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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加加林”

宁明

    人的一生中真的难以预料到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会结识一些什么人。

    2000年10月9日，一架波音747飞机经过八个多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把我和另外几名同志从北京“丢”到了莫斯科。一下飞机，广播里的柔美女声就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外”们耳朵里灌一个好听的俄语单词——“莫斯科哇”。噢，莫斯科的大地真的已踩在我们的脚下了！从这一天起，我们将在俄罗斯联邦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军事留学生活，也就是说，要和来自好几个国家的军事留学生同学们一起“得儿啦……得儿啦”用俄语交流七百多天的时间。

    两年的军事留学生活，使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军衔，但却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各国学员赴俄留学的使命不同，但各国的同学们都很珍惜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的缘分。同学们在一起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国际上政治性敏感的话题，为的是避免因意识形态和政见不同而产生不愉快的事情。大家的心与心之间是真诚、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息息相通的。也许，世上只有人心间的善良与理解，才能轻松地跨越严密设防的国界。

    回国后，我由一种相对自由的国外留学生活环境重又恢复到了有着严格约束的“体制内”生活状态。按照部队飞行员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无法再与朝夕相处两年的“老外”同学们保持联系。我想，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各自的部队里，也同样会受到类似纪律、规定的约束。天各一方。每当我翻看同学们在一起的合影照片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就会放电影一样清晰地在我面前重新“上演”。

瓦洛加

    瓦洛加是白俄罗斯某高级军校的一名中校教官，个子中等偏上，身材稍瘦，但他总是给人以很有力量的感觉。瓦洛加的长相是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俄罗斯血统的青年，黄而细密的金色头发在头顶三七分开，无论上课还是休息时，发丝从来纹丝不乱。他的一双蓝眼睛无论看什么目标，总是显得炯炯有神。他和所有的俄罗斯军官一样，很看重脚下那双皮鞋的脸面，每天早晨都要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把鞋子擦得铮亮，绝对做到一尘不染。哪怕穿的是一双有了折痕的旧皮鞋，他也会让皮鞋每天享受同样的擦拭待遇。

    瓦洛加总是双眼含着浅浅的微笑，天生一副很友好的样子，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后来混熟了，我就逗他，你睡觉时也保持着这种微笑吗？他却做出一副坏坏的样子说，当然，不然我夫人每天早晨起来怎能那样高兴呢？然后夸张地左臂曲肘夹一下自己的右小臂。这个动作，我去俄罗斯不久即从同学们开玩笑中明白了其“黄色”的含义。我愕然，这些“老外”呀，似乎从不愿回避甚至还很乐意显摆自己在床上曾进行过的私密工作。也许是我用俄语表达得不够准确，也许是他故意曲解我的趣问，反正我问的意思绝没有他回答的意思丰富——我只不过问问他为什么总是微笑而已！以至于后来，我们玩得更熟了，早晨在从公寓楼走向教学楼的路上，干脆就拿他夫人开起了“黄色”的玩笑。瓦洛加一边走一边不时仰面笑着，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别的同学也闹不清我们一大早究竟遇到了什么高兴事，一路哈哈哈不停地犯神经。

    瓦洛加的夫人个子很高，很漂亮，也很会做菜。他们请我去其家吃过多次饭，其间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吧！

    瓦洛加学习很用功，成绩在我们外军留学生系一直名列前茅。不论是出于为自己的祖国、军队争光，还是为了毕业后给自己谋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在学习上的刻苦程度，绝对是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的。我们这些外军留学生们，星期六也正常上课，说得觉悟高点，就是都想多学点东西，回来后报效祖国；说得朴素点，真不忍心“祸祸”国家为我们付出的巨额学费。而瓦洛加，不仅周六同我们一样学习，星期天也拿出半天去教室学习。这一点，着实让我心里很是敬佩。

