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京大学时代
纪有志
1、一只雏燕在风雪中锤炼
十八岁的阿红,要离开颖上，离开亲人，去南京上大学，开始独自闯荡人生。
离家的的那一天 , 父亲把阿红送到码头 , 然后站在码头上 , 看着他乘的船慢慢离去，父子的心里都不轻松。于父亲 , 已开始步入人生的回落之境 ; 于阿红 , 前路如何 , 也还是茫茫。这情景 , 在阿红的诗中曾写道：
码头------船头
阿红
父亲的眼睛悬在码头
我的眼睛悬在船头
望过来 一朵柳絮
风 驾驭着落向
望过去 一株老槐
雪 封锁着树冠
望过来 一株青杨
漠野上谁能荫护
望过去 一柄芦苇
秋风里自作调息
望过来 一只雏燕
北归家门知何年
望过去 一支残烛
天涯处唯求闪烁
我的眼睛悬在船头
父亲的眼睛悬在码头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忆（见，阿红《风骚人生》第22页）
阿红在船头看到站在码头送别的年迈的父亲，象“ 一株老槐、一柄芦苇、一支残烛”，阿红多么心酸！父亲正需要他协助管理家业，站在柜台旁，精心经营全家赖以生活的中药铺、杂货铺的时侯，他却离开家到远方求学。阿红站在船头，想到自己前去的大学，要走的路，心中空荡荡，他这“一朵柳絮”风吹落向何方？远离乡亲在荒漠原野上谁能荫护他这“一株青杨”？这一离别，何时再见亲人，他这“ 一只雏燕 ”哪年哪月才能飞回老巢？远离家乡的孤独无助时时压在年青的阿红的心头，然而船仍然离开码头越来越远渐渐隐去。
阿红背着行李卷只身来到南京 , 第一晚他睡在了中央大学的操场上。
他在哲学系学习，努力实现他的哲学家的愿望。不久他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喜欢唯心主义那玄玄虚虚的理论”。不过阿红学习的不少哲学著作都是英文版 , 上课的教师有的用英语讲授。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 还练就了过硬的英文功底。后来，阿红写诗文或者言谈突然爆出几个有趣的英文单词。这功夫就是在大学时代练出来的。
进大学以前 , 阿红十分内向 , 甚至不敢与女同学谈话。进了大学 , 从小县城颍上到了大都市南京 , 阿红更感觉到自己口才不行，忽然意识到自己缺乏口才，是而后闯社会一大弱点，于是 ,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补救。他在读哲学系下学期时 , 就一面学习 ,一面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 一个教师口讷地站在讲台上说不出话来肯定是不行的 , 他便强制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 他获得了成功 , 胆子大了 , 口才也好了。后来成为诗入、诗评家的阿红 , 在会议上说起话来 ; 妙语连珠 , 这是与他在大学时代的自我教育、自我训练分不开的。
进大学的第一春节 , 江北已经解放，江南的同学都回家过年 , 可江北的解放区同学只能滞留在南京。阿红在学校过春节 , 心事万端 , 他想父母、想妻子、想弟妹 , 想未来……
1949 年 , 大学迁往台湾 , 约有一半的同学跟着去了 , 但阿红和很多人都没去 , 因为当时长江以北解放了 , 没去的同学家多是在北方 , 当时局势混乱 , 学生们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 不愿意跟着去台湾。
2、与路翎的师生情
1949 年 4 月 20 日 , 南京解放。中央大学随即更名为南京大学。
阿红说过：“真正发誓搞文学是一九四九年，我从大学哲学系转到中文系之后，我下决心学习创作把创作为自己的职业。”，（见阿红《当代诗歌大趋势》434页）"实在不喜欢唯心主义那玄玄虚虚的理论......。南京解放,那么多苏联文学, 解放区文学作品摆到我的面前 , 给我打开一个新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 , 我读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席文学理论著作 , 读到别林斯基和高尔基文学理论著作。我认识到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 是真善美的事业 , 是社会灵魂建设的事业。我要投身这一事业 , 于是我从哲学系转到中国文学系." (《诗探索和诗信息》 , 第 282 页。)
1949年秋天 , 阿红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转入中文系的阿红更加勤奋 , 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广泛的阅读和业余创作上，读中外古今的文学著作是他的业余的“必修课 ", 不仅如此 , 他还涉猎广泛的学科领域的著作 , 包括天文、地理、历史, 及至医药、科技等等。 他因此而成为”杂家 ", 也由此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 这为他后来的新诗创作和研究乃至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 , 他在感悟上的敏锐与表达上的奇特新颖也是与他在知识上的广泛涉猎有密切关系的。
阿红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之后 , 遇上了一位使他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 那便是作家路翎。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出生在苏州。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后来，从江苏到四川，过着流浪的生活。在抗战逃难中路翎接触到苏联著作。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而于文坛初露头角,自此成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及当时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5），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一度失业。1948年路翎在中央大学任中文系讲师。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不久路翎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
