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遥遥跟在他身后，和他一起盼望”
----记诗人阿红和他的老师路翎的一段人生历程
纪有志
谨以此文纪念路翎90诞辰，贺阿红老师84寿辰
1948年秋，十八岁的阿红,要离开颖上，离开亲人，去南京上大学，开始独自闯荡人生。就像一只雏燕离开巢在风雪中开始锤炼
离家的的那一天 , 父亲把阿红送到码头 , 然后站在码头上 , 看着他乘的船慢慢离去，父子的心里都不轻松。于父亲 , 已开始步入人生的回落之境 ; 于阿红 , 前路如何 , 也还是茫茫。
阿红在船头看到站在码头送别的年迈的父亲，象“ 一株老槐、一柄芦苇、一支残烛”，阿红多么心酸！父亲正需要他协助管理家业，站在柜台旁，精心经营全家赖以生活的中药铺、杂货铺的时侯，他却离开家到远方求学。阿红站在船头，想到自己前去的大学，要走的路，心中空荡荡，他这“一朵柳絮”风吹落向何方？远离乡亲在荒漠原野上谁能荫护他这“一株青杨”？这一离别，何时再见亲人，他这“ 一只雏燕 ”哪年哪月才能飞回老巢？远离家乡的孤独无助时时压在年青的阿红的心头，然而船仍然离开码头越来越远渐渐隐去。
阿红背着行李卷只身来到南京 , 第一晚他睡在了中央大学的操场上。
他在哲学系学习，努力实现他的哲学家的愿望。不久他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喜欢唯心主义那玄玄虚虚的理论”。
进大学以前 , 阿红十分内向 , 甚至不敢与女同学谈话。进了大学 , 从小县城颍上到了大都市南京 , 阿红更感觉到自己口才不行，忽然意识到自己缺乏口才，是而后闯社会一大弱点，于是 ,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补救。他在读哲学系下学期时 , 就一面学习 ,一面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 一个教师口讷地站在讲台上说不出话来肯定是不行的 , 他便强制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 他获得了成功 , 胆子大了 , 口才也好了。后来成为诗入、诗评家的阿红 , 在会议上说起话来 ; 妙语连珠 , 这是与他在大学时代的自我教育、自我训练分不开的。
进大学的第一春节 , 江北已经解放，江南的同学都回家过年 , 可江北的解放区同学只能滞留在南京。阿红在学校过春节 , 心事万端 , 他想父母、想妻子、想弟妹 , 想未来……
1949 年 , 大学迁往台湾 , 约有一半的同学跟着去了 , 但阿红和很多人都没去 , 因为当时长江以北解放了 , 没去的同学家多是在北方 , 当时局势混乱 , 学生们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 不愿意跟着去台湾。
南京大学
1949 年 4 月 20 日 , 南京解放。中央大学随即更名为南京大学。
阿红说过：“真正发誓搞文学是一九四九年，我从大学哲学系转到中文系之后，我下决心学习创作把创作为自己的职业。”，（见阿红《当代诗歌大趋势》434页）"实在不喜欢唯心主义那玄玄虚虚的理论......。南京解放,那么多苏联文学, 解放区文学作品摆到我的面前 , 给我打开一个新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 , 我读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席文学理论著作 , 读到别林斯基和高尔基文学理论著作。我认识到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 是真善美的事业 , 是社会灵魂建设的事业。我要投身这一事业 , 于是我从哲学系转到中国文学系." (《诗探索和诗信息》 , 第 282 页。)
1949年秋天 , 阿红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转入中文系的阿红更加勤奋 , 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广泛的阅读和业余创作上，读中外古今的文学著作是他的业余的“必修课 ", 不仅如此 , 他还涉猎广泛的学科领域的著作 , 包括天文、地理、历史, 及至医药、科技等等。 他因此而成为”杂家 ", 也由此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 这为他后来的新诗创作和研究乃至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 , 他在感悟上的敏锐与表达上的奇特新颖也是与他在知识上的广泛涉猎有密切关系的。
阿红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之后 , 遇上了一位使他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 那便是作家路翎。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出生在苏州。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后来，从江苏到四川，过着流浪的生活。在抗战逃难中路翎接触到苏联著作。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而于文坛初露头角,自此成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及当时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5），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一度失业。1948年路翎在中央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不久路翎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
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任专业作家。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
1955年6月，路翎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到街道扫马路。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平反后，路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1986年1月16日路翎出席了胡风追悼会，并与部分七月派作家在北京木樨梅志寓所合影。
路翎是1994去世的。他起床时摔了一跤，血管破裂，当天送去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层性，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晚年的路翎
阿红上大学前，就读过路翎的长篇《饥饿的郭素娥》和另几本书。阿红喜欢路翎对各种人物在各种时空的精神解剖，特别是写人物的某种心理燃爆。路翎的同情和爱倾注于社会底层。
路翎给阿红这个班讲授的课程是“小说习作”，每周三节课连上。阿红曾说：“一个文学迷，得这样一位著名作家教创作，兴奋不过。看着他，我们就象看着神秘。”“我们为有路翎老师而幸运。老师不老，三十挂零，长我们七、八岁。但，他是高山，我们是平地。”
路翎为人随和，没架子。一身灰中山服，周周正正，有时，系条皮带。方脸，眼睛是大号的，流露出睿智、机敏、亲切、真挚。他讲小说种种技巧，结合着名著和他自己的作品。没有讲稿，出口成章，风趣、幽默。路翎这样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也颇合阿红的口味。
路翎的上课方式也不拘一格。阿红班里只有七个同学，五男二女。路翎就带这几个学生到鸡呜寺茶廊，一边饮茶，一边说艺。有时，嫌教室闷，又带学生到草坪，坐成圆圈，谈天说地。南京大学的草坪漂亮极了，确实像绿毯子。向上面一躺，胜过席梦思。
