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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岁祭

　　四十五岁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划上了句号。

　　四十五岁与三十岁、五十岁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在四十五岁时写一篇祭文？四十五岁前都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让我难以释怀，如此刻骨，用这样隆重而又内隐的方式来铭记乃至告别四十五岁。

　　民间有说法四十五岁是人生一道坎。我想，可能是人们把人生比作爬坡，到了四十五岁爬坡的力气已经用完，如有懈怠或稍不留神就会从坡上滑下来的缘故吧。

　　随着四十五岁的流逝，除了恐惧就是叹息。如若四十五岁前风光还好，假如一无所成，恐再无新举，既有事物若有闪失，几无回天之力。无论身体、事业、爱情、婚姻等等。

　　不久前看到一本散文集书名叫《四十岁是篮球的下半场》。我是喜欢打篮球的，篮球下半场的境况还能读得懂。一般篮球比赛经过上半场拼杀、较量，已经看出端倪，到了下半场，有实力的很快会将比分拉开，而能力不济的，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有作为。散文作者的意思是说，下半场重新开始，上半场打得好可一鼓作气，打得不好可以忽略不计，在下半场发威来个激情翻版，生死大逆转。我想这样的比喻只是自我激励和人生努力向上的想法以及乐观积极的态度而已，正常的比赛中很难看到。

　　面对四十五岁，我在博文里写过这样几句诗：“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支烟／四十五岁的我已燃尽大半／在猛吸一口之后／剩下的除了过滤嘴／就是烟蒂”。博友说我消极了，确实“猛吸一口”有垂死挣扎的意思，是我不甘心、无可奈何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应当说，表述是形象的、准确的、深刻的、清醒的。一个人活到四十五岁，才华、能力、性格、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对社会和人的看法，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现状，一切基本上已成为定局。

　　所以，我说四十五岁是可生可死的年龄。

　　可生。如篮球下半场所预示，经过而立，过了不惑，人生发生什么都会风雷不惊，无论怎样变故也不会惧怕。四十五岁，生过、活过、经历过了，生活中的一切大都烂熟于心。若活得不好，权当四十五岁前的一切都死掉了，四十五岁后就又是一次新生！活下去，寻找一种新的活法显然不是什么问题，所以，生自不必说。

　　可死。却让我想了很多很多。二十岁，年少弱冠，意气风发，澎湃过。三十而立，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奋斗过。四十不惑之年，懂得了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能得什么不能得，走什么样的路，有什么样的作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在心中都已了然。人生走向天命，难道对死还心有不甘不成，还会有遗憾吗？

　　我这样想是有佐证的。唐代诗人陈子昂关心政治，反对浮艳诗风，他的诗歌苍凉、激越、朴质、刚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样一个把天地间的悲凉浓缩到自己的孤寂与幻灭中的人，思人世间所思，一人担尽千古愁肠，四十一岁死于狱中。岳飞三十九岁也在秦桧的陷害下死去了。“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怀报国之情，英雄之志，豪气冲天，荡气回肠。

　　没有活到四十五岁的古今中外名人志士、圣者贤达还有很多，唐代诗人王勃仅活了二十七岁，明末将领郑成功活了三十九岁，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活了三十五岁，波澜音乐家肖邦活了三十九岁，荷兰画家梵高活了三十七岁，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活了三十八岁，革命先行者李大钊活了三十八岁， “死的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活了二十九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活了十五岁，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也仅有二十八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二十二岁就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港台艺人张雨生、梅艳芳、邓丽君、李小龙父子等等都英年早逝，我等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我们普通人活着或者死去，自不能与上述名人志士相比，但在早逝的人们面前，如能理解四十五岁可生可死的道理，就无比智慧、无比达观与开明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生的，母亲活着的时候讲，我是阴历八月二十八凌晨出生在灶坑边上，属龙的。我上边还有长我几岁的一个哥哥和姐姐没有活下来，所以，我能活下来是偏得，也是幸运的。

　　我的记忆很差，加之人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就更没有什么强烈的影像可留存。只记得上小学时，在一个很热的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玻璃厂劳动，回来的路上我班的学习委员，一个个子很高的漂亮女生从我们的队伍中出来，到对过马路去买冰果，被一辆拖拉机轧死了。老师对死去的同学感情很深，又是邻居，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几乎要疯掉了。

　　再有一九七六年我是有记忆的。九月九号，我从学校往家走，走着走着，突然天空中响起了哀乐，毛主席去逝了，我的心一下就揪紧了，悲伤的同时担心天要塌下来，无助的惊恐让人失魂落魄。

　　那一年开国元勋相继去世，天上往下掉陨石，把吉林的农田砸了一个大坑。北京群众在天安门自发组织的“四。五”运动被血腥镇压。接着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大地震，死亡24万人。抚顺的大街上呼啸着运送伤员的救护车。传说抚顺也有地震而且是震中，人们心里慌得不行。我家邻居在后院养了一口大猪，索性也不等过年了，把上山下乡的儿女喊回来，把猪杀了，在外面摆桌子大吃起来，一种末日来临前不顾一切的架势。当时，人是不敢回屋睡觉的，地上倒立的酒瓶只要稍有晃动就立马往外跑。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很长时间。