    瓦洛加学习时精力超常专注，有一件事足以能够说明这一点。我们有一门“大课”临近考试前，教官布置完复习范围就让同学们自己去复习，三天后，院方组织闭卷考试和口试。同学们为了精力集中、互相不受干扰，大都离开教室去一僻静处进行“和尚念经”式背记。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地处莫斯科郊外的一片大森林之中，到处都是大树和草坪。我和瓦洛加不谋而合都来到了森林边的一块草甸上，心照不宣地自动拉开距离，开始各自用功背记复习题。也不知过了多久，一抬头，我眼前悄然添加了一道扎眼的“风景”：一位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金发俄罗斯小姑娘，几乎全裸体地躺在草坪上晒起了太阳。她在离我们三四十米远的草地斜坡上铺了一条浴巾，顺势一躺，悠然自得地翘着二郎腿“洗”起了俄式太阳浴。我说她“几乎全裸体”，是因为她的确戴着一副黑色的太阳镜。我用小泥块投向埋头用功的瓦洛加，呶嘴指一指前方草坪上躺着的一团白，瓦洛加极短暂地笑了一下，嘟哝了句“尼契沃”，继续埋下头去看他的复习资料。他是在对我说“没关系”的，不要少见多怪。而我却怕因自己的思想境界修炼得不够高，被前方草坪上的那朵白云把目光牵扯了去，分散精力，影响学习，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而瓦洛加依旧岿然不动，仿佛眼前只是落了只漂亮的蝴蝶，毫无惊讶之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瓦洛加在毕业考拭时，以十六门课全优的成绩荣获了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优等生”的称号。在俄罗斯，军队高等院校“优等生”的毕业证要由总统亲自颁发，并且和普通毕业证的颜色也有区别。我们外国的军事留学生与俄罗斯军官们在这一点上享受同等待遇。“优等生”们被总统召见进“宫”，在克里姆林宫宽敞的会客大厅里，接受时任总统的普京亲手授予这份殊荣。然后，他们的名字还要刻成白色的大理石光荣榜，永久性嵌在各自学校办公楼的走廊里，供人敬慕，以励后人。而我，只因一门课程考了个“良好”未获“全优”，与这份殊荣失之交臂！

    我曾想，像瓦洛加这样一心为祖国争光的好同志，若搁在咱们中国军人的行列中，回国后，一定会被政治部门大力宣扬成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胸戴大红花到处作报告呢。逢上“七·一”，还会被评为党内的优秀共产党员“标兵”也有可能。我曾私下询问过瓦洛加的政治面貌，他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心里就有点纳闷，一个没有受到过经常性政治教育的军人，一个纯粹的“党外”人士，竟然也会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但是，我并没有在瓦洛加面前表露出我的“不解”，反而，在心里更加敬重他了。

    是不是和瓦洛加坐在草坪上一起复习迎考的那门功课出了“岔子”，我才没考出“优秀”成绩的呢？今天，看着照片上瓦洛加灿烂的笑容，回想六年前的那场考试，一切都过去了，这桩憾恨不已的心事我也不想再去重提。噢，也许时间久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吧！