他还邀请学学生去自己家里作客。他家在南城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平房，三间。他的夫人余明英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家，朴素，整洁，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环境。
阿红的七个同学在路翎老师指导下都动起笔来搞文学创作。陆颖华写小说。她写在练习薄上。路翎几次称赞她。现在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曹国楷写游记。他硬是凭借从图书馆翻出的资料，一篇接一篇写西藏游记，一篇接一篇在《新观察》、《旅行家》等杂志上发表。他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阿红写小说、诗。有两篇万字短篇在《文汇报》 “文学界”副刊刊载，上百首诗在江苏省内外报刊及香港《文汇报》发表。路翎说阿红比较熟悉群众口语，只是地方性不纯，皖北味夹杂鲁味、江浙味。
阿红是幸运的，在路翎的引导下撞开了文学的智慧之门；阿红又是不幸，当路翎因是“胡风分子”骨干而在炼狱中煎熬时，阿红也横遭磨难，只因有这一段师生情！
在大学其间，阿红就显露文锋，先后在江苏、上海、安徽和香港等地的多家报刊发表诗歌、小说，并任南京市市文联市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干事。大学毕业前夕，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长命与清明》。
阿红既写诗也写小说。在路翎执教那一年 , 阿红写两篇万字短篇小说在《文汇报》的《文学界》副刊发表 , 200多首诗在各地报刊发表。
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推车人〉 , 就是故乡的一位县长为老百姓推车进城的感人情景。阿红当时的文学创作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他的处女作《推车人》便是由他在解放后第一次回家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写成的。听说有位翻身老农推满满一车新粮进城 , 汗淋淋的 , 推推停停。后面走上来一位中年干部 , 推上车子就走 , 走着走着 , 迎面来了个人 , 朝推车人喊县长。老农感激得落下了泪来 , 说旧社会哪有这样的‘官’。这首诗就写的这事。 " （《诗探索和诗信息》 , 第 285 页。）从一开始 , 阿红的诗就贴近现实 , 就表现对真善美的歌赞 , 终生不变。 1950 年冬天 , 阿红到了安徽亳县 , 参加了两期土地改革工作 , 直接深入火热的生活第一线 , 了解生活 , 收集素材和积累感受 , 他写的不少诗和小说，先后在南京《文汇报》、《皖北文艺》、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
“阿红”是发表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本名叫王占彪，关于这笔名，还有一段趣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王占彪写了两首诗，想寄给报刊，但苦于没有个可心的笔名，同室的同学也为此煞费苦心，恰在此时，有几个女同学唱着《东方红》从窗前走过，一位同学在诗稿上写下了“阿红”两个字，那两首诗《推车人》和《麦场上》后来在1950年4月或5月的《文汇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作者署名便是阿红。
为一个名字 寻觅 寻觅 寻觅
窗外飘来歌声“……红”
屋内青年惊喜：----阿----红
笔落纸上“阿红”
从此 这迷人的名字
便开始踏着铅字的旋律
在报纸书刊上漫游
在诗友们的心中活跃
........... （见牟心海《绿荫下的汇合--题给阿红先生》）
阿红在回答关于他开始发表诗作的笔名时说：“阿红。是一位同学起的。诗发表了，就没舍得丢。几十年里常闹误会。”这误会最多的恐怕是一些不熟悉他的诗爱者常常误以为他为女性，于信中称他阿姨，小姐，女士。
给阿红起名的就是那位善写游记，解放后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的曹国楷同学。
阿红这笔名也曾引来过困厄。诗歌评论家吕进在文中也曾这样风趣地写到：阿红再干练 , 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一次 , 是在北京，会议结束前夕 , 作家协会送来返程机票。阿红的机票上写的名字是 " 阿红”，这是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这可登不了飞机，因为机场要查验工作证一一工作证上写的是真姓真名！ 阿红坐在沙发上 , 一筹莫展 , 用不地道的东北腔反复地说 :"“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 换票可是不现实的 : 北京的一张机票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到手 , 尤真是对既不管钱又不管户口、工作调动、 出国事宣之类的微不足道的中国作家协会而言。而且 , 这事发生在阿红身上 , 就成为特殊的困难了。 “阿红”这个笔名带着浓重的女性昧、脂粉气， 和他的一本诗集《柔姿纱下》颇为相称。 但是本名呢 ? 他老兄的本名叫 : 王占彪。一股山大王的山林气。我幸灾乐祸了。在中国 , 凡能干的人走了麦城 , 往往都会给不能干者带去心满意足的心理平衡。我拍拍阿红的肩膀：“老兄 , 还有什么名字比‘王占彪 " 更象劫机犯昵 ?" 可是我才高兴了几分钟 , 就挨了阿红灵巧的一棒。他找出随身带着的一本自己的诗集 , 扉页的”作者介绍“中赫然印着 :" 阿红原名王占彪。 "
当然 ,就是凭着这本诗集 , 他也和机场的安全检查官员没少费口舌 : 好端踹的正派的公民为什么要取“假名”呢？（《诗人记趣》，原载〈重庆晚报〉 1988 年 11 月 29日）
阿红此时在南京大学不只是自己埋头写作，而在学校和社会上是积极参加并开展各项文学活动。他在南京大学组织了南大文艺社，任总干事，开始投入到文学组织工作之中。
1951 年 , 在南京市文联成立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时候 , 阿红以一位大学生诗人的身份被选为干事。阿红当时就是在老一代文艺事业的领导者赖少其同志指导下开展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工作的。赖少其同志的工作作风，高尚的品德，艺术修养都给阿红留下深刻的影响。
艺术家赖少其
赖少其（1915-2000）是广东普宁人，193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39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后，历任新四军一师宣传部文艺科长，四、八纵队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7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同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49年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美协副主席。赖少其在诗、书、画方面都有很高造诣。30年代参与新兴木刻运动，被鲁迅称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
