国大革命代表着法国文明的走向，就没有必要实行血腥统治，也就不至于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白说”认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革命观，系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的意识根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一种文明从它不允许与其对立的文明观念自由表达时起，就注定没有“未来”。
提到观念就难免不说说教育。一种教育要想产生文明的教育效果，影响世人的观念，“公平的社会环境”是其必要的条件。从本质上讲，，教育无法让人性“变好”，而只能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这种教育效果离开公平的社会环境是很难达到的，而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只有实行法制。法制与法治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法制是种契约，从立法到司法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契约。契约是双方互相遵守的，如果立法不符合民意，司法不遵守“约定程序”，那么这种社会契约就不存在了。守法就不一定是法制的结果，或许也可以说不一定是种文明的反映，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角度，“守法”有时也可能是与法制无关的罪恶。
教育要想产生约束人的负面欲望与负面行为效果，就必须让所有民众相信法律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契约，能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否则什么形式的教育都难以影响世人的道德观念。我们经常在学校里教育孩子们，要奉公守法。最主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相信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利。如果你告诉孩子们法律主要是为了惩罚坏人，倘若在惩罚坏人与保护他们安全、权利相矛盾时，法律优先选择惩罚坏人，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利时，孩子守法的愿望会如何！西方法制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根源就在于守法者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得到法律的保护。自我需要是第一人性，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是因为法律优先保护好人，其次才是惩罚坏人。所以西方社会在刑法上奉行无罪推定，在民法上也奉行无罪推定精神的责任界定，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虽然，随着社会发展，中外司法都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也只是针对当事人之中特殊强势的法人一方，并非废除谁主张谁举证的民法原则。
南京彭宇案之所以被称为打开潘多拉魔盒，不在于彭宇是否真的撞了那个老太太。而是司法判决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程序违法被称为最严重的违法，至今仍是中国司法的明确规定。至于彭宇承认撞了老太太纯属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与莫斯科红场被处决的那些“罪犯”百分之百认罪如出一辙。
一百年的学校道德教育成果，仅此一次判决被确定就足以摧毁。这就是该案后媒体发起的广泛社会公德教育与学校公德教育不但没有丝毫效果，相反更加导致道德堕落的客观根源。因为这种教育是瞪眼睛说瞎话，即便被洗脑洗得脑残的都很快会明白自己在受欺骗。缺乏公平的司法环境，道德教育只能适得其反。
“白说”还认为摔倒的老人讹诈救他的人是因为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不过是古老的“仓廪实而知廉耻！”之说。此观点在网上立即遭到读者的抨击，认为中国有医疗保障的时间并不长，可是社会公德却是历史上空前的堕落。其实“白说”此观点并非认为医疗保障缺失是当前社会公德堕落的全部原因。他只是想说这个社会缺乏保障人形成道德意识的客观环境，只不过慑于特色，不好直说罢了。的确，目前中国社会公德空前堕落的现实说明，社会公德水平的提高，仅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满足主观上精神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还没有杀青时，看到微信里的一份争论。网友甲认为 “蒋经国是中华民主第一伟人”；网友乙认为“台湾民主不是他创造，他只是在生命最后时应潮流顺势而己，离伟大差十万八千里。他精力旺盛时也曾搞过恐怖独裁”。两种观点的争论正与此文要阐述的观点产生共鸣。目前中国社会一方面用“高尚”把社会公德水准拔得远离“人性”，一方面又吝啬对为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人的肯定。前不久笔者就因为对崔永元的评价与一位网友产生过争执，余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崔对涉嫌民族存亡的转基因推广问题的大胆质疑与为之所做出的个人利益牺牲。网友认为崔拿他人过世的亲人说事，违背中国人死者为尊的传统道德，属于有严重道德问题应该被彻底否定。最后因思考不在一个频道，终未能达成共识。这就是中国式“革命”非此即彼观念对国人认识的戕害。无论蒋经国做过什么恶事，他在晚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台湾民主政治奠基，“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当之无愧。
“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只是充分肯定他在台湾为华人世界树立民主政体典范的行为。谁说做好事的人，就一定不能做过坏事！做过恶事，其所做的好事就不能被充分肯定。如果不看蒋经国一生的独裁，只就其晚年对台湾民主的贡献，相信质疑其不配称“中华民主第一伟人”的国人一定会少很多。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逻辑”。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但也不应该影响对功、过的定性。
“白说”认为国人对于熟人道德感较强，与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感形成巨大的反差。为什么？这说明大多数人是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之所以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感低，是因为陌生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倘若一个社会对于每一个成员，毫不吝啬对其道德行为的充分肯定，人性使然这个人是会因此拒绝做好事，从此多做恶事。还是愿意继续做好事，继续得到世人的肯定？倘若道德行为对于世人可有可无，那谁还愿意善事！试问，似小蒋那般掌控着绝对权利，却能顺应历史潮流，最终没有把权力据为家族私有，中华几千年历史上有几人？天朝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若有同样的机会该做出如何选择？这样的举动都不能称为伟人，难道只凭杀人多少称“伟”？
人类历史上，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革命，大多是贵族革命。那种为生存本能所进行的穷人革命，最终大多堕入强权轮回。因为穷人革命的信仰，有相当的成份是属于本能的需要。掌控着权力，尤其是在极权体制下掌控着绝对权力而未“私天下”，仅此一举就足以盖过一个人的任何过失。其“公天下”之举，需要多少不具备其条件的人的生命与天下人的血汗才能做到？如果小蒋曾经对中华民主做过贡献，而晚年利用他的权力“私天下”，那他只能算是对历史做过贡献。如是他曾经独裁，晚年却以“公天下”终结自己的一生，那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主第一伟人”。在台湾进行民主抗争，小蒋的确不是第一人，而且他掌权时期，对于民主抗争还进行过无情的镇压。但不能说台湾民主不是他创造的。如果他不在临死前利用他的权力在台湾确立民主制，台湾至今能否实现民主？若实现民主还需要多少牺牲？会比在他统治下民主人士的牺牲多还是少？
我们一些同胞们一方面向往美式民主，却始终难以领会美国人的文明理念。看看美国历史上那些被美国人景仰的英雄（中国人这称呼），其中许多人要是在中国眼里，即便不被抨击为欺世盗名，也堪称名不符实。当美国鼎沸舆论质疑马丁路德•金道德操守时，美国的精英们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明确马丁路德•金的那些缺德行为与他为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壮举没有必然联系（媒体原话是“与此事无关”），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尽管对他的定论仍有争议，可正是美国社会这种理性的声音，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美国民权的进步。
笔者赞同“白说”的观点，中国人不缺“德”，缺是形成国人道德意识的主客观环境与充分肯定道德行为的胸襟。对世人道德上的苛责，反映国人对于道德的一种违背人性的贪婪，一个法制社会只有实现底线道德，对于道德行为给予导向性的“充分肯定”，才让“公德”活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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