金钟汰

    金钟汰是和我们中国军事留学生长相最接近的一位外国同学。韩国人。他是韩空军某基地的少校歼击飞行员。我们俩的个子差不多高，（从照片上看，他似乎比我要高一点点？但我还是觉得差不多高，大家就别那么认真了吧！）眼睛也差不多大，都是属于“缝”眼那一类的小眼睛。金钟汰的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神气儿”，表面上看，好像也看不出有多么精明，但细察，却分明能判定出他是个心中很有底数的机灵鬼，而且是那种在空中对敌人下手比较狠的猎手。我甚至暗暗想过，若做为敌对双方在空中与他遭遇，我一定要拿出百分之百的本领来对付这个不好对付的对手，稍有失误和疏忽，就可能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测量一个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和战术意识，对于内行人来说，无须真的升空去与他较量，只需看看他走路时的精神头儿和眼睛不经意中射出的目光的硬度，就能对他的“状态”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金钟汰和我一样，也爱笑，但说话声音比我洪亮。他比起个别性格内向的大个子俄罗斯军官要显得精神抖擞得多，尤其是比我们那位呆头呆脑、满脸刻板状的兵种战术教官更显得有亲和力。因为，那位“满脸刻板状”的教官在我们的一门考察课考试时，极不给情面地给我和金钟汰的成绩打了个“良好”。尽管，考察课是不计入毕业总成绩的，也不影响我们毕业时是否能评上“优等生”，但这位在“布夫耶特”（小餐馆）里喝过我们中韩两国学员的半瓶酒、吃过我们买的三张比萨饼的大鼻子教官，其极不近人情、“一反常态”的较真劲儿多少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的。用我们中韩两国的惯常思维，简直弄不明白这些“老毛子”教官为什么这样“不开窍”呢？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与人交往要“投桃报李”，可他们，根本不按这样的套路出牌。你请他喝酒时，他与你热烈拥抱，与你友谊友谊再友谊；而考试时，却铁面无私，连一条走后门的缝儿也不给你留。所以，有一阵儿我们在背后都不怀好意地叫兵种战术教官“老板”——为此，我还查了半天俄汉词典，用俄语把这“板”的含义给金钟汰翻译一番，呆板、死板……直到他体味到了“板”字背后的贬斥内涵。然后，我还教会了金钟汰“老板”的汉语发音。有一次，金钟汰对教官笑着说：“老板，你豪（好）！”说完，他自己竟憋不住先笑了起来，教官不明就里，也只好陪着讪讪地笑了起来。教官以求助的眼神看着我，示意我为他当“别列沃其可”（翻译），我幸灾乐祸地笑了笑，也学着教官平时的样子，夸张地摊开手，耸了耸肩——我也听“不懂”啊！这也许是我在俄罗斯留学期间所做的最“不厚道”的一件事。现在想想，真想对教官说一声：“依日维尼捷（对不起）！”

    我喜欢短小精焊的智慧者，不喜欢呆头呆脑的电线杆。好在，飞行员队伍中几乎全是前者，而绝少遇见后者。金钟汰就是属于飞行员中把智慧“浓缩型”的代表。

    因为是性格上很合得来的同学，当然就会有很多“无话不谈”的场合。有一次，外训系组织野外烤肉，大家在一个小湖边支起了烤肉的架子，哈萨克斯坦的同学自告奋勇和夫人一起负责用各种叫不出名的调料淹肉，然后用一根根很长的铁钎子把淹渍好的肉串上，分发给同学们。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围在火堆旁举着钎子在火焰上晃来晃去地烤，也不知肉烤熟了没有，个别性急的同学已开始吃得满嘴角都是黑色了。同学们大口地互相敬酒，啤酒白酒混着喝。我发现只有金钟汰只吃肉不喝酒，这可不是一年来我了解到的他的性格啊！我凑过去，向他敬酒，问他是想喝啤酒还是白酒：“比洼伊里沃特嘎？”他诡谲地笑笑，说对不起，什么酒也能不喝。稍顷，他似乎感到这样拒绝我不合适，补充说：“我很想喝，但是不能喝！”我问为什么？他低声附耳对我说：“我想在俄罗斯学习毕业前生个孩子，所以，现在不能喝酒……”

    金钟汰出国留学是带着夫人和儿子来莫斯科的。各国国情不同，金钟汰想再要个孩子也很正常。明年就该毕业了，他要在这个俄罗斯的夏季播种，赶在明年春天让夫人抱着两个娃娃回首尔——一个是生于韩国的老大，一个是生于俄罗斯的老二。金钟汰心里该有多美！