当已八十岁的阿红，回忆当年在南京市文联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开展活动的情景，仍然流露出对赖少其老人的怀念深情，并以自己曾在他的领导下从事诗歌工作而感到自豪。
1951年，阿红以万余字的小说《张从荣和他的分队》，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阿红第一次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里面有六篇小说 , 全是故乡人民加入供销社、争取婚姻自由、寡妇再嫁 , 和中药店堂内外的人和事。 1952 年 9 月大学毕业前阿红把六篇小说寄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同年，他分配到辽宁省本溪市几个月后这本书就出版了。当年审读阿红《长命和清明》小说集的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罗洛，1986年曾写信对阿红说：“三十多年前 , 我读了你的小说《长命和清明》的原稿时 , 就有这种感觉。现在读了你的近作, 仍是这种感觉。这就是说 , 你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风格 , 坚持走自己的路。当然有发展有变化 , 然而却从不追求诗歌的‘流行色 " 之类。”
作家罗洛
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 , 凝聚着阿红的心血与拼搏 , 也使他一下子从众多青年作者中走上了另一个层次。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出版，代表着阿红已经开始真正地走向了文坛 , 未来的路 , 还等着他去开拓。
故乡颍上给阿红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 , 也给他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解放后 ,阿红家被定为资本家兼地主，后来药店、杂货店也进行了‘工商业改造 " 。 1950 年 , 阿红从南京回家、因为二弟爱听收音机 , 有人揭发他听敌台 , 要逮他。就在阿红回家的前, 他二弟去了蚌埠 , 于是就误把阿红逮进去关了三天。阿红回忆说 , 当时这让他很受剌激 , 天天躲在家里 , 哪里也不敢去。 后来在历次运动中 , 他们家遭受打击 , 父亲也在文革中被迫投水去世 , 他也再没敢回去过。就连阿红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也因1954年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些领导和编辑，如总编王元化、编辑罗洛等被定为了“胡风骨干分子”，阿红也被沾连。大学毕业后，阿红的人生之路，笼罩着阴影。
阿红的小说集《长命与清明》
1952年阿红由南京大学毕业了，他响应全国支援东北的号召，积极申请到东北工作。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他兴致勃勃，心潮激昂。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一九五二年毕业了 ,两千余名南京各大学毕业生一列火车拉到沈阳。浪漫歌哭 , 潇潇笑傲。一路憧憬 , 一路唱着歌。”（见《阿红日记》188页）
1952年9月22日，阿红来到东北人民政府报到。三天后他就分到本溪二中做语文教师。
本溪是煤铁之城,是工业重镇。它处在辽宁的东部山区，离沈阳60华里。碧蓝碧蓝的太子河，穿城而过。而连接溪湖区和平山区的公路大桥，横跨在太子河上。本溪二中就座落在这座桥的南头东侧处，二中校园的北边就是浪花翻滚的太子河。阿红在教学之余，常常在河滩散步，偶尔与河中的鱼虾嬉戏。河北岸的工厂林立，每当夜晚的时候，当二铁厂的铁水出炉、或者焦化厂焦碳出炉的时候，红光满天，霞光四射，瑰丽无比，面对此奇景，阿红陶醉不已。他感到本溪是非常可爱的美丽的城市。
阿红在本溪二中从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教起，由于他教学得法，非常受学生欢迎，也受老师们的好评。不久被调到新成立的本溪六中任教，这所学校是一个独立高中。为了提高全市的语文教学质量、本溪市教育局领导决定把阿红调入本溪教师进修委员会任教。此时的阿红仍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并与当地的文朋诗友建立了深厚友谊。
正当阿红在教学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的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作协”从事文学工作。以前调动工作需经组织部门和领导审批的。阿红直接向国家政务院人事局致信，他表明了自己转行从事文学的志向。还附上他已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长命与清明》。不到一个月，阿红收到了回信，上面是简短的一句话：“我们决定由东北作家协会安排你的工作。”不久，他又接到东北作家协会主席草明来信，说“我们决定调你到我会工作“。就这样，阿红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东北作协（现为辽宁作协）。
当阿红被请到本溪市教育局局长韦若（女）的办公室时，这位从延安派到东北工作的老革命，高兴地握着阿红的双手说：“你是顶呱呱的人才呦！真舍不得让你走！”她一再希望阿红能够有机会邀请和阿红一样棒的同学来本溪任教，因为本溪教育界太缺少象阿红这样优秀教师了。
1954年9月，阿红离开了本溪去沈阳，到东北作家协会报到，从此阿红开始了编辑生涯，直到退休。
东北作协与辽宁作家协会是文学园地的一块沃土
辽宁省作家协会前身（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12月21日，后称东北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1991年改为辽宁省作家协会。
1954年8月，东北大区撤销，建立辽宁省。9月1日，东北作家协会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草明，副主席马加。
草明时任东北作协主席，显然她是按国家政务院人事局的决定，调阿红到该协会主办的《文学丛刊》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阿红到协会报到也是草明热情接待的。
作家草明
东北作协与辽宁作家协会是文学园地的一块沃土，阿红这棵文学小树扎根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汲取创作的营养，虽然会遇到暴风雪，但在老一辈作家草明、马加等人的精心呵护下将会茁壮成长！
与阿红同事的著名散文家单复，是这样兴奋地描写阿红闯进东北作协大门的：“阿红 , 这个心胸广阔的淮河岸边长大的儿子 , 五星红旗，带给他一个火红的时代 , 也带给他艾青、田间和解放区的诗。 这些诗比蜜、比乳白胶还粘 , 一下子粘住了这个刚有 19 个年轮的淮河青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秋天 , 他带着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文凭 , 来到山海关外太子河边的一所中学教书。 两年后 , 他又凭着一部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 , 走进了东北作家协会主编的《文学丛刊》编辑部的大门 , 开始了诗歌编辑的生涯。(见，单复《可喜年年压金线--记诗人阿红》)
东北作协和《文学丛刊》编辑部就设在沈阳市沈河区的“大帅府”。此时阿红工作在也住在 " 大帅府 " 。那是张作霖 , 张学良将军的公馆。院庭宽敞，道边 , 假山上下 , 植有柳、杨、梧桐、松、棺、槐 , 等等 , 蓊蓊郁郁 , 崴崴实实。（见阿红《诗路灵痕》160-161）
