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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是一张门票

——写给需要精神家园的人们

    上个世纪的后十年，“世纪末”的情绪一直影响着我们。以至千禧年哪年为“实”哪年为虚也弄不准了，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憧憬和希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更多的人都还理性着。在浮躁有些泛化，茫然粘附着娇情时，肯定和鼓励都透析出袭袭无奈。风云际会，战争、裂变、碰撞，是这个世纪最炫目的词眼。即使如此，理性的主流依然浩浩荡荡，人们在有点悲观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世纪大盘点。这是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必然过程。诉求虽多元，但理性的脚步依然在敲击这古老又年轻的蓝色星球。人们为了不断总结不断进步，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饱经战乱的国家，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记忆犹新。大家都认识到战争既是人类的浩劫，也是人类的耻辱。应予以高度警惕，并铭刻于心。在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人们自然记得曾经同是邪恶轴心国的日本和德国，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认罪态度，德国人忏悔了，得到了原谅和赞许；日本人拒绝忏悔，自然遭到了谴责，人们不能不警惕加蔑视。

    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说，日本虽是第二号经济强国，但至今也没能拿到世界普遍认可的精神家园的门票。在很多人眼里，日本无疑是个虽很有钱但还是没有成熟的国家。这个不成熟的标志主要是指文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是文化，而非其他。

    也正因为这样，和平与发展才成为世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主题。愿望是这样，但能否如愿以偿，还有待继续观察、疏理和努力。这个课题过余博大，在此不论。而由此引发的忏悔问题，却是值得探讨的。

    世界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不懂得忏悔的民族多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要大打折扣。人类的悲剧就可能再次发生。同样，国是由家组成的，家是由人组成的，不懂得忏悔的人多了，稳定与发展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民族的悲剧照样可以再次发生。

    这里，我们仅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自己。不要再喊“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大话了，因为那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的把戏。这里，只说自我拯救，澄清自我有时比澄清世界还要关键，这是还原求真的前提。忏悔意识的有无至关重要，对民族而言，事关兴衰荣败；对个人而言，事关良知与觉悟。一言以蔽之，忏悔关乎尊严与独立。

    几年前，青年才俊余杰曾写过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于是，热闹的文坛又添二余之争的热闹。我们且不说余杰的言辞如何锐利，也不说余秋雨先生虽然是曾经沧海但还是屈尊言和的无奈。这里只说余杰作为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没有忏悔习惯的国度，提出了忏悔这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这是不是个吉兆，是否是一次扣响神祗之门的前奏，我们不得而知。但对需要忏悔却又拒绝忏悔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忏悔，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审视的终结，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此要说的是“忏悔”，是良心的发观，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是非的判断，站在文明的立场上对人类基本价值的选择与取舍。

    作为曾是御用写作班子“石一歌”成员之一的余秋雨先生，近十年来，虽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书一本一本地出，“旅”一趟一趟地游，见识自然比那个时候广多了。学术界甚至有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因为他具备大师的条件和基础。因为他具备大师的条件和基础。但大师是智慧和勇气的融合，不管是谁，也不能一俊遮百丑。对非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惨烈的历史，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不能不有所反思、有所忏悔。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化精英和“大师”的余秋雨先生的确要比张承志先生逊色几筹。“红卫兵”这个共和国最大的疮疤，它的命名者张承志先生，不仅借《心灵史》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而且还有关于红卫兵时代的回忆，不敢说他完成了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但他起码认真地为那个时代忏悔过、痛苦过、反思过，他无疑履行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这是难得的，“同胞的罪过就是我的罪过”，唱唱高调不难，但要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洗礼，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没有一种审视的理念和至大的勇气，这样的道义是担不起的。担得起担不起是一回事，拒绝担却是另一回事。就凭余秋雨先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历史作一个本位的忏悔还是不为过的，也是不为难的。他应该做，也能做，但就是不做(到目下还没有见到他有张承志这样的文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像余秋雨先生这样的文化精英尚且如此，其他该忏悔的人又如何打算，别人又该抱以怎样的期望?