　　七六年，伟人的死和陨石、地震让我对死有了一种无法预知和无法抗拒的惊秫。现在看来，人生见过死亡、感知死亡，对活也是具有启示作用的。

　　一九八四年，我在死亡的门前徘徊了一回。当年，我高中毕业为了替家中分担一些困难，和同学一起去河套筛沙子。有一天，我骑着二八自行车在下桥的十字路口往河堤上拐，车骑得飞快，可能车闸也不太好使，我顺着弯路就拐了下来，不知怎么就和一辆解放挂斗车并行上了，只感觉车厢板紧挨着我擦肩而过，我想把车把儿往外拐，可怎么也不听使唤，我冥冥中感到车厢后面就要把我带倒，然后躺在车轮下。我的手已经去扶车厢板了，这一刹那，车停了下来，我就卡在两个车厢的挂斗处。我吓懵了，同行的两个同学也在急刹车的同时跑了过来，他们以为我完了。司机从驾驶室里出来，脸都白了，话都说不出来。可以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一脚在太平间门里，一脚在门外。生命啊，在我一疏忽间险些告别了。

　　参加工作后，在工厂里听到、见到、经历过很多事，比如，工厂生产出了事故，机毁人亡等。有的是听说，有的是在现场。我所在的工厂很大，工厂内外有三万多人，工种多，发生的事故也不相同，有被车挤死的，有被运转的机器铰死的，有被铝水烫死的，有被电击死的，有被重物砸死的，有从高空坠落下来摔死的······我们工厂是有死亡指标的，每年两三个，死多了就隐瞒上报，对家属采取给钱、给房、接班的办法进行安抚。不然，工厂全年评先进就没有资格。可见，一个人的命是由不得自己来决定的，很草芥，被蹂躏、被践踏、被忘却、被忽视都很正常。至于，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说是思想家、政治家、伟人们的事。

　　我是热爱工厂的，对工厂里发生的死亡除了惊叹之外，没有更多更大的恐惧。我的一位朋友与我不同，他与我同在一个城市，是冶金大工厂中的一员，他爱好文学，要离开工厂到北京闯荡发展。临走前他到单位找我，我当天晚上值夜班，冒着违反工厂制度被处罚的危险，我买了一瓶白酒还有吃食，把他领进办公室，喝了一夜谈了一夜。他告诉我，他是一线工人，他亲眼看到与他一同参加工作即将结婚的女孩，被一根生产线上的螺旋钢穿透腹部，女孩悬在半空着，像一根绳上穿着的蚂蚱，生不得死不得，又没有办法把她卸下来，后来医生用铁锯将螺旋钢两头都锯断，这才连人带螺旋钢一同抬进医院。撕心裂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情景持续了将近了两个小时，我的朋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说，我一定要离开工厂，说死也不在工厂干了，这不是人呆的地方。我没有说他胆小的意思，也没有指责他畏惧、逃避，只是说他进步了明了了，懂得了生命是自己的，生命是有更大意义的。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自己的是青春和前途负责。人是可以为自己找一种好的活法的，只要你有能力，你愿意。

　　我在工厂工作了十八年，头十年每天都出入建筑工地，爬高上低，站在脚手架上、塔吊里、三七墙上、预制的横梁上、立柱和基础坑边儿，在裸露的电线上跨行，在挥舞的铁锹、轰鸣的震捣器前工作，在吊车下面穿梭，带着安全帽穿着工装和翻毛皮鞋，万幸没有被重物和利器砸一下、撞一下。后八年在生产厂房，在电解槽前，在铝水四溅的操作平台，在天车上，在吊起的重物下，在地沟下面，在旋转的机器旁，我戴着防护眼镜、把工作服上的扣系到最后一个，从没有被烫伤，手脚没有被夹着挤着，完好无损地离开了工厂，这也是上天的眷顾啊！

　　我熟知的和身边的人的离去，让我对死亡看的真切，并对死亡有了些许思考。文学队伍中，先是海子，北大的高材生，诗也写的好，现在的大学生都会背诵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他给世人留下美好，自己却选择了死亡，放弃了生命卧轨自杀了。

　　“世界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他寻找光明”，顾城的两句诗精辟富有哲理和启示，让我们记住了他。他却用利斧砍死了情人，自己上吊自杀了。

　　小说家王小波、诗人骆一禾也都因病早亡，优秀的思想、闪光的智慧难以泯灭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遗憾。