阿红深情地说 :" 我爱编辑这职业。 "怎能不爱呢 ? 怎能不深深地爱呢 ?你听听他内心的感受吧：
“每天每天 , 向桌边一坐 , 从祖国四面八方的来稿 , 像河一样从眼前汩汩流过。那是彩色的河流 , 芬芳的河流 , 流水浴着我的心 , 生发着一种愉悦感。
“我从来稿里观赏着我们伟大祖国从贫穷向富裕 , 从落后向现代化迈步的英姿。
“我从来稿里听到人民一一一我们母亲的心声。诗 , 是人民的脉搏。
“我看到我尊敬的许多老诗人的手迹 , 我看到同辈人在艺术的奋飞。
“我感受诗歌青年作者对生活的那种闯劲 , 对诗的那种热劲、对我们赤诚、真挚、鼓励、期待的感情。”
编辑部虽小却是个大世界。四尺书案 , 容纳着宇宙万物 ;山南海北，千万颗作者、读者的心 , 和它紧紧相连。
作家单复
阿红进入编辑部大门之后，有幸与单复先生结识结事结邻。单复先生的智慧及他的工作作风有许多东西在阿红的心里结晶。
阿红曾说过：“如说编辑也有启蒙的话，单复就是我编辑生涯的启蒙之师。 35 年前 , 我初到编辑岗位是单复教我如何组稿阅稿退稿编排。这些年 , 我常向后来人说要做 “全能编辑”，其中就凝结着单复的言传身教。”（见阿红《他笔下有玫瑰香》一文）
1957年《鸭绿江》编辑部合影
第一排左一是阿红
阿红，很快由教师转变为编辑。他的业务能力赢得全体同仁的赞叹。他这位年轻文华出众的诗歌编辑，不久就引起众多诗歌爱好者的注目、羡慕、仰慕。
七月诗友合影，中为胡风，左二为路翎，左四为梅志
1955年，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
1955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1955年4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1955年5月16日晚，胡风家被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也很快席捲到辽宁。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辽宁省作协, 根据陆续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凡是其中记载着的人物，都必须追查、交待、检讨，最后是定性。辽宁作协，作家和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会：揭发、批判、斗争。
首先触及到的是副主席马加。因为在公布的“胡风日记”中有一天记着：“马加来，谈机械论的危害”。批判会上要马加交待：马加不善言谈，说：“我只是去看看他，没有谈什么？”
人民作家马加
大家问：“怎么没有谈什么，他日记中明明写‘谈机械论的危害’嘛，怎么没有谈呢？”
马加说：“我向来对理论问题没有兴趣……”
群众问：“你没有兴趣，他怎么还和你谈？是你先谈机械论的？还是他先谈的？”
马加说：“也许是他谈的，只是……只是……我去看看他，也就是坐了一二十分钟，不记得谈什么了。”
为马加这次偶然去看了胡风一次，大家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也没有追出来马加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什么关系。
接着诛连到的女作家草明，草明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早在上海时期已经有些名气。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以笔为枪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胡风在鲁迅先生左右，草明难免和他有所接触。“运动”中大家追问草明和胡风的关系，但草明回忆不起她和胡风究竟有什么关系。于是草明被“隔离审查”，不准出门，不准会客，不准和外界联系达半年之久。经过内查外调，也没有查出她和胡风的关系，只好不了了之。
根据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其中有一个骨干分子叫徐放。而黑龙江省作协有一个叫鲁琪的作家（后来任过黑龙江省文联主席）。鲁琪在伪满因为“反满抗日”，和徐放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随而鲁琪也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接着就查作家韶华。他在1946年和鲁琪在丹东（原来叫安东）编过“白山杂志”。一起工作了半年。后来国民党进攻，丹东失守，到1955年已经九年没有见面了。韶华主编《东北文艺》时，向已经在黑龙江工作的鲁琪约过稿子。于是胡风——徐放——鲁琪——韶华，便串在一起了。大家要韶华交待和鲁琪的关系。
韶华说：“我只是和他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九年没有见面的关系……’。
群众追问：“你为什么向他约稿？”
韶华答“他是作家，我编杂志嘛，总得向作家约稿呀。”
群众追问：“他们惯于利用舆论，你被他们利用了，还不老实交待！”
韶华说：“从鲁琪文章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内容！不信可以查查刊物嘛！”
群众追问：“你现在不仅自己不猛醒，还替他打掩护！不老实！”
韶华说：“我不能瞎编……”
群众追问：“解放后，你们见过面吗？”
韶华说：“1954年开第二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他也去开会了，见过一面。”
群众追问：“你俩单独活动过吗？”
韶华答：“一起逛过王府井商店。”
群众追问：“买什么了？”
韶华答问“小生活用品吧，不记得了。”
群众追问：“他给你搞什么反革命宣传了？”
韶华说：“他没有和我谈过政治话题……。”
“不可能，他们搞反革命，是一种本性，见了你这个老朋友，还不搞反革命宣传，不可能，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了！”
韶华说：“确实没有。”
群众追问：“你相信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
韶华答：“相信！”
群众追问：“你相信不相信鲁琪是胡风分子？”
韶华答：“报纸上登了，好像他定了胡风分子。”
群众“什么好像，他是铁杆的胡风分子！，”
“他是胡风分子，我不是。”韶华说。
群众追问：“他们要搞反革命活动，是不是要宣传反革命言论？”
韶华说：“可能。”
群众追问：“既然可能，他还能放过你这个老朋友？如实交待吧！”
“交待！”
“交待！”
“老实交待！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会场一时慷慨激昂。
作家韶华
韶华想了很久，他突然反问：“你们想一想，我们多年未见，我虽然发表过他的稿件，但这么多年，彼此并不了解。是不是任何一个反革命，一见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一见面就搞反革命宣传？他了解对方政治态度吗？他不怕对方告发他！大家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再说别的！”他这一反问，大家都沉默了。
会议冷场，主持人宣布：“休会！”
由于韶华日常表现不错，群众关系也好，他们确实找不出蛛丝马迹。
作家安危也被触动。安危，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认识一个当时被列为胡风分子的作家（他们认识时还没有认识胡风）。此后作协秘书长晋驼和作协专业作家著名诗人侯唯动，因与胡风往来密切，被定为胡风分子。
晋驼（1910—1988），山东人。中共党员。1940年后历任延安供给学校教师，延安鲁艺研究员，延安大学教师。1941年在延安，有许多文学社团，鹰社主办的《蒺藜》墙报诞生了。受延安写讽刺小品的影响，晋驼在"蒺藜"墙报刊登了讽刺小品。康生在一次审干报告中信口说："有个《蒺藜》，里边有不少坏分子。"因此，晋驼和鹰社社员在以后的风云变幻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
