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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的罪过

秦顺宁

“五四”以来，伴随着性解放的呐喊，人们几乎逐一地给历史上背了黑锅的美人们平了反。这其中有苏妲己、褒姒、杨贵妃，甚至还有武则天。撇开武则天不说，其他几位都已是公认的和宫廷权利斗争不沾边却又被扯进政治旋涡的人，并为当时和后人所诟病。除杨贵妃外，余者均被视为狐妖鬼魅之祸害。

杨贵妃是幸运的，因为白居易的一捧同情之泪而跻身四大美女之列。要知道，其他三位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都对社稷有功，独独杨贵妃有隳家败国之过。若没有白居易《长恨歌》那动人的笔力，古人断断不会把美女的桂冠戴在她的头上。尽管人们从某种程度上原谅了她，但仍揪着她不放，时不时要拿芒刺刺她一下，以消闲解闷。

如今，杨贵妃早已被重新界定，人们纷纷为她抱屈不已，并延及其他同类：处在深宫，不谙国事，终日不过宴饮赏乐，花朵一般娇怯不胜，何罪之有？她们不过是那些臭男人们的替罪羊而已。那些臭男人们，一旦自己栽了跟头，就拉个可怜兮兮的女人来垫背。在他们眼里，江山与美人，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一旦女人不能够再为自己所拥有把玩，只有毁灭她，或以泄心头之愤，或以示群下悔过的决心，以明顺应民心之志。天下众生也拍手称快，毕竟清了君侧，功莫大焉，哪怕君王已告毙；若美女仍留于世，不知世道还要乱成什么模样。中国人可不是唯美主义者，所以处于风口浪尖的美女们就没有古希腊海伦那样的幸运了，他们挑起的事端还得他们自己来收场，结局只有一个：死！太美的容貌只会给世界带来无穷的诱惑、欲望和灾难，只有毁之而后快，否则惶惶然不可终日矣。

今人对古人的这种自欺欺人之举嗤之以鼻：明明是你们自己心乱神迷，偏偏要嫁祸于无辜之女人，其用心卑鄙至极；也足见黔驴技穷了啊，只能放如此之烟幕弹，下下策又下下策，无耻啊，无耻啊。于是又还原了美人们冰清玉洁之身，将前人归咎于他们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

我以为美人们还是有罪的，其罪在太顺太乖，只懂取媚于男人之术，不懂家国之事。如此看法似与古人略同，不过是小同而大异。在绝对男权时代，男人试图把女人排斥在家国之外，把她们调教成只知干活、生孩子、吃喝拉撒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之物，一个会说话的玩偶，聪明的女人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当然他们也摆出架式盛赞才女，把那些才女们花儿一样供在花瓶里供人们赏鉴，却不赋予她们逞才使能的土壤，不管她们多使劲儿，也长不成参天大树，最多不过写几句诗，吐几句怨，哀几缕愁，写本《烈女传》之类乱不了大事的东西。

纵观历史上混得好的享有和男人平权的名女人们，她们一个个都不是老实头，都是野心家甚至阴谋家。面对这样的女人，当时无人骂祸水，之后亦无此口碑，哪怕国家真的就败在她们手上。对这样的女人，男人们是心服口服，已不以女类见憎了。如此，祸水似专指那种徒富美貌的女人们了。

细究之，你会发现，原来男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虽不情愿女人骑到自己头上去，一旦骑上去了，除了一个骆宾王，大多数人还是心服口服，俯首称臣，绝不视其为妖孽，欲除之而后快。若这个女人还添点美艳，男人们就更乐不可支了。

怀着这样一种骑墙心理，男人们既要女人美艳无所用，又暗地里盼着女人跟他们一样甚至更有出息。于是，对听话的女人，他们是既爱又恨的；对篡权的女人则无论如何恨不起来，而且还要在史书上堂堂正正地为她们腾出一个位置来记上几笔。

听话的美人自然为男人所迷惑，她们不明就里按指示行事，“承欢侍宴无闲暇”，结果倒被扣上了祸国殃民的狐狸精的帽子，好象罪在妖媚惑众。和现在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这个罪名于她们并不成立，这是古代男人们骑墙心理导致的或愚蠢或自欺欺人或蛊惑人心的说法。如果美人们当初识破了男人们的诡谲心理，放聪明一点，玩玩权术，哪怕就是失败砍头也是值的，至少不必动辄千年地背负那不光彩的遭鄙夷的帽子。

