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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所称的杂文,主要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杂体文章。包括随感、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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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一群断了脊梁的哈巴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访问量:1128        作者:江湖夜雨        发布:江湖夜雨        首发时间:2012-06-26 00:33:59
关键词:毛泽东 延安讲话
编语:
       时下,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之际,许多纪念活动滔滔泛起,这是执政党中宣部的正常宣传。应该说,作为历史特殊时期诞生的《讲话》,是当时的领袖毛作出的一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讲话,其主旨乃是统一革命时期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它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舆论基础,自然具有它不可估量的历史功勋与作用。然而,《讲话》过分强调文艺的功利主义的一面,绝对排斥也不容许任何自由主义创作倾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一个必须遵循的硬性框架,让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如果说,《讲话》在革命时期乃是出于执政党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一种规范人们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策略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后,它的局限性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在《讲话》精神渗透指引下,中国文学曾沦为一片纯粹为政治写作的沙漠,所有的写作内容只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旧的邪恶阶级必然灭亡和新的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成了作品唯一的主题,歌颂党的“伟光正”和刻意塑造革命群众“高大全”成了千篇一律的创作模式,在这样的固定模式下,“创作自由”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文艺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更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的“战士”。由此,作家那千姿百态的个性和写作才能被无情地践踏和摧毁,留下一大批纯粹为政治而写作的平庸作品,所谓“政治的留声机和传声筒”,最终赤裸裸地发展到对毛本人的狂热崇拜和肉麻吹捧,为文化大革命中“愚化”人们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时期以来,《讲话》的局限性已经在文艺界被广泛反思,《讲话》导致文学艺术沦为政治工具的片面极端思维早已在文学界形成了共识,在这样的思想解放下,写作者们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尊严与个性,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意识从“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下挣脱出来,创作出了一大批内涵深广、个性独具的精彩作品,文坛重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现象。对于《讲话》,新时期文艺界一个广泛的共识乃是:马克思尚且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毛的《讲话》,具有偏执和极端的一面,从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真理。即使是那些正面肯定《讲话》在特殊历史时期所起的积极意义的文章,也仍然谨慎地表示:《讲话》中“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诸如:“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是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等等。
 
       这样一个在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被普遍反思和批判的《讲话》,如果在某些时刻,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项活动,每年走个过场,意在肯定自己执政的合法地位也算正常,例如今年七十周年。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作家出版社在中宣部的授意下,隆重推出了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下子引得网络上恶评如潮。纪念手册上名单均为名重一时的文坛健将,罗列下来,个个星光熠熠:贺敬之、铁凝、张平、翟泰丰、高占祥、李存葆、严良堃、吉狄马加、冯骥才、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刘大为、张海迪、陈祖芬、郑伯农、孟伟哉、苏叔阳、黎辛、邓友梅、田华、王晓棠、刘兰芳、 郭汉城、李国文、徐沛东、梁衡、于蓝、于洋、秦怡、王立平、何建明、张笑天、 马识途、谢铁骊、阎肃、王树增、黄亚洲、蒋子龙、梁晓声、黄济人、秦文君、赵玫、周大新、刘恒、徐怀中、束沛德、陈忠实、王蒙、莫言、二月河、贾平凹、海岩、叶兆言、毕淑敏、刘醒龙、叶延滨、朱向前、叶文玲、韩少功、周梅森、顾骧、苏童、徐光耀、叶辛、周国平、池莉、陆天明、张洁、杨红樱、麦家······如此老臣新贤,济济一堂,让人感叹:这次活动以每人仅仅一千元的价格(受邀者每人获赠1000元RMB),总计十万元的经费,就聚集起一支为讲话营造声势的浩大队伍,而且“全明星”,堪称完美策划,毛氏地下有知,定会欣然长叹:吾志后继有人也!但细看之下,却又有些不伦不类,如果说队伍中前面罗列的一大群人尚且属于体制内的受惠者,在各级作协也混有一官半职,吃着体制饭,理应站台,立场一以贯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那么后来从“陈忠实”开始的那一群,就怎么看都有些言不正名不顺了。且看一位网络作者的热讽冷嘲:这些人的一些作品,在新时期和党的文学的主旋律不是一个调子,和讲话所倡导的文学主张也根本是两回事。“按讲话标准来要求,这些人的作品明显地脱离工农兵的火热生活,离开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是迷恋于色情描写追求低级趣味(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就是沉陷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泥坑(苏童、韩少功、莫言、叶兆言),或者迷失在抽象人道主义的歧路上(张洁),要不就是像王蒙那样,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和党的文学合流过,至于像二月河、海岩、周梅森、麦家这样的作家,占尽了市场风光,和讲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看起来和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这回却不计前嫌,不计名利,当然也是不问是非,和党的文学一起,兴高采烈地挥笔书写讲话中的至理名言,心安理得地笑纳一千大洋。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一千元能买到什么东西呢?”进一步,作者发问:“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文学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对人民的心灵世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影响?对于中国向世界呈现出何种文化精神面貌?作家们心里最清楚,如果始终按照讲话的精神来写作,请问王蒙、莫言、苏童、叶兆言、周国平,你们会有何种创作感受呢?作家是最珍惜心灵自由的人,你们真的愿意把讲话套在你们的心灵上吗?”最后,作者发出如此诘问:敢情,你们的灵魂,仅仅价值一千元? 
 
       很显然,写起文章来渊博恣肆、满腹经纶的某些文人学者们,不是不知道《讲话》的历史局限所在,否则,他们笔下的作品,就不会呈现出摆脱了“文艺工具论”后的自由多姿状态。他们必然知道,自己文艺创作的成功之处,正是得益于新时期以来对《讲话》偏执片面精神的纠正。但他们异口同声,为了那份犒赏的恩宠,为《讲话》献上了整齐划一的颂歌。在镁光灯下,他们脸上浮漾着谀媚的微笑,没有任何一人,对于《讲话》提出过批评和反思的意见。这群中国文人,远看是一群拿腔捏势的宣传队伍,近看是一群断了脊梁的哈巴狗。这种习性,具有历史渊源。正因为有了中国文人这样甘做奴才、奴颜媚上的秉性,中国历史上,才会有那样一次文化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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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景晚香 评论 (评论时间2012-06-26 06: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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