　　在我近处的死亡就更触目惊心了。我的三个同学，他们虽然不能同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人比，但他们的生命同样也牵动我们的神经。一个是初中同学退伍军人刘，在自己将举行结婚典礼的前一天，开摩托车送战友回来的路上，把摩托车开到了汽车顶上，摔死了，留下新房和新娘子，一个人走了。一个是高中同学任，他很懂事的，心灵手巧，与同学关系都很好。他喜欢冬泳，一年的冬天，喝完酒去冬泳，回来就死了。还一个同学梁，做生意，在沈阳五爱市场卖服装，很精明，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有一天早晨在家吃一碗面条后就死去了。

　　现在看来，死亡太普通太平常，已经唤不起人们的情感波动，是我们麻木了？还是时代发展的节奏太快了？是我们思想变化了？还是社会冷漠了？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我们抚顺诗歌圈里有一个朋友，生在农村，诗写得很不错。见过一、二次面，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死了。死在一个冬天，他喝了很多酒，从村里的一座桥上掉了下去。他在桥下的冰面上挣扎，他的手把冰面划开一道道白痕，也许这是他写的最后一行诗吧。有谁知道他心里的痛？他所思所想，内心里的大悲呢？也许，酒能听懂，也许酒是他的知音和好友。对于他来说，偌大的世界只有酒最能暖他的心了。

　　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了，上小学、中学、参加工作，自修大学课程，娶妻、生子，调转工作，从工人到干部，从企业到事业单位，经历了一个普通人应该经历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变迁。但这样的平凡不能和雷锋的平凡比，我只是在平凡中平凡着，因平凡而苦恼，因平凡而努力，因平凡而奋斗，因平凡而不甘，因平凡而充满欲望，因平凡而走不出平凡。平凡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痛。

　　四十五岁，经历过死亡，看到过死亡，从全球看，战争、灾难、瘟疫，从没有间断；从中国看，地震、水灾、旱灾、雪灾、非典、禽流感等都是要人命的，我能在这样繁杂的危险缝隙间活下来，和共同活下来的人拼搏、奋斗、竞争，这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我的父亲活了八十五岁，我的母亲活了七十八岁，他们苦了一生，不幸一生，他们离去时，我是从心里为他们高兴的。著名作家刘兆林有一篇散文《父亲》，开篇第一句就是“我终于得到你逝去的喜讯了”。不孝也好，大逆不道也行，内心对生命的理解最重要，我是这样想的。

　　四十五岁可死，并不是说真正去死，只是文字上死一次，思想上死一次，精神上死一次，也就通达了。

　　我的女儿今年二十岁，上大二，窈窕淑女，爱穿衣打扮，长得漂亮。头几天回来告诉我得了一等奖学金。她把一篇2000多字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业拿给我看，她说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一边听MP5一边写的。我阅读中发现，文字流畅，情绪饱满，文字没有涂抹，一气呵成，且思想鲜明。我被女儿的表现震惊折服了。她在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学仍然是那么美好的词，生活仍然那么美好地日复一日，我愿意每天醒来用一个亲切自信的微笑问候阳光，我愿意做一个善良恬静的女子，每一天拥有优雅的举止，乐观的心态，同时，也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带去温暖。我愿意为了给我爱的人带去幸福马不停蹄地努力！！！”。读着女儿的文字，感到女儿才思敏捷，如此优秀，成熟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和不知足呢！

　　我的妻子，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这么多年跟我过苦日子。我性格内向，她浪漫，也难为她了。她修炼的如花似玉，得体大方。她比我现实，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活在文字里，在生活中未免有些苍白。她在现实中奋斗拼争，无依无靠，我给她什么，我能为她做什么，这样的愧疚常常笼罩着我，好在我们现在还在一起生活着，想必我也应该知足了。

　　不知死焉知生。

　　四十五岁可死，不是真死而是活。我说的是醍醐灌顶的活，是大彻大悟的活，是一如既往的活，是不卑不亢的活，是兢兢业业的活，是不折不扣的活，是开心的活，快乐的活。

　　周国平曾说过，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所以，我说的死都是皮毛，不敢具体，无论远近、虚实都是粗线条的概述。不敢像余华写的《活着》，淋漓地去描写死亡，该死的死不了，不该死的却一个个先后死去，死亡没完没了，一个连着一个，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极端地铺陈，死亡成了生命长河中一个又一个死结。

　　四十五岁的我，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壮举，没有刻骨铭心、参禅悟道的哲思，没有语惊四座、华彩照人的才学和文笔。我钦佩和羡慕长寿的作家学者，如季羡林、巴金、冰心、臧克家、艾青、钱学森、任继愈、冯友兰等等，那是修行的结果，是大智慧在当代的遗存。

　　“生为附贅悬疣，死为决疣溃痈”。

　　“朝闻道，夕死足矣”。

　　我把自己四十五岁的活只当是生命的承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在我的人生字典里，生和死是一个意思，生死已经融为一体，就如我在与汽车并肩前行的那一瞬，生是死的恩赐，死是生的轮回。生与死互为辨证，没有绝对的生，也没有绝对的死。

　　今天我所要祭的，只是我的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