作家晋驼
后来，晋驼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结合》，是讲知识分子跟工农结合的，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出版了，这也成为被定为胡分子的罪证。那时，1946年贾植芳在胡风家居住期间，除了写作之外，还给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看看稿子。贾植芳曾著文回忆道“当时所登的文章，除国统区的以外，还有解放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是由作者本人投寄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解放区的领导带过来的，目的是扩大解放区的影响。一次，胡风把一叠稿子交给我说：‘这是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你看如果这些作品都好，就给出一个集子。如果只有几篇不错，就在《希望》上发表。’这些作品中有孔厥的《受苦人》，晋驼的《结合》等。孔厥的作品我曾在《七月》或《希望》上读过，对他有印象；而晋驼却是陌生的名字，我看后觉得都不错，无论题材、写作手法、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就把他的作品结集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了。虽然我至今还不认识晋驼其人，可是这件事情几十年后却给我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文革”前夕，我被以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了十二年徒刑，押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七十年代末，我的案子归复旦大学党委监察委员会接管负责复查。校党委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曾来找我说：“你有一条余罪，没有交代过。”细听之下，才知道这条所谓的“余罪”指的就是我在胡风家里居住期间，编过晋驼的小说集。我听后，大吃一惊：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交代的必要，因为我当时是在国统区替解放区宣传文艺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这是“犯罪”，犯的也是国民党的“罪”。这让我想起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抓我时，说我的罪名是替“共匪”宣传，是“共产党的走狗”。这件事情要查，也该是国民党特务来查，想不到却是你们来查我！我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就对他说：“这本书图书馆里有，你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书，算不算我的罪行！”此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见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
1957年，晋驼，最终定为胡风分子而被关押。
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文艺界有一种说法，即东北有三多：刘白羽战地通讯，毕君武漫画，侯唯动的诗。七月派著名詩人侯唯动(1917年8月11-2005年8月26日),陕西扶风人。1936年参加革命。30年代初侯唯动就在西安报纸和赵景深的《青年界》和北平张露薇的《文学导报》以及魏伯、余修的《浪花》上发表《城堡的履历》、《题木兰行军图》等新诗作品了。
作家侯唯动
1938年初春，侯唯动把自己的长诗《斗争就是胜利》给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寄了去。过了些日子，就在《七月》（十期）上发表。这首诗使侯唯动名扬诗坛。半个世纪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仍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胡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了《斗争就是胜利》(第十期)，这是献给东北抗日联军兄弟们的。诗人运用他刚刚从生活学来的人民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的执着和坚贞，对古老习俗的留恋和舍弃，老一代的沉痛的斗争经验和殷切的愿望，这一代的赤忱的斗争意志和火热的斗争行动......。这是生死与共的带血的歌声，但却是响彻山河的雄壮的歌声。当时，听说音乐家冼星海开始为这首诗谱曲。”（见，《胡风回忆录》）
1939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侯唯动和13名同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侯唯动在鲁艺学习期间，收获颇丰，他把自己的收获和认识写信告诉了胡风。不久，胡风在桂林的《诗创作》上发表了《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文中虽然隐去了侯唯动的姓名，但人们还是能看出这是为侯唯动写的。这篇文章使侯唯动和无数的青年诗人汲取了继续战斗的力量，提高了理论素养。所以，对侯唯动来说，胡风不仅是伯乐，是良师，还是一位诤友。此后侯唯动的创作如泉涌。
&, ;nbs, , p; 胡风編的《七月》是战时水平极高的文学杂志，碰巧新诗到1940年代已开始成熟，因此，七月派的詩人们在抗战的大洪流里，紛紛結出了累累的果实。胡风对提拔新人充滿熱誠，在《七月》出版了四年的時候，从《七月》里选出了部分新人的诗作，刊行了这本《我是初來的》（上海希望社，一九四三年十月），还在书前发表了, 代序的《四, , 年读诗小記》，記述了編选的经过及艰苦。本書共收了十四位诗人的創作十五首，其中就有侯唯動的。
侯唯动于1949年在沈阳给胡风写信，这封信中侯唯动说：“天蓝在本溪，公木在长春，晋驼在哈尔滨，李又然在吉林。”——这是在说他们的朋友圈子。而且后来还发现，在侯唯动写给胡风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公木即接到上海泥土社寄赠的一本胡风夫人梅志作的《小红帽脱险记》（童话诗）。显然，胡风是想跟公木来往的。
1949年12月5日胡风在日记中写道：“鲁藜从天津来，谈到《欢乐颂》等，一道出街吃面。……得侯唯动信，谈到《欢乐颂》。”
在这些信件中，一些名字出现在这样一封封危险的信里，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果然侯唯动和胡风的通信后来就成了“论罪”的证据。
1953年冬，在完成长篇叙事诗《日月撵不上给工人拾鞋带》后，他来到北京，再次拜访了胡风。第二年他回到沈阳。这时支部书记已经听从一位当时在文艺界颇能呼风唤雨的人物关于侯唯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吩咐，还从这位大人物口中得知侯唯动曾经看望过胡风，冷冰冰地对他说：“听说你一到北京就去看望你那位老师去了，他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呢。”
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开始了。侯唯动是“七月派”重要一员尽人皆知，当然难以逃脱“胡风黑帮集团成员”的罪名。虽然因盲肠穿孔导致腹膜炎住进了隆福医院，他还是被放在行军床上进行了批斗。终于在1957年侯唯动被逮捕关押。冤狱24年，1981年平反改正。,
