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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要面临许多选择。选择有小选择与大选择的区别。用余秋雨自己的话说：“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那年，余秋雨四十多岁，正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负责人，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戏剧理论专著，还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一位又红又专的人才型干部。但在这种“仕途”一派大好的情况下，他却突然想到了辞职，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80年代初，文革浩劫刚刚结束，整整被阻断了十年的行政擢升规程，在拨乱反正的方针下得到全面恢复，一大批重要的职务空缺，等待着年轻的知识群体去填补。而且高层职务的空缺比低层职务还要严重迫切，所以造成了当时干部提拔擢升的速度惊人。这种历史大转折带来的巨大机遇，正巧被余秋雨赶上了。置身于这种擢升的快车道中，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的“仕途”当时是非常平整和宽广的。平时，总有许多上级机构的形形色色的考察。上级对余秋雨的考察结果都是一致的，这些正面的评价总是很快传达下来，结果比预计的还要好，如：“非常满意，准备挑更重的担子”、“注意身体，今后有你忙的了”、“尽快物色上海戏剧学院的接班人”等等。当时美国的一家华人报纸和香港《明报》，甚至刊登出了余秋雨将在北京或上海出任重要职务的消息。在“前途”异常光明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余秋雨的内心却悄悄的起了细微的变化，他在内心作了一个令自己也暗暗吃惊的决定：辞职！

   “缺少参照坐标”的选择，也就是缺乏解释理由的选择，不但不能被周围的人理解，也不能被自己理解。况且在当时的中国，尚找不到一个具有余秋雨这样的职务而无缘无故辞职的先例。所以，他首先得说服自己，他需要静心的想一想。

   思索的地方，被余秋雨选择在离家不远的上海龙华公园，也就是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所说的屠杀革命者的刑场。这无形中让静谧的氛围中增添了几分肃穆。他就坐在这种静静的肃穆中，思索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他的目光，穿越了种种世俗的迷雾，直接询问自己最真实的内心。

   余秋雨所要思索的问题是：怎样使自己的人生具有一点比较主动的哲学意义，而不是被时代的潮流裹挟，随波逐流？怎样回归真正的自我？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现在“做官”的几点好处：一是“受人尊重”，二是“能够有效地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己的良好意愿”。这种优越性能使生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这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想做官的原因。然而，在这种优越的表象下，一种“虚假”的成分，却被他慢慢的触摸到了。

   他发现，在当初进行民意测验选举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一种“尊重”还是真实和纯净的，但当上级的任命一下，这种“尊重”的性质就变了。别人对他的尊重，不再是对他个人的尊重，而是对他职位的尊重。他想努力地模糊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然而，什么也模糊不了。例如，当他陈述观点时，下属都会频频点头，但这种貌似的“精神对接”通过大量的细枝末叶告知他细腻的感官：大家是出于行政服从，而不是观念皈依。简而言之，大家服从的是职务。进一步想，大家即使皈依了他工作中的观念，例如办学观念，这个观念也并不是他的，而只是对国内外一些既有办学经验的选择和挪用，既然如此，“我”的意义何在？这种自我的丧失并不能够支撑起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这种自我发挥似乎最好的表面现象，也并不能够支撑起他内心真正的优越感。再进一步想，生命中最大的主动是放弃，正如自杀，海德格尔说，唯一能把握生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慢慢的，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的自己“似乎是尽显自我，其实是失去自我；要找回，只有辞去。”一个信念慢慢坚定：再不辞职，就晚了。如果等到把“自我”从世俗体系中剥离出来的时候已经年老，再想要处理这个名叫“自我”的不速之客就来不及了。

   当然，促成余秋雨作出辞职决定离去的除了他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些外在因素，譬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的期许和召唤。那位老人就是他敬爱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萧伯纳中国唯一的嫡传弟子，其学历风范曾经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他想起自己曾写过的一篇论述老人家的文化人格的论文，其中有两项曾使自己受到深刻影响的人格特征：一是“剥除资历迷思，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是的，一切名号、头衔、机构，都不能使老先生受到诱惑，老人家平日的畅快轻松，随心创造，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上越陷越深的资历迷思的最彻底的挑战，老人家早已看轻了那些被他人奉为堂皇的虚假。这种最彻底的挑战，能激励人穿越表象的种种迷雾，去把握自身的轻松和自由。二是“剥除政治迷思，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老人家曾说：“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固然不能同流合污，在政治清明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成为政治工具，永远要明白自己是吃那一晚饭的。”-----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余秋雨此刻踌躇的思路。是的，不能太惦记自己饭碗之外的那份菜肴了。是的，辞职，像他老人家一样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就在自己的内心不断地发出感应的时候，余秋雨偶一抬头，似乎看见了那位老人的寂寞的笑容在前方向他默默地召唤，这默默的召唤，具有巨大的力量，给了他暗夜中前行的温暖，于是他起身回家。