    由余秋雨先生该不该忏悔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自己书写自己佩带的红袖章。由袖章而想到了红卫兵，文革初期，率先享受“共产主义”待遇，说遍天下都有理、走遍天下都无忌、吃遍天下不给钱的只有红卫兵，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也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总不至于希望再回到那个年代吧?认真地说，我还真是拿不准，令人担忧的要害也正在这里。作为曾经疯狂过的整整一代人，他们对自己对历史难道不该“回忆”一点什么?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反思或是忏悔，特别是那时疯狂过、迫害过、摧残过他人的人，那些至今还在充当文化者，还被圈在知识分子、作家范围内的人，难道就那么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这是一种可怕的冷静，是一种比死亡更悲哀的沉默。

    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红卫兵时代还是那样的心有余悸、不寒而栗，还是把红卫兵与打、砸、抢划等号。当然，如果作为一种理性的提升，放在一个更高层面来认识，那就更令人揪心，让人忐忑不安了。

    红卫兵们，你们想不想忏悔?

    忏悔难道还要提醒吗?忏悔难道还要强迫命令吗?

    不需要。不需要提醒忏悔而能忏侮的人是理性的，懂得忏悔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对忏悔者而言，说白了，要求了，便没了意义，有谁见过在教堂里大喊大叫“我在忏悔”的忏悔者呢?良知自在心中，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又的确存在，且决定着生命的软硬度以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但为何又有此一问呢?为什么说红卫兵们最应该忏悔呢?站在文化的视角上看，革命的文化有应该忏悔的方面，天下哪有看不惯就打就杀，你有我就抢就砸的道理？

    直观的诉诸是，因为红卫兵们不仅仅是物质的破坏者，文明的践踏者，更因为他们是人性的缺如者，心灵的残疾人，他们是中国教育和政治失败的“混血儿”。这么说也许一些曾经是红卫兵的人感到委屈，要喊冤枉。这不打紧，你只要忏悔过了，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再喊冤也不迟。

    当然，当年的红卫兵也并不是人人都是打砸抢者，人人都是兽的化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中存在一些盲动者、好奇者、没有行恶就不去追究具有主流意义的罪过。因为红卫兵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而不是他们中一些人认定的只是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也还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何况动乱久久不能平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确存在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对权力的欲望、对特权的向往己达疯狂的程度。

    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说过：“红卫兵之所以应该忏悔而且必须忏悔，不是这些表面现象，而是在于他们的灵魂深处潜伏着的野兽本能。尤其对年青人来说，青春期的性骚动，转化为对社会秩序压抑的天然仇恨和反抗；少年时期渴望被人尊重的心理，被转化为践踏一切，用野蛮来强迫人们的承认。”又说：“有些行为，本来不用什么大道理，只凭做人的本能和良心，就可辨其是非。”我赞同陈思和的观点。因为“革命有理”“唯我为大”至今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祟。一位红卫兵的老兵曾经对我说过：我不把我们那时的行为看作是幼稚和盲目，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给社会的创伤，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如此成就。你看，承认是承认了，但还是革命有理!至于忏悔嘛，丝毫未见。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文革博物馆或纪念馆应该给红卫兵留足80％的空间，好让当年的红卫兵再显“英雄本色”，重塑“高大形象”。

    另一方面让我想到的是我们教育的失败，特别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追根溯源，拿红卫兵现身说法是再生动不过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教育体制和教育思路，还有教材内容不是经过了革命吗?可为什么还是培养出那么多野蛮的另类?这完全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吗?我看不完全是，即便是，那政治又是靠什么操纵的?这一诘问，我才明白自主人格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要，又何其艰难，理性精神的植入还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人文精神的缺失又给人、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损伤。如果不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醒思一番，从人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去培养人、教育人、塑造人，我们的教育还将持续失败下去，最终还是人性战胜不了兽性。假如环境适宜，“新红卫兵”难道不会粉墨或是涂血登场?!这才是最大的余悸，也是最可怕的预想。

