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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张开元老师文革中的遭遇

第一章  庐山中学校内的遭遇

  3、《语录》上的“针眼”

    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立义！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那特殊狂热极左年代，在上述思想灌输下，年幼无知、思想单纯的学生们却年少气盛参加文革运动。人人为了积极表现自己阶级立场坚定，勇于要站在对牛鬼蛇神斗争最前沿，这样张老师悲局更加惨了。

    在1968年7月16日至8月8日，我们301班在最炎热的“双抢”时期下乡参加支农劳动。。张老师由于在初二时担任几天我们班主任因此跟随一起监督劳动。地点：庐山山脚下原庐山莲花公社双塔大队，住在大队的敬老院。（后改为红灯大队）遵照千万不要忘计阶级斗争最高指示和宣传庐山文化大革命揪出反革命分子成果，每次出工，张老师必须挂着牌子去田间割谷，并要求边走边大声的喊叫：“我是反革命特务……”还要求将他手中拿着的镰刀，敲得“格格”地响。

    开镰割谷前，在田间要向贫下中农下跪请罪，还要大声说：“我有罪，我是反革命特务。”拒绝是徒劳的，每天必须按照这个程序过一遍。有时候，有极个别学生看你不顺眼时，要你在烈日炎炎下继续割谷，并不能吃午饭。有时好冲动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揍你一顿，罚你跪在烈日下曝晒。他们总是想在你身上找个岔，寻开心。对他们是开心，对张老师来说就是遭罪了。

    那时，每人都要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有天晚上，极个别精力旺盛、喜欢搞恶作剧显示自己革命立场坚定的张某学生等人想在反革命特务身上发现新的反革命言行，他们小声议论了一阵。随后，他们把张老师的《语录》要去。他们在《语录》中翻来覆去地找，里里外外的看，想从中抓的“小辫子”。一番仔细查看后，他们在《语录》封面的毛主席像上发现了一点“痕迹”。就问张老师，这是什么？并说像是一根针眼。叔父看了看说，不是针眼。他们偏说是，双方争执。拿到煤油灯下再仔细分辨，还是各执一词。他们又找来几位学生辨认，也各说不一。

    牛鬼蛇神申辩是没有用的。当时这种岔诬陷在你身上，大的可以定为死罪，小的挨打是轻的。其实，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只是找借口，没有这个“罪证”，必将出现其他“罪证”，反正在劫难逃。他们将早就准备好的绳索、皮带、等工具拿出来，要对张老师吊起来大动干戈。

    这事被随队康老师知道了，康老师是位为人正派老师，想上前阻止又怕学生们不听，忙找学生领队何某，要他上前阻止这件事。何某将语录本非常仔细看了几遍认为语录图像上“针眼” 一时难以辨认清楚，看到有些人是胡来，心里也很反感。他以领队身份，找了张某等那几个学生个别谈话。何某郑重的对他们说：“我们是来双抢的，双枪结束后是步行走上庐山。你们把他打伤了，难道你们把他抬上庐山去。”最后，他们只好胡乱的批斗一下，就草草收兵。

      4、学生复课闹革命中批斗

    返校后, 张老师心里总在想，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他反思了很久，如果说有事，就是“三青团”的事。可参加“三青团”，是整个班级同时转入的，而他们个人并不知道。他本人没有写过申请要求加入，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这件事是事隔多年以后，从同学的口中得知的。到底是不是，没有人正式告知过他，参加了还是没参加，他心里也不清楚。这件事他没有向组织交代。不交代又让他心里总有些不安，说出这个秘密，他当然知道，如果被定为“三青团”，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说，还要影响家人和亲戚……他又想，说出来了也不要紧，又不是自己要加入的，还是交代了吧，最后他还是老实说了。他相信学校组织，他要去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红卫兵全部说清楚。

    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当年曾得过他的老师（来华传教的美国教师孙美碧）的助学金，这算不算问题？他也拿不准。孙美碧是美国教师。可这件事他早交代过了。