今人给那些美人们平了反后，就大谈特谈美人们是如何如何的不幸，多么多么的值得同情。如果是我，则不肯留半点同情给她们的。这么说，并不因为我是一个不美的充满了对美貌女人嫉妒的女人，而是因为我历来就瞧不起徒以相貌为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女人。那些美人们当是这其中的一种，只是常人难以辨识罢了。在许多人眼里，她们不但美貌，且能歌善舞，怎么能说头脑简单呢？的确如此。可是，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的她们来说，只懂一点歌舞，此外什么也不懂的话就等于一个白痴。若置他们于寻常百姓家，自然不失可爱处。但于帝王之家，则无论如何不可以。不管世事，一天咿咿呀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要吃要穿要喝，替人消愁解闷，也为自己找乐子，再不然就是争点风吃点醋，却不愿在国事上动动脑筋，于是客观上促其夫君眼中只有美人而无江山，耽于夫妻二人的小天地。结果，一时间他们的日子倒是滋滋润润的，百姓则没得日子过了。说到底这种爱情庸俗、偏狭而自私，谈不上高尚。一旦风云突变，爱情的面目就狰狞可怕了，夫妻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以前的山盟海誓不过是逢场作戏之逛语罢了。

话说回来，这些美人也没有几个是识得字的，即便识得，恐怕也没有读书的兴趣。男人们并没有绝对禁止女人读书，只是不提倡，于是不少美人便把读书的辛苦自觉抛之身外了，当然也就免不了受牵制，最后莫名其妙地死掉。她们恐怕万万没有想到，她们致命的弱点竟然是因为自己排斥政治。她们之所以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尽享富贵荣华，归根到底也是政治使然。没有政治的抬举，她们哪里去找这样的享乐机会？身处荣华而不自知，结局自是悲惨难表。也许有人会反问：就算是她们喜读书喜为政，又哪有机会披阅宗卷？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不难，只要看看那些曾经手中握过权柄的女人就可以了。

五代花蕊夫人在后蜀亡时义愤填膺，把男人们连同夫君都一齐骂了个干净：“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其实这样骂，花蕊夫人无疑是在为自己推脱责任。有知识有头脑的她，不应该不了解当时的形势，应该提前给夫君吹吹枕头风，也就不至于陷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至少可以提前逃亡，消遁于无形。到大祸临头才猛醒，晚之矣。要明白，既然嫁给了国君，天下就是不是国君一个人的天下，也有美人们自己的一份。并不因为她们贵为皇后、妃嫔，夫妻本是同船渡的民间法则就失了效力。浅薄，虚荣，无止境的贪婪，忧患意识的匮乏，使美人们一代复哀一代。不要说红颜薄命，是红颜们太拿自己的红颜当回事了。其颜本是天赐，有何权利任意将其挥霍？

但是在常人的眼里，美人是配享有特权的，而且她们的荒唐之举在非特殊时期常常获得歆羡与嘉许。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爱伦不就是一个“红颜薄命”者吗？这个头脑简单的美人因其美貌在彼得堡的贵族群中倍受宠爱，越放荡就越显其“魅力”，最后死于不光彩的梅毒，却仍旧换来一片惋惜的唏嘘声。近代以来，那样堂而皇之地行使特权的美人已不多见了，零星登台的仍然不绝，譬如婉蓉，即便在逃难途中，也不忘每日定制一件崭新的旗袍，结果很多衣服还没有来得及上身就被压在了箱底。更多的美人则换上了新的外衣，她们或许是演员，或许是作家，或许是作家笔下钟爱的人物等等。她们均以不同方式在行使着自己的特权：是演员的，不忘演绎出许多情事来，越风流，名气越大；是作家的，跟大汉奸恋爱也能逃脱历史的苛责；风靡一时的美女作家们，更是兴会淋漓地絮叨自己怎样吸毒、卖淫、与无数男人苟合的臭事，却不遭受法律的制裁；是作品人物的，便摆出一副乱世佳人的忧伤来，举世都颠倒可恶，唯有靠姿色吃饭的佳人清明可怜；有才情的美人，在作品中享有了和男人平权的地位，于是也就享有了和某些特殊男人一样的乱性特权，而且被誉之为英雄……

我们的魂魄被美人们的娇姿媚态黯然勾摄了去，在这美貌也成了商品的时代，美人们更是可以放胆去我行我素了，哪怕施洗约翰的头颅被割下，她们这些作为舞者的莎乐美也不会滴下半滴眼泪来的。其实，只要是不愿思想，无论这些美人们的行为方式如何变化，也不能走出其前辈受制于人的命运，而且一定时候会再次遭受唾弃。如果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世子孙们仍然执迷不悟地兴致勃勃地赏鉴她们，那我们的时代离巴比伦式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2010年4月13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