阿红在作协里虽然是年轻人，但是他也难逃劫难。
阿红曾在日记中写道：“路翎开课一年，就去北京了。大概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编剧。从此，再也无缘会见！只从报纸偶见他的行踪。只从刊物上常见他的作品。《人民文学》登载的写志愿军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我好喜欢，认为他接触了军事文学一向回避的爱情纠葛，特别是中国战士和朝鲜姑娘的。不料喜欢劲没散，报刊上便接连二三的批判。我也就不敢说我喜欢了。” （见阿红1989年1月11日《忆路翎师》）
后来阿红，他看到了：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著名檄文《我们必须战斗》，其中正式而又严厉地指出：“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而又努力作家......胡的错误理论在他的创作上有长期不良影响。”“我认为，对路翎的这类作品（指《洼地上的战役》等）中的不良倾向给予严正的批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 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 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以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
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阿红，他又看到了：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舒芜摘录加注的胡风信件为内容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自此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党集团”（不久即改为“反革命集团”）运动便拉开了帷幕。在《第一批材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
阿红为老师路翎担心，“其境界可堪设想！我不知道这位文质彬彬，一心向往革命，向往真善美的作家，是怎样承受得了的。对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有错误，犯罪，任监任毙；但，经不起冤枉。那比凌迟更痛苦。”
阿红，他再看到了：
1955年的五六月份，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雪苇、副社长俞鸿模、总编辑王元化、编辑耿庸、罗洛、张中晓、罗飞等；因胡风案入狱，被定为胡风分子。由“胡风分子”刘雪苇担任社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公安部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而阿红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就是由该社于1952年出版的，文稿正是由罗洛编辑审读的。
阿红，更是身临其境地见到了辽宁省作协追查胡风分子揭发、批判、斗争的触目惊心的景象。有一天终于揭批轮到他的头上了。年方24岁的阿红因小说集《长命和清明》是在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把持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又曾在大学读书时选修过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的课，故遭到冲击。有的人逼他交“黑信”，有人说：“你不是胡风集团的，胡风集团把持的出版社给你出书？”，有人甚至指控阿红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派至东北的特派员”。那时，阿红所在的编辑部在大帅府（今张作霖、张学良纪念馆）办公，家住在大西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全家一间房，吃住都在一个屋内。运动期间，连续开了他三天的批判会，解释无用，申辩无用。他每天早上从家哭到单位，晚上又从单位哭到家。妻见他哭，跟着哭，孩子见父母哭，也跟着哭。妻子还是坚强的，哭过了，抹了抹泪水就去做饭，做成了端到他面前，央求他吃，说：“总不能说啥就是啥吧！咱不是，总不能说是，你要是把身体哭坏了，往后咋办？”听着妻子的话，看着妻子和依偎在一起的孩子，阿红揩了泪水端起了饭碗。
当然人人皆知：谎言是冰，事实是太阳，再厚的冰也不奈太阳照的。
庆幸的是，悬在空中的“胡风分子”的帽子，没有扣上阿红的头上。阿红虽然没有落下马来，却感到了人生与现实的残酷和严峻。阿红后来惊叹道：“想起当时的揭批......今天犹不禁颤栗。”
诗人阿红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浪过后，阿红又有一段时间的平静，他仍然编刊物。1956 年任〈处女地〉文学月刊社诗歌组长 , 并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1956年 11 月至 1957 年 6 月 , 阿红被组织上派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学习。担任所长的是著名诗人公木 , 讲课的有何其芳、刘白羽、艾青、臧克家等文学界名流 , 徐刚是班主任。阿红仿佛步入了一个艺术的天堂 , 他的文学修养、创作水平都由此获得了新的提高。
第四期的学员有马敏行、韦丘、刘岱、李虹、苗凤蒲、庞嘉季、康志强、阿红、庄久远、罗源文、雷奔（宋垒）、李晋、张亚中等。第四期是文艺编辑训练班。
阿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之中。因为他是诗歌编辑，所以业余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中国古典诗论和外国诗论 , 天天在讲习所的图书馆里阅读 , 并把他认为很精彩的片断摘抄在笔记本中。
1957 年 4 月初 ,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 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4 月 27 日 , 经过毛泽东的批示 ,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
1957年，全国“反右派”，阿红岂能幸免！运动期间，辽宁报纸在关于辽宁作协的报道里，在阿红的名字前就有“右派分子”字样。所幸的是他最后未被定为右派。其原因后来才知道，当时作协在确定右派分子名单时，著名作家、作协党组书记马加出于对干部的关怀爱护，在会上说，只要右派人数符合上级要求的5％，自阿红以后就不要再定了，阿红由此而幸免。但出于当时运动要求，阿红全家下放到北镇县常家屯村劳动锻炼。
吕进在《迷人的阿红》一文中曾写道，阿红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这样的题目叫《暗箭与靶像》：射手一支暗剑/靶像长一根刺/射手无数暗箭/靶像变成刺猬/然而在灵视的窥镜上/那靶像依样是巍峨的人光彩的人/射手竟成/刺/猬
阿红的诗不属于不懂人生，不懂艺术的浅薄者，也不属于游戏人生、游戏艺术的轻薄者。他的诗看似轻松，实则冷峻。他的来自真实的人生，饱含曾经沧桑者的深思，交织着爱与鄙视、愿望和忧患。《暗剑和靶像》是诗化人生体验。
阿红曾经谈到过一九五七年：”我像一只鸟正向云天冲刺，一阵乱箭，落在尘埃。虽未中箭，却好久好久不敢起翅。“（《诗人自白》）这是诗人初次领略‘箭’的滋味......”
