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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中羞涩的促织

秦池

《伊索寓言》中促织是受嘲笑的对象，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促织饿得不得了，只好跑到它的邻居那里借粮食。蚂蚁这时发话了：“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

钱钟书对此故事却有别解,他认为应该还有下文：“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却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

钱钟书从中确实看出了一些门道。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诗人、作家，音乐家、画家等从事艺术创作的也多半都陷入过类似促织的窘境，甚至不少科学家、学者都难以幸免。不过其中尤以作家为甚。

严肃作家的创作往往是不能一时见成效的，不及音乐家、画家见效得快，又不及科学家、学者有时效性，且与政治时常有割扯不断的关系，这就注定了不少作家要挨饿受穷，而且活该！

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作家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始社会时期，作家往往就是祭司。既然是祭司，就不存在挨饿问题，谁敢得罪奉天承命之人呢？到了奴隶社会，作家从神坛上走下来，一些贵族也试着抄起了笔杆子，没有笔杆子的张口作文，有的甚至云游四方。前者如中国的许穆夫人、屈原，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后者如《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无名氏作者，盲诗人荷马，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这时的作家当然就是两极分化了。写作纯属个人意趣，也就不会就作家这种职业的个人生存发表什么看法。

到了封建社会，作家们的身份更是纷纭杂呈，至少中国是这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或男或女，皆有执笔为文者。既然如此，作家中便既有富贵享乐的，也有贫苦不堪言者，而且写作的自觉意识强了。这样也就诞生了作为写作者的喜怒哀乐，有诗为证，诸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

到了近现代，有的人干脆关起门来摇笔杆子，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其中某些人除了名扬天下外 ，还富贵发达了，一人的稿费居然养活了一大家子。有的不仅养活了一大家子，还拥有了顶级豪富的生活，如大仲马、杰克·伦敦、海明威。不过仍有不少人挨饿受穷，未成名即夭折，如朱生豪，未及三十便于贫病交加中死去。大多数名为作家的人，除了写作而外，不得不从事记者、翻译、教书、编辑等繁重不堪的工作。连声誉卓著的鲁迅，大半生也在从事着教书的工作，只是最后的十年才过了几天痛痛快快的纯粹以文为生的日子。

到了当代，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政府把凡是够得上称作作家的人都养起来了，解决了他们的衣食问题，试图让他们放开手脚进行写作。然而作家们很快就尝到了拿着薪金写作的滋味：无论如何他们的思想是再也不能自由飞腾了，除了赞歌还是赞歌，“终日为绿阴重复着单调的歌曲”。

如今，我们是一个大杂烩的时代，新旧并存，作家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多极分化：一些原先吃“皇粮”的作家公然摔掉铁饭碗，下海或靠卖文为生；更多的自由写作者应运而生；当然，也还有很多恋着旧饭碗不放的人。但不管怎样，不少作家的日子和许多人比起来都不算好过，甚至捉襟见肘，陷于狼狈不堪之境。此外，还有一批业余作家，他们是有着很稳定收入的那一类。

这些作家中，有那么一批痴人对写作抱着单相思，单以写作谋生。如果凭其才，略略顺眼低眉，混个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也不算难事。有人仗着蹩脚的文才，不也春风得意吗？然而，他们偏偏不够圆通，不识世务，成了俗人眼中“生存能力低下”者。他们太迷恋于写作的魅力了。写作的魅力在哪里？一是成名，一是致富。在写作这条道上，成名不一定致富，但致富一定得成名。当代，靠写作成名致富，一夜之间身价百万者亦不在少数。所以痴迷者不惜孤注一掷，当然也就瞧不起屈身委人之下的作派。于是乎，心无旁骛，紧握笔头，唯写作是论，成了他们追求的生活。

他们或自高自大，或崇高伟岸，或沽名钓誉，蠢材与俊杰杂陈。但不管怎样，都钻进了写作那条逼仄的小胡同，尽管咬着牙坚持，可由于生活所迫，不少人最终沦入了惶惶然的可怜之境。时下，为求生存，就上演了不少“闹剧”：有上街乞讨的，有裸体朗诵诗歌的，有挥拳义击的……不过那批美女作家却不在此列，她们并无生存之困，只是活得不耐烦了而已。

2006年11月重庆诗人黄辉公开呼吁要富婆包养。这一媚俗的惊人之举立刻招来一片唾沫横飞的怒骂。其人被冠以“伪诗人”、“文化贱客”、“流氓作家”等骂名。但终有富婆怜香惜玉，为其一掬同情之泪，不惧怒骂，挺身而出，担起了此宗“包养”之责，且许诺包养是假，资助是实。看来黄辉毋需付出肉体即可维持生计和写作了，众人担心的文学受辱的局面并未出现。

若单以包养来论，文学其实早就受辱了。若论文坛第一个吃软饭的人，当属大文豪巴尔扎克。撇开男女之别，被包养的还有席勒。走出文学圈子，被包养的还有马克思、柴柯夫斯基、梵高、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巴尔扎克一生在困顿中挣扎，后来好不容易攀上一位俄国贵族寡妇罕丝卡伯爵夫人作经济后盾，再后来还和这位类妇结了婚，并过了几天豪奢生活，可惜生命已到尽头。对此，法国人并没有予以过多的嘲笑，巴尔扎克仍不失其伟大。至于柴柯夫斯基，未成名之时就受到了一位贵妇的慷慨资助，而他们一生从未谋面，当然两人之间也就没了非份之想，除了感激和被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席勒、马克思、梵高等人，经济上终身未独立，不是靠亲人就是靠朋友周济着，但谁能说他们就不是男人了？