    还有什么问题？张老师想，那就是他的35本日记。日记真让他有些茫然。当时只要说错一句话，就可上纲上线，何况写在纸上。但张老师认为，自己平时没有对现实不满的思想，如果有，就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现在，日记在他们手里，有没有“辫子”可抓，他不敢肯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张老师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自己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证据，红卫兵只好继续对张老师进行审问，凶神恶煞地说：“你有什么要交代的？老实点，快说！”张老师知道他们又来逼他了，这些人来势汹汹。前些日子已经被他们往死里整过，今天不知他们又会使什么花招呢。张老师心里很坦然，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只是“三青团”的事隐瞒了，当然，自己还不能肯定自己就是“三青团”，因为自己没有写申请要求参加“三青团”，而是做学生时全班统一转入的，转入时也没有人通知自己，是事后多年，班上同学在一起议论时说出来他才知道的，但也不能确定。虽然不能肯定，还是先如实说出来。那时学校的墙壁上到处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他以为坦白交代了就没事，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思考再三，还是将这件事如实说出来了。他知道，不说没人知道，也不是他要求加入，他本着知道一点说一点，有多少“交代”多少的宗旨。说完，他再没有什么可以交代了，他连道听途说的事情也交代了，可谓交代得非常彻底，他在听候红卫兵发落。

    红卫兵也许是第一次知道“三青团”这桩事，但故作正经地说：“你这个‘三青团’隐藏得很深呵！继续交代，你做‘美国特务’的事还没交代呢？”

   张老师莫名其妙，回答说：“我没做美国特务，只是读高中时，曾得过美国来华传教的教师孙美碧的助学金，这个问题我以前作过交代。”

    红卫兵又问：“你前年带着照相机到厦门前线做什么？”

    回答：“没有啊！，我是去了云南。”

    红卫兵又说他不老实，又要他跪抽屉。

    下跪，是封建社会奴才对主子的礼节，要不就是自己愧对某些人和事，才会这样做。可现在既不是奴才对主子的礼节，又不是自己对不起某些人。已解放十几年了，怎么还会要人下跪呢。可他们不但要你下跪，还要你跪抽屉，这真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上次跪抽屉他已经尝到了厉害，这次说什么他都不肯跪了。张老师和他们申辩，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可那些红卫兵根本不听，他们随手拿起木棒对你就是一顿毒打，

    反抗是没有用的，虽然张老师对跪抽屉很害怕，但在那时又只得照办。红卫兵还要他跪在抽屉上高举着双手。更糟糕的是，张老师举着举着，旁边总是有某些红卫兵经常趁其不备，在下面给抽屉就是一脚，叔父从抽屉上摔了下来。红卫兵命令他爬起来，继续跪在上面。

   张老师心里很清楚他们对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侮辱。但他寄希望于自己是清白的，相信以后会搞清楚。他忍受着，像许多牛鬼蛇神一样忍受着，忍受着许多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你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

长时间的跪抽屉，腿上跪出了一条深红色发紫的血槽。虽然疼痛入骨，可他咬着牙坚持着不交代。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

    红卫兵还是没有张老师问题的证据，虽内查外调、伎俩用尽，仍没有任何结果。后来，红卫兵改变了方法。让他跪在校门口示众。特别选在他的街坊亲朋好友常来往的马路边，挂着牌子当众跪着亮相。红卫兵大声对他说：“你要顽抗到底，拒不交代，就让你天天跪在这里。”张老师知道，这是让他难堪，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忍着。开始，怕熟人看见，时间长了，他也麻木了，不再有这种担心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老师为了他的问题，还在向红卫兵继续申辩。并抗议那些无理殴打他的红卫兵的残暴行径。红卫兵认为他不老实，要杀杀他的脾气，他们再次批斗使用了新的花招。折磨人的技术更上一层楼。

    批斗会上，他们不要跪抽屉了，而是要他叠起3条课桌，再要张老师爬上最高层，头顶着天花板跪着。叠起的桌子高危危地摇摇晃晃，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张老师跪在上面，望着下面那群举着胳膊大喊口号的红卫兵。他怕失去平衡，跪在上面不敢动荡，害怕桌子不稳连人一起摔下来，连气也不敢大声喘。好不容易熬到批斗会结束，正琢磨着怎么下得去时，只见某人从后面朝桌子狠狠一脚，叠起的课桌应声跌落、倒下，张老师从天花板上摔到了地面上，根本不需要去琢磨，直接就这样下来了。可下来后，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骨头没断是万幸。有时，红卫兵还没尽兴，还要增加“节目”，用皮带套住你的脖子，牵着鼻青脸肿的张老师在校内绕场游斗。成了马戏团的猴子，让人牵着玩耍。经过几次申辩，张老师得出一条经验，申辩是无效的，还会招来更大的打击，他只有听之任之了。

   事后张老师回忆说：“都说这帮学生凶狠，其实凶狠还不够，还要加上残忍！什么是残忍呢？残忍就是没有人性，就是充满创意地、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人，而且他们在折磨人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将折磨人的技术不断地翻新提高到极致。”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错误诱导的结果。

                                                                          【连载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