邓荫柯（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在《好人马加一路走好》文中详细地揭开阿红政治生命的重生。文章写道：“诗人阿红对马老的终生不变的感念就更加动人情怀。反右运动中阿红因忧国忧民的正直坦诚受到冲击，政治生命命悬一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这场乌云却风雨不惊地吹散了，他终于度过了危机，保持了极为真贵的‘人民’之身。多年之后，作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内幕渐渐透露出。原来阿红的政治命运靠了马加同志善良的心愿和巧妙的政治智慧保护了下来。原来每单位在划右派时上级下达了一个控制比例，比如百分之几。有不少心地不良的人把这个控制比例有意无意地理解为必须完成的目标，于是出现了为凑够‘指标’而硬把某某打成右派的事情，但善良而正直的人却准确地理解控制‘指标’的含义。作为作协主席、党组书记，马老当然要根据上级指示领导作协的反右斗争，他也当然准确而善意地理解了‘指标’含义。据说在讨论决定几位右派‘候选人’的命运的党组会上，
已作出了给两位或三位不幸者戴帽的决定，下一位就是阿红了。此刻，主持会议的马老若无其事地问道：‘咱的指标是百分之几呀？’别人说，是几几。马老又问：‘咱们已经定了百分之几？’别人说，还不到指标，再定一个就稍稍超过一点。马老淡淡地说：‘那么，从王占彪（阿红原名）以下就不要定了吧’这样马老发话了，别人就自然做个顺水人情，阿红就这样逃过生命中的一劫。”（ 2004年10月27日《沈阳日报》）
人民作家马加`
马加，当代著名作家。1910年2月27日生于辽宁省新民市弓匠堡子村。1928年考上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1935年参加了“左联”。1938年到了延安，全国解放后回到辽宁。马加，2004年10月21日在沈阳市逝世。历任《文学导报》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辽宁省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1990年年被宁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马加同志创作了具有独特东北地域语言特点的小说《江山村十日》、《红色的果实》和最著名的作品《开不败的花朵》。70岁高龄时，写下《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上》。出版有《马加文集》（7卷本）。马加的家乡新民市修建了“马加同志纪念馆”。
世间，正义的人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当阿红回忆此事时，对自己能在1957年奇迹般地解脱和重生，他感慨地说；“是呀，滴水之恩，这比滴水之恩还要重！”阿红特意为铭记这个事情还创作了一首诗歌送给马加先生。
假如没他那句话
-- --怀念著名作家马加老人
那个年代 " 反右 " 。那个年代 " 反右 " 中省作协一个决定性会议上，马加同志问 :"
定了三个 , 够不够 5%?" 有人答 :" 够了。 " 马加同志说 :" 那从王占彪起 , 就都不要定
了。 "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头上就会被压上山沉的铁帽
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身子就会被推进 " 教养 " 的铁门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妻我的子就会被生活逼向绝路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的手就会把一条绝命的绳抛上黑夜的树
假如没他那句话
我 , 不止我 , 都会 ......
2005，4，8 （见，阿红《艺趣无涯》224页）
但出于当时运动要求，阿红全家还是被下放到北镇县常家屯村劳动锻炼。
“反右”以后，阿红被送到了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城北常家屯村务农。常家屯在医巫闾山脉之东的山谷里，出北镇县城北门五里便是。北镇是明代幽州重镇，城里钟楼前保存有李成梁牌坊，那是明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朱翊钧为表彰辽东大将李成梁的功绩，命辽东巡抚周咏等人修建的。石坊高九米，宽十米，四柱五楼，全部用淡紫色石料制成。饰有人物、花卉等浮雕，刻工细致精巧。坊额上竖刻“世爵”二字，横刻“天朝诰券”及“镇守辽东总兵官兼太子少保宁远伯李成梁”等字。城的东北角巍然屹立着两座辽塔。常家屯是个满族小屯，三十多户人家。
1958年1月19日这一天，阿红从沈阳乘火车来到锦州市的沟帮子镇。阿红携家带口一共四口人，从沟帮子火车站出来，搭上屯里来接的马车，无心观看沿路景物，迎着漫天风雪，来到落户的农民家。那是三间土房，房东住西间，阿红住东间，当中两家共用，做饭烧炕。安排阿红住的那间，有门框无门板。一进门，是南炕北墙，北墙上挂着半截的白霜。阿红与妻子只能带着孩子偎在炕上取暖。阿红把褥子钉在门框上，下面用砖压住，以抵御寒风侵袭。在寒冷中熬过“下放”的第一夜。
后来，也就是1988，2，24，阿红受领25年以上编龄荣誉证书时，激动得夜里写出《剩下醉眼》一诗，他的记忆中也回放这一夜：“医巫闾的破夜”！
房东老汉常广安，五十多岁，双目失明。与老伴共生三个儿子----洪元、洪才、洪林。洪元已婚分居。洪才学农，洪林上中学。一家人朴实成庄稼成泥土。
第二天，阿红进城，在北镇县城里买了扁担、挑筐、簸箕、铁锹、麻绳，还有门板、火炉，然后一副担子两支筐，挑着这些沉重的东西，如同背负巍峨的医闾山，但必须急忙往家里赶。那天是阴天，北风呼啸，夹着飞雪，雪刺在脸上，落在心里。眼前只是白茫茫的原野、白茫茫的路，四华里的路仿佛是万里征途，两眼茫茫，不知何处是路的尽头。今后能怎样活呢？阿红的理想幻灭了，他见不到一丝前途的光亮，他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他放下挑子，走到路旁小树林里，他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路在脚下走了一圈又一圈，他最后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慢慢地抬起头，眼瞅着秃秃的树枝发呆，想寻找一枝适合的树叉，他把麻绳抛向空中......就在这一瞬间，或许是心灵的召唤，或许是妻的感知，或许是天这么晚了，丈夫走一天尚未回来，妻子气喘嘘嘘赶来了，她看见了路旁的挑子，向树林冲去，她抱起丈夫的头，失声痛哭道：“要死咱一起死，可咱俩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难道孩子我们可以不管吗？”阿红呜呜地悲啼起来。她轻轻地替他擦干眼泪，扶他站直。妻子转过身挑起挑子，拽起丈夫阿红说：“走，回家！”阿红则象一个做过错事的小弟弟一般，歪歪斜斜地跟着大姐姐向前走去......