    听了他的这个秘密，我愣了一下，继尔向他表示衷心祝贺。我祝他能如愿以偿。果然，他的夫人几个月后走路时就开始向前“挺进”了，这时，金钟汰的酒量似乎也比从前长进了不少。金钟汰偶尔就来三楼敲我“家”的门，让我和中国的同学去四楼他家里喝酒，嘴上说是让我们品尝他夫人做的韩国菜，实则倒像是让我们再次羡慕一下他日渐长大的“俄罗斯儿子”。每次我们都不敢久留，怕打扰了他夫人休息，简单地意思意思喝两杯就草草撤退。但每次，我们都是热烈地向他们全家表示一番祝贺：“早生贵子啊！早生贵子啊！”金钟汰听不懂中国话，但满脸的幸福和笑容说明他已完全听懂了我们话的意思。

    毕业前，我们几个不同国籍的同学一起去看金钟汰和他夫人共同合作的出色的劳动成果，可以说这是一件如期完成的“杰作”，也是金钟钛留学两年的重大收获。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大得根本不像一个月的孩子。我对金钟汰恭喜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大高个儿！没想到金钟汰马上当众否定，说希望他的小儿子将来也长他这么高，也去当歼击机飞行员，而不想让他长成傻大个样子的俄罗斯“老板”！

    我们顿时又哈哈大笑起来，金钟汰的夫人也跟着笑，还用有点生硬的汉语说，不当“老板”。看来，我和金钟汰共同给教官起中国“外号”的事，他早已吹枕头风泄漏给夫人了……

鲁斯澜

    我之所以知道鲁斯澜的故事最多，是因为我俩两年来关系最好。在俄罗斯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鲁斯澜是哈萨克斯坦军事留学生的学员组长，我是中国军事留学生的学员组长，我们不仅经常去外训系主任朵不里科夫的办公室里开会，还经常一起商量军事留学生节日里组织的一些活动。鲁斯澜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很好，用咱中国习惯的说法，就是他这个人很“正”。热情、谦和、真诚、规矩、果敢……这些很好的词汇可以同时罩在鲁斯澜的头顶上，形成一副闪耀着军人阳刚之美的特殊光环，令人心生敬佩之情！

    鲁斯澜平时走路极快。早晨，在通往教学区的路上偶尔与他相遇，多半是他从背后追超过来。我本欲与他一同前行，顺便唠几句闲嗑，权当练练我的俄语口语，可是，跟随他几步后，我的两脚就捣腾不过来了。他也不减慢步速，只是回头边笑边催促：“贝斯特啦！贝斯特啦！”意思是让我走得快点、再快点。我有自己在中国走路时养成的习惯速度，且不愿跟人“学步”，只好任由他超越我而渐渐分开。从他走路时呼呼带风的急性格来猜想，多半人会判定他是一位雷历风行的歼击机飞行员。可是，他的的确确是一名哈萨克斯坦陆军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他在空中驾驶的直升机的飞行速度，与他地面上走路的速度极不般配。

    鲁斯澜在公众场合说话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鼻尖上爱冒汗。我原以为是他的心理素质不好，人一多，就容易精神紧张，所以才冒汗。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不仅办事很沉稳，而且每遇大事而不惊，是一位心理素质颇为过硬的合格军人。看来，鲁斯澜的鼻尖爱冒汗，也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已。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外训系按教学计划组织我们去俄军某装甲部队参观学习，大巴车在教学楼前等候同学们上车。那天，也不知什么原因，鲁斯澜在车门口转悠了一圈后又突然折回了教学楼里。出发的时间到了，学员队长问：“全到齐了吗？”也不知是哪国的哪位学员随意答了一句：“伏肖日节西！”队长一听“全都在车上了”，头也不回，即对司机下令说：“巴耶哈里！”大巴车就开了。这时，鲁斯澜刚好从教学楼里跑了出来，一看车开了，急了，双腿跑得飞快。鲁斯澜边跑边喊：“巴达日几吉！巴达日几吉！”他是请求大巴车稍等一下。