   也不是没有顾忌。当晚，他的一位学生给他打电话时，他坦陈了自己的想法。那位学生在电话里劝说道：“老师，万万不可！”接下来那位学生滔滔不绝的阐述了他论点的理由：“一种广泛的嫉妒早已集结在您周围。您写了那么多书又从政，让很多文化人嫉妒，此其一也；您任院长其间雷厉风行，政绩斐然，让许多同级官员嫉妒，此其二也；言论的社会影响力又会使许多评论家嫉妒，此其三也；······种种因素表明，一种强大的气候已潜伏在您的周围。您现在有职有权，他们很难下手，如果一旦您脱离了这种‘有职有权’的保护体系，就会像那无可救援的寒江孤舟一样，彻底失去了安全！”挂了电话，回味这个学生的深通人情世故而又合乎逻辑的一番分析，其内在的爱护之情不由得使他深受感动，但这个学生仍然低估了他的老师那种超越生存技巧之外的人文勇气。余秋雨并不是不知道现实的恐怖，在经过了大批判大斗争的文革年代，他不会不明白“众口铄金”的可怕分量。这种分量导致的人身攻击，会使一些有名无权的人声消身灭。如果这一切都将落在他的头上，他是感到恐惧，还是豪迈？----“豪迈。真的，我觉得生命对我只有一次，我若能有机会遍体鳞伤的笑傲万夫，将不虚此生。”内心一个响亮的声音如此回答自己。这种声音，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明天上午，立即动手，写辞职书！

   辞职书写出去了，一式三份。一份给国家文化部，一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一份给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但信发出去后，在等待的日子里，却如泥牛入海。打电话去询问，都是乐呵呵的一摸一样的回答：不可能。“敢情是以为我是在玩‘以退为进’的官场游戏，不把我辞职的决心当真？”他这样想到。于是锲而不舍的写辞职信，一共写了五次，共15封的时候，上海市委组织部你的一位副部长终于找他谈话了。副部长告诉他，因为他如此坚定地辞职，已报告上级暂时关闭对他进一步选拔的工作程序，并询问他是否后悔。后什么悔？高兴还来不及----他一听兴奋地问：“那么已经批准我辞职了？”“不，只是暂停选拔程序。对既成的院长职务，因为你拿不出正当的辞职理由，所以批准不了。”-----这个令他喜忧参半的回答，让他明白了：还要设计一份辞职的“正当理由”。

    机会来了。一次他患了输尿管结石，一个不大不小的病。医生建议他住院排石，这让他获得了夸大病情的机会，他决定住院治疗。消息传到北京的国家文化部，“余秋雨教授累垮在病床上”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位领导都很关切。在这节骨眼上，他又给当时国家文化部最有实权的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他打听到的）写了一封“火上加油”的信，故意把语气写得颇为生硬：

  “高占祥常务副部长：

         这是我写的第二十三封辞职书，辞职的理由不再重复。由于一直未获批准，我决定在这次养病结束后不再上班。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这封信引起了文化部门的郑重研究，郑重研究的结果，是派新任副部长陈昌本先生直接飞赴上海来主持他的辞职仪式。陈先生在辞职仪式上对余秋雨任院长期间的工作表现作了大篇幅的高度评价，用了大量最诚恳的语言来消除在场众人有可能存在的哪怕一丝疑惑。因为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与规则，辞职的形态中往往隐含着撤职的处分，颂扬的方式中往往又暗藏着排斥。当陈副部长和各位学院领导一一演讲完后，余秋雨上台致答谢词了，这是一篇精彩的辞职书，照录如下：

   感谢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

   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准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原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都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有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的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仪式结束后，是真正的彻底的离开。由于之前已收拾清理得差不多了，现在院长办公室里只剩下抽屉里的一些小零碎，余秋雨顺手往小提包里一塞，就完了。在他和旧日同事一一握别的瞬间，还是忍不住红了眼圈。坐上车，他最后看了一眼车窗外，校园的树丛里似有烟岚朦胧。

   走出书斋，走遍神州大地，进行文化考察，是余秋雨多年的夙愿。现在，他自由了，终于放下了最繁重的俗务，终于把“自我”从世俗的体系中艰难的剥离出来。那么，是时候了，如屈原所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亲举而远游”。

   突围出来后，用脚步去虔诚的丈量曾经只在书本上浏览过的梦中大地，余秋雨的身体不辞辛苦的跋涉在山水、江河、荒漠、小镇之间，他的精神却快意无比的畅游在心灵的原野上。在那里，他对历史进行着遥远的追溯，对文化进行着艰辛的反刍。他用学者的眼光去审视过往云烟的意义，在文明的废墟中拾缀文化的断片，俯仰古今，见微知著。终于，他携《文化苦旅》一书归来，好评如潮。紧接着，《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等书相继推出，轰动神州文坛，一时洛阳纸贵，他被广大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华文作家”、“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书系，具有深厚的文化感悟力与丰赡的艺术表现力，凝练着一路深沉的睿智思考，解读着历史文明的巨大内涵，成了中华文坛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突围出走后，在官场上，少了一位有作为但循规滔距的领导干部；在文化界，多了一位特立独行、开一代散文新风的文学大师。
   
  （后记：这篇文章的内容参考了余秋雨先生《借我一生》一书中的部分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