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任专业作家。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
1955年6月，路翎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到街道扫马路。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平反后，路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1986年1月16日路翎出席了胡风追悼会，并与部分七月派作家在北京木樨梅志寓所合影。
路翎是1994去世的。他起床时摔了一跤，血管破裂，当天送去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层性，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阿红上大学前，就读过路翎的长篇《饥饿的郭素娥》和另几本书。阿红喜欢路翎对各种人物在各种时空的精神解剖，特别是写人物的某种心理燃爆。路翎的同情和爱倾注于社会底层。
路翎给阿红这个班讲授的课程是“小说习作”，每周三节课连上。阿红曾说：“一个文学迷，得这样一位著名作家教创作，兴奋不过。看着他，我们就象看着神秘。”“我们为有路翎老师而幸运。老师不老，三十挂零，长我们七、八岁。但，他是高山，我们是平地。”
路翎为人随和，没架子。一身灰中山服，周周正正，有时，系条皮带。方脸，眼睛是大号的，流露出睿智、机敏、亲切、真挚。他讲小说种种技巧，结合着名著和他自己的作品。没有讲稿，出口成章，风趣、幽默。路翎这样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也颇合阿红的口味。
路翎的上课方式也不拘一格。阿红班里只有七个同学，五男二女。路翎就带这几个学生到鸡呜寺茶廊，一边饮茶，一边说艺。有时，嫌教室闷，又带学生到草坪，坐成圆圈，谈天说地。南京大学的草坪漂亮极了，确实像绿毯子。向上面一躺，胜过席梦思。
他还邀请学学生去自己家里作客。他家在南城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平房，三间。他的夫人余明英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家，朴素，整洁，这是多么好的写作环境。
阿红的七个同学在路翎老师指导下都动起笔来搞文学创作。陆颖华写小说。她写在练习薄上。路翎几次称赞她。现在她是北京大学教授。曹国楷写游记。他硬是凭借从图书馆翻出的资料，一篇接一篇写西藏游记，一篇接一篇在《新观察》、《旅行家》等杂志上发表。他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阿红写小说、诗。有两篇万字短篇在《文汇报》 “文学界”副刊刊载，上百首诗在江苏省内外报刊及香港《文汇报》发表。路翎说阿红比较熟悉群众口语，只是地方性不纯，皖北味夹杂鲁味、江浙味。
路翎开课一年，就去北京了。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编剧。
阿红在《忆路翎师》文章中写道：“从此，再也无缘会见，只从报纸上偶见他的行踪。始终不知路在何方，翎在何方，无从寄我的一点师生之情。”
阿红是幸运的，在路翎的引导下撞开了文学的智慧之门；阿红又是不幸，当路翎因是“胡风分子”骨干而在炼狱中煎熬时，阿红也横遭磨难，只因有这一段师生情！
3、开始走向了文坛
在大学其间，阿红就显露文锋，先后在江苏、上海、安徽和香港等地的多家报刊发表诗歌、小说，并任南京市市文联市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干事。大学毕业前夕，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长命与清明》。
阿红既写诗也写小说。在路翎执教那一年 , 阿红写两篇万字短篇小说在《文汇报》的《文学界》副刊发表 , 200多首诗在各地报刊发表。
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推车人〉 , 就是故乡的一位县长为老百姓推车进城的感人情景。阿红当时的文学创作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他的处女作《推车人》便是由他在解放后第一次回家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写成的。听说有位翻身老农推满满一车新粮进城 , 汗淋淋的 , 推推停停。后面走上来一位中年干部 , 推上车子就走 , 走着走着 , 迎面来了个人 , 朝推车人喊县长。老农感激得落下了泪来 , 说旧社会哪有这样的‘官’。这首诗就写的这事。 " （《诗探索和诗信息》 , 第 285 页。）从一开始 , 阿红的诗就贴近现实 , 就表现对真善美的歌赞 , 终生不变。 1950 年冬天 , 阿红到了安徽亳县 , 参加了两期土地改革工作 , 直接深入火热的生活第一线 , 了解生活 , 收集素材和积累感受 , 他写的不少诗和小说，先后在南京《文汇报》、《皖北文艺》、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
“阿红”是发表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本名叫王占彪，关于这笔名，还有一段趣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王占彪写了两首诗，想寄给报刊，但苦于没有个合心的笔名，同室的同学也为此煞费苦心，恰在此时，有几个女同学唱着《东方红》从窗前走过，一位同学在诗稿上写下了“阿红”两个字，那两首诗《推车人》和《麦场上》后来在1950年4月或5月的《文汇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作者署名便是阿红。
为一个名字 寻觅 寻觅 寻觅
窗外飘来歌声“……红”
屋内青年惊喜：----阿----红
笔落纸上“阿红”
从此 这迷人的名字
便开始踏着铅字的旋律
在报纸书刊上漫游
在诗友们的心中活跃
........... （见牟心海《绿荫下的汇合--题给阿红先生》）
阿红在回答关于他开始发表诗作的笔名时说：“阿红。是一位同学起的。诗发表了，就没舍得丢。几十年里常闹误会。”这误会最多的恐怕是一些不熟悉他的诗爱者常常误以为他为女性，于信中称他阿姨，小姐，女士。