    我见状，马上大声报告了队长。车停了，但已开出了三四百米。教学楼与主马路之间隔着一片生草地，也就是随意生长的自然草坪。我以为气急败坏的鲁斯澜一定会急中生智斜穿过草地，走捷径直奔大巴车而来，可这个死心眼儿的家伙却仍绕着三角形的两个边奔跑了过来。上车后，鲁斯澜一连串地说了好几声对不起，学员队长好像也并不生气，摁了一下鲁斯澜的肩膀示意他坐下。队长笑了一下，对着鲁斯澜也是对着大家说：“迟到是错误的，你追赶汽车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被我听得真真切切，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忘记。当时，鲁斯澜的鼻尖是否又冒汗了我没太注意，我倒是觉得自己的脸上热辣辣地难受了好一阵子。队长是在赞扬鲁斯澜没有践踏草坪、爱护花草的文明行为？还是在肯定他作为军人在任何时候都没忘记“守规遵纪”的坚定原则？在我们看来，如此“应急”的情况下，鲁斯澜的追车路线显然有点死板、不够灵活，但队长却在全体同学面前很认真地表扬了他。

    另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真让人后怕呢！鲁斯澜五岁的儿子在公寓楼五楼的家里玩，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就从阳台上翻跟头栽了下来。俄罗斯的楼房建筑举架都很高，一个小孩子从五楼掉下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后果。在公寓楼值班的老太太见状，大惊失色，叽哩哇啦大喊大叫，马上电话报告到了系里。由于居住得久了，连轮流值班的俄罗斯老太太都认识哪个小孩子是哪国学员谁谁家的。系主任朵不里科夫闻讯从二楼办公室直奔一楼的教室去叫鲁斯澜。鲁斯澜这时正在课堂上被教官提问回答一个问题，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惊慌失措，硬是用一分多钟答完了问题才向教官请假跑出教室。

    这是我们在俄罗斯留学期间遇到的一件最惊险、也最富“奇迹”效果的事。每每想起都感到不可思议！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强？真是让人说不准呢！

    我们几个在另一个教室里上课的中国留学生是在下课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大家听到鲁斯谰的教官在走廊里的简要通报，都捏着一把汗，很担心鲁斯澜的儿子会有生命危险。情急之下，我们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去安慰、帮助鲁斯澜一家。于是，按照咱们中国人遇到灾难时的“经验性做法”，我提议大家：捐款。当场，我们就收齐了五千多卢布，并决定晚饭后派代表送到医院或鲁斯澜的家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孩子可真是命大，被送往医院后又是拍片又是进行各种检查，除了左脚崴伤了外，其它竟然一切正常。

    这个生命力奇强的孩子几天后就活蹦乱跳地平安出院了。大家为此非常高兴！鲁斯澜也高兴地在家里设宴，请系领导和各国学员代表吃饭，既是为了表达对校方和同学们的感谢，也为自己儿子的平安生还而庆贺。

    鲁斯澜举起酒杯，脸憋得红红的，站起来向朋友们致谢辞。我看见他的鼻尖上又开始冒汗了，而且这一次冒的汗比以往每一次都多！

尤拉

    尤拉是我的斜对门邻居。他是白俄罗斯的歼击飞行员。少校。细高个——一米七几的样子，这当然是相对我们这些刚够一米七的“矮个子”而言了。

    尤拉是位勤劳的人。他到俄罗斯加加林空军军事学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不太多的卢布买了一辆“二手”的伏尔加汽车。起初，我们还以为，这个“老外”就是会享受，留学两年时间，还买个汽车来代步。后来，在一次周一早晨的全系例行点名时，系主任朵不里科夫呼点到尤拉的名字，和尤拉一个国家的学员瓦洛加代为回答：“尤拉，拉波得！”这样，我们才知道尤拉原来在外边“工作”还没赶回来。系主任对此持很宽容的态度，极平静地自语了一声，知道了。然后，继续呼点其他学员的名字。

    尤拉买汽车，看来并不是为了节假日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出去旅行时方便。事实上，做为尤拉的近邻，两年的同学期间，我也没“发现”他们全家有过一次集体外出旅行。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的放学后，尤拉总是忙得让我们见不到踪影。他的车轮子总是不停地在旋转，他的眼睛也常常被熬得通红，尤其是节假日过后，尤拉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回到同学们中间，让人顿感有几分心痛。

