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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自序

                             我是怎样一个人

终于活到四十五岁了。

年轻时总感觉时间过得慢，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二十多岁还活在梦里，直到三十岁才略有醒悟，成熟的太晚，用现在的话说情商和智商都太低。

懵懵懂懂走过人生四十五个春秋，诗呀文呀地占据了大多时光，生活、工作    、学习上的投入先天不足，属于接近被淘汰落伍的那一种。

四十五岁，可以总结归纳一下自己了。因为好时光不再，剩下的是被岁月和生活过滤生成的残渣和糟粕，如身体里的癌细胞之类，也可能是精华，如血液乃至精神中的圣经与禅悟。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支烟／四十五岁的我已燃尽大半／在猛吸一口之后／剩下的除了过滤嘴／就是烟蒂”。这是我近日在博客上写下的几句，博友说我悲观了。其实，四十五年来，我始终是努力向上的。自我奋斗、拼搏、不服输，给自己设定目标，尽管目标都不够宏大，皆属鼠目寸光，但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奢望和渴求，引领我不知疲倦地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走过了大半生。所以，在熟知我的人眼里，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出息，是一个不懂得建设和规划自己的人。

我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出生长大，用赞誉的话说叫纯朴，其实翻译过来说就是木讷。因为写作，我似乎小有文化，但这种文化并没为我的现实和家庭带来什么实惠，除了自身的丰盈完善外，没能生发或者转化成为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能量，我背负着没有承担好责任的愧疚。

说到这，我不得不说出我是天秤座的，一九六四年十月生人。妻子说，天秤座人对外人热情，有爱心、亲切，易于接近，属于谦谦君子之类，是好男人形象。可对亲近的人却一脸严肃，缺少活力和情趣。我从不信什么的，但星座说，与我在生活中的表现很相近。

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属龙本应该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如当官、挣钱、当大作家等等，可我枉费了龙的属性。诗人于坚说自己没有诗人相，见过他的人很失望。我可能比于坚高大俊朗些，可写的诗不好，却像个诗人似的，我感觉到自己很别扭。我生性胆小，懦弱，不善于交际和承担。有时谦卑；有时张狂，表面谦和，骨子里反叛，总自以为是，说话直接，很不讨人喜欢，对领导好像天生有一种奴性，自己都烦，很是病态。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从小上子弟小学、中学，没学过英语，汉语拼音平翘舌不分，因为我在小学学拼音时，全班为校办工厂做跳棋，上学就用一把剪子，剪跳棋的塑料毛边，一剪就几个月。学习没有基础。后来自学汉语言文学，算是混了个文凭，滥竽充了一把数，勉强与时代接了一下轨。

我重要的经历是在工厂度过的。先后当过测量员、团委干事、政工干部、经理助理、安全生产调度长等。在工厂工作的十八年里，我显得十分矛盾。

工厂里工友们大声说话，大碗喝酒，工作间隙开个浑玩笑，谁不服不愤就比试比试。在工友们中间，可能是我长得太腼腆，处事太拘谨，再加上写文章，大家始终把没有读过几天书的我看作书生文人，在他们眼里看我有些高傲，不是同路人。那时，我经常与文人墨客在一起，仿佛找到了知音，彼此也像工人一样大碗喝酒，讲浑笑话，喝得酩酊大醉。酒后比工人还能疯还能出花样，可我怎么觉得这也不是我的性格和想要的生活。与文人墨客的交往同样显得不开化、缺少无拘无束的狂放，我又被文人们否定了，更“高雅”更“文化”的事就不带我了。我更困惑了：在工厂人家说我是文人，可在文人面前我怎么又成了工人了呢？！

一九九八年，我写下了“我和我的工厂”一诗，把我在工厂的感受和情绪一下都宣泄了出来，迷茫困惑得到了淋漓的展现，我把自己给写空了。

人心空了没有什么念想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有近两年的时间，我在工厂里像丢了魂似的。二OO二年，我去了趟深圳，找了份工作，面对现代化都市的机会和挑战，我想了很多很多。家庭、婚姻、爱情、孩子、自己的工作、妻子的工作，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自己的长处、年龄、知识结构、自信等等，在那些时日都出现了怀疑，行为也非常摇摆。说开了就是我没有输的资本。于是，我从深圳又逃回到了我的工厂。这次回来，我彻底找不到自己了。好在，当年市里事业单位招聘，我考走了，从而彻底离开让我爱和依恋，让我苦闷和心痛的工厂。

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寻求生活的稳定和文学的精神。这样的想法在当今会被人嘲笑，同时也说明了我的失败与无能。现在，我每天努力地工作，闲暇时整理整理以前的文稿，平淡、庸常，没有什么大的想法，紧迫感自然也就消失了。我想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世俗的生活吧。

今年十月我四十五周岁。想自己给自己过个生日，用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好呢？！与我而言，文字是最好的礼物。她简单，方便，能记忆、留存，如有意义和启示那就是人生的偏得了。

当年写作，谁想到出书，想到四十五岁生日呢？那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我一九八六年第一篇发表在《沈阳晚报》上的处女作“我穿着红色西装走来”，热烈、奔放、充满朝气、浪漫和理想，与时代大潮一拍即合。那时，下班就钻图书馆，与文朋诗友通信、聚会，参加文学社活动，如能在诗赛中获个奖，得个缎面的上面写有“三月诗会”字样的笔记本，就能让自己兴奋好长时间。其实，那时候更多的是附庸风雅，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懂得文学与诗歌。

一九九八年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个高峰。那个阶段忧国忧民，理性、哲思，很大气，批判意识很强，诗也铿锵。“想念补丁”在《人民日报》举办的全国抒情诗大赛上获奖，成为我的代表作。后来在《中国作家》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这种风格的诗歌，《中国作家》编辑方文在北京开笔会时见到我说:“我以为张笃德是一个老头哪”。可见我的“少年老成”。

在这样的文学生活里，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尽管后来又写了“我和我的工厂”（这是我最满意、最得意的作品），被省文学院聘为合同制作家，但终因文学准备和底气不足，缺乏废寝忘食的勤奋和对文学穷追不舍的狂热，没有写出什么新的有力度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不了气候。

我始终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虚浮时，配合报纸写些新闻文学；深邃时，叩问心灵进行人生的思考，可这样严肃认真的行为对于平乏、浅薄无知的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写得好时，自己认可自己是个文人；写得不好时，知道自己在犯低级错误，很无奈、自责、内疚。好在文学让我认识了自己，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人。一个叫张笃徳；一个叫竹马。张笃徳是现实中的我，离需要很近；竹马是精神的我，离心很近。张笃徳是父辈按照家谱给我起的名字，我对家谱没有任何感情和印象。但我的家人却总是津津乐道，说我们老张家以前是大户人家，如何如何。我觉得姓氏与我好像没什么关系，都是自己给自己往身上贴金的勾当。“笃”字其实很不好，有病重的意识，家谱中我这辈儿犯“笃”字。现在好了，谁问我笃字怎么讲，我就告诉说：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大厅玻璃上贴的“诚实笃信”的笃。或者告诉说是象声词，像马蹄嗒嗒的声音。

余秋雨说过一句话，文学是一种修养，我很赞同。写作的过程是修行和参禅的过程。文学的思想和内涵，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生命中的盐和钙，成为精神营养液和永新的血液。

我想通过整理文稿，梳理自己的四十五岁，在以后的文学生活中，摈弃与自己内心无关的东西，向思想靠近，努力净化自己的血液，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统一的人，属于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