给阿红起名的就是那位善写游记，解放后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的曹国楷同学。
阿红这笔名也曾引来过困厄。诗歌评论家吕进在文中也曾这样风趣地写到：阿红再干练 , 也有走麦城的时候。一次 , 是在北京，会议结束前夕 , 作家协会送来返程机票。阿红的机票上写的名字是 " 阿红”，这是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这可登不了飞机，因为机场要查验工作证一一工作证上写的是真姓真名！ 阿红坐在沙发上 , 一筹莫展 , 用不地道的东北腔反复地说 :"“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 换票可是不现实的 : 北京的一张机票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到手 , 尤真是对既不管钱又不管户口、工作调动、 出国事宣之类的微不足道的中国作家协会而言。而且 , 这事发生在阿红身上 , 就成为特殊的困难了。 “阿红”这个笔名带着浓重的女性昧、脂粉气， 和他的一本诗集《柔姿纱下》颇为相称。 但是本名呢 ? 他老兄的本名叫 : 王占彪。一股山大王的山林气。我幸灾乐祸了。在中国 , 凡能干的人走了麦城 , 往往都会给不能干者带去心满意足的心理平衡。我拍拍阿红的肩膀：“老兄 , 还有什么名字比‘王占彪 " 更象劫机犯昵 ?" 可是我才高兴了几分钟 , 就挨了阿红灵巧的一棒。他找出随身带着的一本自己的诗集 , 扉页的”作者介绍“中赫然印着 :" 阿红原名王占彪。 "
当然 ,就是凭着这本诗集 , 他也和机场的安全检查官员没少费口舌 : 好端踹的正派的公民为什么要取“假名”呢？（《诗人记趣》，原载〈重庆晚报〉 1988 年 11 月 29日）
阿红此时在南京大学不只是自己埋头写作，而在学校和社会上是积极参加并开展各项文学活动。他在南京大学组织了南大文艺社，任总干事，开始投入到文学组织工作之中。
1951 年 , 在南京市文联成立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时候 , 阿红以一位大学生诗人的身份被选为干事。阿红当时就是在老一代文艺事业的领导者赖少其同志指导下开展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工作的。赖少其同志的工作作风，高尚的品德，艺术修养都给阿红留下深刻的影响。
赖少其（1915-2000）是广东普宁人，193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39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后，历任新四军一师宣传部文艺科长，四、八纵队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7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同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49年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美协副主席。赖少其在诗、书、画方面都有很高造诣。30年代参与新兴木刻运动，被鲁迅称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
当已八十岁的阿红，回忆当年在南京市文联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开展活动的情景，仍然流露出对赖少其老人的怀念深情，并以自己曾在他的领导下从事诗歌工作而感到自豪。
1951年，阿红以万余字的小说《张从荣和他的分队》，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阿红第一次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里面有六篇小说 , 全是故乡人民加入供销社、争取婚姻自由、寡妇再嫁 , 和中药店堂内外的人和事。 1952 年 9 月大学毕业前阿红把六篇小说寄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同年，他分配到辽宁省本溪市几个月后这本书就出版了。当年审读阿红《长命和清明》小说集的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罗洛，1986年曾写信对阿红说：“三十多年前 , 我读了你的小说《长命和清明》的原稿时 , 就有这种感觉。现在读了你的近作, 仍是这种感觉。这就是说 , 你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风格 , 坚持走自己的路。当然有发展有变化 , 然而却从不追求诗歌的‘流行色 " 之类。”
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 , 凝聚着阿红的心血与拼搏 , 也使他一下子从众多青年作者中走上了另一个层次。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出版，代表着阿红已经开始真正地走向了文坛 , 未来的路 , 还等着他去开拓。
故乡颍上给阿红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 , 也给他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解放后 ,阿红家被定为资本家兼地主，后来药店、杂货店也进行了‘工商业改造 " 。 1950 年 , 阿红从南京回家、因为二弟爱听收音机 , 有人揭发他听敌台 , 要逮他。就在阿红回家的前, 他二弟去了蚌埠 , 于是就误把阿红逮进去关了三天。阿红回忆说 , 当时这让他很受剌激 , 天天躲在家里 , 哪里也不敢去。 后来在历次运动中 , 他们家遭受打击 , 父亲也在文革中被迫投水去世 , 他也再没敢回去过。就连阿红的短篇小说集《长命和清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也因1954年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些领导和编辑，如总编王元化、编辑罗洛等被定为了“胡风骨干分子”，阿红也被沾连。大学毕业后，阿红的人生之路，笼罩着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