    防止红卫兵死灰复燃另一个法宝是法制，法制上了轨道才可能达到以法治国的境界。实践证明，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君不见当年喊“誓死”的人很多，而真正死了的却是没喊的人。法制建设依然没有例外，健全的法制靠的是健全的民主，健全的民主靠的是优秀文化，而体现优秀文化的却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所以，人是核心，人是精魂。教育仍然是关键的关键。

    红卫兵时代的形成，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若以“理性人”的标准去要求，红卫兵们确当自觉忏悔，忏悔自己、忏悔那个时代、忏悔作为历史演进的一环，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时空，也许它已成为了历史，但作为一件影响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一个关乎国民素质与民族兴衰的大事，回避不仅是没有用的，更是不应该的，早忏悔比迟忏悔要好，主动忏悔比被动忏悔要好，忏悔总比不忏悔要好。因为，罪过，特别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过迟早都是要受到清算的。作为尴尬的一代或是有过错的一代，如果能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去经历一些忏悔的过程，去揭示一些教育和人文精神的败笔或充当一下反面教材，不是也很好吗?你经历了忏悔，人们宽容了是一回事；你被清算了尔后让人遗忘，再加上一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却又是另一回事。德国总理忏悔了，人们报以敬重；日本政府拒绝忏悔，人们却像防强盗一样的防着他们，并给他们以鄙视。这就是醒与醉、成熟与幼稚、诚信与虚伪的区别，与其让别人敲醒，还不如自己醒来的好。“主义”集团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需要说清楚的是，过去“红卫兵”免费旅游、返祖为兽如果说是有政治庇护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现在不忏悔的“庇护者”更多的则是文化──被污染了的流文化。回避的是他们自己，虽然忏悔不忏悔，于他们都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道义和良知的追究却是逃脱不了的。因此一切都还取决于他们自己，清算有时比法律更加严厉，自剖一回总比“鞭尸”的好。于文化则是不好下手的，因为它太过复杂，历史的堆集给我们增加了太多的负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一味的回避，拒忏悔于千里之外。认识了再一步步改造它是一回事，而真糊涂又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们必须澄清的。

    当然，红卫兵中也的确存在无罪过者，存在有忏悔过程的人，只是还不成气候，还没达到应有的高度和规模。历史和文明，良心与责任，人格和教育都不能漠视或容忍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因为“昨天不是空白”，历史不承认赖帐。

    红卫兵与文革是依存关系，反思了“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等于反思了“文革”，而反思的主体从文化角度上说，没有别人，只有倡导者和“红卫兵”自己。当年的号召者早已作古了，如果等到红卫兵全部作古了再谈忏悔，那我们的代价是不是就更大了。如果真是这样，忏悔大概就要改为清算了，这是我，自然还有更多的人都不愿看到的。

    对于“文革”，从文化角度反省的不多，冯骥才先生的《“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随笔》2003年6期），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原文是这样——“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我们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于‘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的发酵……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彻底的思想批评。固然，不再搞任何破坏性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这仅仅是个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尽。”很难读到如此妙文，竟抄录了这么长一段，全因文对题，意难舍。从中也不难看出，忏悔与否，的确事关重大。在多维层面，我们还很难说“文革”的余毒已清算彻底了，但清算又靠什么？靠“以牙还牙”显然是不行的，只能靠理性靠反思，靠文明的提升，靠全民素质的提高，惟有如此，清算才可能完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懂得忏悔、需要忏悔的人参与其中，建议才可能完成。

    忏悔是一张门票，这门就是世界文明的花园之门，全球共有的乐园之门。能不能进入世界公民的俱乐部，关键要看我们自己。在没有宗教情结的人群里，忏悔就显得尤为重要。丢掉了忏悔，就丢掉了批判，丢掉了批判，特别是丢掉了自我的批判，专制主义的狼奶就会疯长成狼的血肉。在到处都是文明之花的苗圃里，狼是要被捕杀的，不管是孤狼还是狼群，都逃不脱被消灭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说，忏悔这张门票不是可有可无的。谁无视它谁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个人是这样，群体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