毕竟男女有别，女人靠男人养着，天经地义；男人靠女人养着，就没了骨头，丢了面子，失了身份，掉了底子，变了味道。也许正因为有了巴尔扎克的前车之鉴，柴柯夫斯基的资助者选择了终身不见面的痛苦约定。而同性之间就随意多了，往往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成了亲密无间的相交知已。

据我推测，黄辉如此作法有几种可能。其一，可能在亲密同性中实乏有钱知已，不然他何苦要冒那个险呢？其二，按常人观点，其人才貌俱佳，红颜知已应不缺乏，不过可能因为穷，红颜们叹息一番后都另攀高枝去了。即使红颜不走，也是要仰仗他来养活自己的主儿，徒增累赘，更何谈支持。因此，异性支持也无。其三，故作惊人语，借此制造声名，求养倒在其次。其四，确乎诗情喷涌，为诗而狂，而生存也到了底线，精神几近崩溃。为了快速摆脱窘境，不惜爽快拍卖自己。向谁拍卖？当然是向女人。同性的陌生有钱男人是不会为之所动的。当今有钱男人有几个弄得懂风花雪月的？有之，岂不有同性恋之嫌？倒是女人好，有独立资财能独立行事的女人不少是凭真本事拼打出来的，也多半懂得吟诗作赋。富有的弄文学的男人倒有几个，可他们怎肯培植一个同行？君不闻，同行是冤家？像恩格斯、歌德那样的男人古今少有啊。其五，风流成性，切合当今性开放的时尚。潦倒之时，拍卖自己，是再自然不过了。

可惜，不管上述原因如何，黄先生都漏掉了一点：求养可以，不可乱点鸳鸯谱，唯钱是论，不卖诗只卖肉。表面上他在拿诗做文章，为写诗而牺牲肉体，实际上是拿诗歌点缀的肉体进行高价拍卖，允诺尽可胡来一气。相信其追慕的前辈巴尔扎克当初和罕丝卡夫人交好，虽别有用心，但一定首先是拿他的浩翰作品取得青睐，然后再谈及婚娶的。就巴尔扎克那个肥胖短小的身材，若拿到市场上叫卖，肯定卖不起价来，除非对方是疯子。然而巴尔扎克却成功地把自己推销了出去，靠的是什么？作品，沉甸甸的作品！能够因作品而接纳他的女人也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尽管世人对这个女人充满了非议。对于婚姻，巴尔扎克并没有降格以求，他算是找到了一个幸福的终点。

黄辉也算一个聪明人，比之巴尔扎克又觉不如。公开叫卖，这一招实在妙，快速、省事，可就不该没作补充说明。凡是富婆，不论长幼肥胖美丑已婚未婚，一概包揽，以至有拉人下水、坏人幸福的嫌疑，居心让人很觉叵测，非正直文人所为。至少，黄先生难免俗气，又阅历不广，虑事不周，将世情看得太简单，以为很多富婆都在害着单相思，以为两性之间的交往除了性与金钱外别无他物，没了捍卫文学的底气，不敢高傲自信地大呼一声：“为了我的诗歌，你们这些富婆拿出点钱来吧！”

但不管怎么说，黄先生都是拿文学作底衬的，不然他的叫卖将变得一钱不值。有人愿意为文学“献身”，拿文学作噱头在市中招摇，实是文学的一大幸事，此足以证明文学尚未消亡。但却又是文学之大不幸，其做法确确乎乎与文学背道而驰。可以想见，若文人们，不论男女，都靠吃软饭生存，在两性问题上任意胡来，其文学别说豪迈跌宕、清丽可人，就连软玉温香之气都没了，一定是从臭不可闻的茅厕坑里爬出来的。时代不同了，想做第二个柳永吗？没门！

幸亏有过切肤之痛的富婆红艳别具只眼，惜其才，不以身取舍，轻轻拈动手指，替黄先生解了围。不过解围只是暂时的，因为红艳发了话：“如果一年内黄辉没有创造我所预期的成绩，我就会考虑停止资助。”也许是对文学的理解有限，也许是出于舆论的压力，也许二者兼有，红艳不得不如此“慷慨”解囊。设若资助者都如此，我们的受助者中间将永远无法诞生第二个曹雪芹。悲乎哉！重赏之下，必无文人!

写作确实很苦，很多时代对它来说都是泥沼，不是政治的，就是金钱的，而且不少时候是二者交袭。的确，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了。

若能改观，作家们将不胜感激涕零。

依我之见，作家们需要的是那种真正懂得艺术的人的支持，这种人不仅富有，而且拥有一颗热爱艺术的心肠，襟怀开阔，道德高尚，富于同情心，又不以追求商业价值为取向。不然，也可号召民间设立写作基金会，给有志于从事写作又耐得住清贫的人发放维持基本生活的钱币，却又不以时间、写作的多寡来限制写作的自由。不过，有一种养法，是作家们要警惕的，那就是受集团或政党的支持，它很有可能使作家堕入御用文人的夹缝中，使艺术变得狰狞可怖。

倘能如此，写作真正辉煌的时代将会到来。

                                                                                                 2010年3月14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