在常屯，妻挑起全家生活重担，洗衣做饭，烧炕拾柴，侍弄园子，妻的坚强深深感染着阿红，影响着阿红对生活信念的执着。阿红此时二十七、八岁，一介书生，搬不动锄、锹，一段时期停发工资，炊璺维艰。阿红把身边保存的书信，都烧掉了，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的亲笔信和话剧《万水千山》手稿。他情绪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几次想死，想抛一根绳儿挂到树上，只因看着无求生之力的妻、儿，才忍耐着丢下绳子。
到农村务农，可是阿红什么农活都不会。阿红一直上学，出了校门就进机关门。在困难的时候，房东老常家没少给阿红一家帮助：精神上的宽解，农活的点拨，生活上的照应。一点一滴都积澱在阿红的心里。
阿红到农村不久，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劳动的强度一天比一天大，阿红不断被派出去修水利，筛铁沙。正在这个时候，阿红妻子又生下第三个孩子。使阿红焦头烂额，困窘极了。
和阿红一起从沈阳送到常屯的还有王明希和路匆，也都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他们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如“下放劳动”中，没有改造好，随时可以戴上帽子。阿红曾感到“那年月 , 我这双料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 ,心也成天象叫铁手攥着。那年月 , 我就象背上插杆小白旗。那年月 , 我就象脑后长根反骨。那年月 , 总会有人特意关注你说话 , 感觉育什么不合规范的 , 就悄悄记在小本里。一来运动 , 也就首先举手 :" 我揭发！”沉重地政治压力，令他痛苦不堪。
王明希的遭遇就很惨。王明希是位饮誉神州的唱词作家。1950年，辽西文工团王明希创作的东北大鼓《渔夫恨》，叙述渔夫父女在鸭绿江边打鱼，突遭美机扫射，父亡女伤，村民控诉美帝暴行，青年报名参军，抗美援朝的故事。1950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首次发表。同年11月号《新华月报》收录。1951年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这是国内第一个收入中学课本的东北大鼓。阿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想起反右末期 , 我和明希兄同走厄运。我俩先后‘下放 " 到当今的北宁市城北小常屯。我住村西农家 , 他住村中农家。炊烟相望 , 忧心互怜。寒风里 , 雪花中 , 常常结伴捡粪、拾柴。有时 , 他到我家问寒问暖 , 有时 , 我到他家问衣问食 ,但 , 也仅限于此。那年月“下放劳动”只有“改造 " 的份 , 谁敢有半句不满 ! 然而 , 他更惨！ 不久 , 就在一次小小会上 , 他被扣上无法忍受也无力忍受的铁帽子 , 被流放到草瘦沙白的荒漠边外 。四十年过去了 , 我依然能忆见他当时惊惶的眼神 , 他本不吸烟 , 却向坐在他身旁的路匆（历任辽西省文联创作员、《辽宁文艺》、《辽宁戏剧》、《电视与戏剧》编辑等职。）要了一支烟 , 一根火
柴 ,他用颤抖着的手点燃起那支烟 , 一言不发 , 默默吸着的情景！我实在不想回忆 , 不敢回忆。”（阿红<诗文岁月>第227页）
这日子过了一年半，算是结束了，阿红奉调回省作协编辑部。离村子的时候，房东，赶到车前，送阿红一盆铁花。阿红很珍视这分情谊，一时间，竟两眼热泪！
从此阿红常在梦中飞旋医巫山上空，常家屯的乡亲永在他的心上。他在编稿、审稿时，读着写农村的诗歌，读着，读着，阿红觉得仿佛又挥锄躬耕医闾山下的山野，仿佛又坐在田埂，聆听正在歇息的农民的谈笑。他常常思念常家屯的乡亲。
1959 年 4 月阿红走出沼泽、走出荆棘，抛掉“酸甜苦辣”，从医巫山下又回到他熟悉的“张学良公馆”----省作协机关。重回编辑部,刊物改名《文艺红旗》。(1964 年5月,再改名《鸭绿江》)他燃烧全身的热情，拥抱编辑工作，他，扬起诗帆远航。
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诗人阿红和全国人民一样，再次历经磨难。1969年11月至1978年2月，辽宁铁岭市阿红的居留地。1969年11月阿红被送到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万宝山屯插队落户。三年后，调到辽宁省铁岭地区新华书店、铁岭地区文艺创作办公室做文学材料编辑工作。1978年2月调回辽宁省作家协会。
诗人阿红自从在南京大学与老师路翎分别后，再没有见过面。但阿红的心中却常常思念老师，时时关注路翎的行踪。诗人阿红在一篇文中写道：
“路翎开课一年后，就去北京了。大概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编剧。（1950年，路翎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笔者注）
从此，再无缘会见！
只从报纸上偶见他的行踪。
只从刊物上常见他的作品。《人民文学》登载的写志愿军的短篇《窪地上的战役》，我好喜欢，认为他接触了军事文学一向回避的爱情纠葛，特别是中国战士和朝鲜姑娘的。不料喜欢劲没散，报刊上便接二连三地批判。我也就不敢说我喜欢了。那时，路翎一定是非常难受的。
最难受的还在后面。
1954年 “反胡风“，……路翎师是”集团“的”骨干分子“。其境遇何堪设想！我不知道这位文质彬彬，一心向往革命，向往真善美的作家，是怎样承受得了的。…..
经过这场灾难 , 路翎没影了。
我不敢在人前提他。
三中全会后，‘胡风集团’渐渐平反了 , 平反了。
偶而传来路翎消息。
说他精神病了 , 在精神病院。 ,
说他家破人亡； ,
说他病有转机。
但 , 始终不知路在何方 , 翎在何方 ! 无从寄我的一点师生之情。“（以上见《阿红日记》45页）
1989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副刊右角刊有路翎先生诗《盼望》：
盼望着各样的正直事业兴隆
盼望着新来者和归来者叩门和出行者启程
盼望着升起新时代的信号
盼望着找到旧时代的鈅匙
盼望着读完市场的重要书籍和预先知道明日人类的著作
口渴的峙候盼望水
聂愁和快乐的时候盼望永逮的青春。
（见《阿红日记》46页）
这首诗，阿红早晨浏览报纸时，偶然间看到了它。他反复读了三遍，他怔了一气。
诗人阿红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种种心绪，我好像在三十多年前读过的《饥饿的郭素娥》里品味过。
诗人作家的心灵总是盛满盼望的。他就是为着这满腔的盼望写书，进炼狱。
路翎师还在盼望。
我遥遥跟在他身后 , 和他一起盼望。”（见《阿红日记》46页）
盼望！盼望！从1989年1月到现在------2013年1月，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路翎的盼望已变为现实，可以告慰先辈的在天之灵了！，
如今全国人民，高举十八大的旗帜，向党指引的宏大目标，前进，前进！
诗人阿红晚年仍笔耕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