    谁也不便去询问尤拉为什么要这样地辛苦自己。大家又似乎都能理解尤拉，作为一名受人仰慕的歼击机飞行员，若不是迫于生活的极端无奈，他是决不会起早贪黑地去做另一份“工作”的。尤拉所做的另一份“工作”，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汽车为别人拉“私活”。比如，帮人送站、送机场，运送货物，或顺便从莫斯科车站往加加林军事学院的所在地莫尼诺捎客人。

    尤拉的妻子从不多说话，即使在走廊里与同学们迎面相遇，当我们主动问她好时，她也只是友好而礼貌地点头笑笑，并不重复地对我们也说一声“日得拉斯杜伊节（您好）”。尤拉的妻子满脸贤惠相，中等个，眉清目秀，耐看，性格颇像中国电影里的刘慧芳。尤拉妻子的脸色总是不太好，好像有什么大病，身上也没有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女人理应折射出的青春光华和朝气。尤拉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不满五岁，小女儿还抱在怀里。尤拉的妻子对儿子管得很严，不让他到我们这些外国“叔叔”的“家”里串门玩耍，也不许儿子接受我们送给他的诸如自动铅笔之类的小礼物，尤其不许吃我们送给他的小食品。

    有一次，我看见尤拉的儿子在我的门口探着头笑，就招呼他进屋来玩。他很高兴地就来到了我的屋里。我说咱俩玩“剪子、锤子、布”怎样？他说好。因为我常看见俄罗斯或外国留学生的孩子们，蹲在公寓楼外的马路边上玩这种游戏。他们一只手里攥紧几枚硬币一样的卡片，这是孩子们论输赢的“赌注”，另一只手像猜拳行令一样猛地一下子伸出，待双方看清彼此的手形后再各自收回，以此分出输赢。旁观几次后，我也记住了他们出拳时的口令：“嘎麻诺，麻嗄诺，乌极发！……发！……发！”我能听明白他们的意思，但在《俄汉小词典》里却没有找到这些俄语单词。那天，我们正在玩得兴高采烈，走廊里突然传来了尤拉妻子寻找儿子的声音。这个小尤拉顿时被吓得屏气敛息、不敢做声，伸出的小手也僵在了半空不知如何收回。待我牵着小尤拉的指尖将儿子“归还”给尤拉妻子时，我解释说，你儿子真可爱，是我邀请他过来玩游戏的。尤拉妻子歉意地对我笑了笑，也没说什么，亲昵地接回了自己的儿子，可小尤拉的脸上分明还挂着犯错误后的沮丧表情。

    后来，我们在走廊里，很少能碰到尤拉的妻子了。偶尔遇见，她仍然是友好而礼貌地笑笑，只是脸上显得更加缺少少妇应有的光彩了。

    因为留学期间要回国恢复飞行，我和另外一名飞行员已买好机票准备赶往莫斯科国际机场。我俩商量，“肥水不流外人田”，尤拉是咱们的同学，就用他的车送我们去机场吧！由于行李多，我们打算到时多给尤拉二百卢布的运送费。尤拉高兴地开车把我们准时送到了机场候机楼门口，停车后一边忙着帮我们搬运行李，一边说了许多祝福我们回国飞行顺利的话。待我们向尤拉交付七百卢布车费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我们多付的那二百卢布。削瘦的尤垃手里捏着应得的那五百卢布，连声对我们说“哈洼几特，哈洼几特！”（已经足够了的意思）。我的眼睛感到热热的，拥抱了一下尤拉，叮嘱他回去时开车慢点。

    尤拉和他们全家在照片上一直对我微笑着。毕业分别后，也不知尤拉他们全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2008年11月8日丹东/大连

发于《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1期（特别推荐栏）

转载《散文海外版》2009年5期

入选《2009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