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高担道义，穿透唤世醒

    那是2008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拜访文友，当时他手头正有事没处理完，为不让我寂寞，就把松涛先生的长诗《无倦沧桑》拿给我看。因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就对松涛先生的诗歌有深刻的印象，说心里话，那时松涛先生的诗歌充分体现出时代认可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鼓舞他人，激励社会，起着文学艺术的唤醒作用。因此，我今天再看《无倦沧桑》诗时格外用心。刚读两页，就被“小引”中“顺便，向施耐庵道个歉，为我年轻时身不由己的失礼”和“少年的幼稚是天然的，青年的糊涂是人为的，壮年的我，是否成熟了几分”的诗句所震撼和感动。于是，我从文友的桌子上找到笔和纸，抄起诗中精彩的句子来。边抄边被深深的感动，诗人具备多么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带有强烈叛逆色彩的主题。再往下读，我的思维在震撼中被狠狠的“击倒”。勿容置疑，诗歌能够击倒一个人也许是容易的，击倒一群“粉丝”也是可能的，但我确信《无倦沧桑》能击倒当代和后世的所有读者，因为我会与所有的读者一样，深切的感受到松涛先生在创作态度上，是以人民艺术家的灵魂和热情去创作的；在思维上，是以哲学家的严谨去思考的；在思想上，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去阐述的。《无倦沧又桑》以无可争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崇高和优美高度结合的境界，成为当代诗歌发展史上高耸的屹立。我作为不懂诗歌的“门外汉”，但却读懂了松涛先生用诗歌这种文学艺术形式所表达出来的深邃的思想；读懂了诗人以丰富而成熟的痛苦，感悟出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必然命运。

    “独花一世界，滴水一精神”。掩书深思，我非常赞同丁宗皓先生的评论，他认为“李松涛的长诗《无倦沧桑》的面世，标志着他的创作进了一个峰巅。在机警而调侃的文字背后，沉淀着诗人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沉淀着诗人的历史观。这让人怀疑我们的诗界之前是否存在过现实主义作品？存在过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从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不是在浪费的情感基础上描绘的不过是假定的现实？”（《辽宁青年诗选1980---1990》上的文章《一段辉煌而厚重的河床》）对这首很多人是“一晚一晨一口气读完”的长诗，其崇高之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最大的亮点之一，莫过于诗人以出世的气概，入世的责任，敢独闯世权和世俗的“雷区”。什么叫铮铮铁骨，请读诗中精彩的醒世绝句；什么叫无所畏惧，请看诗人揭开的“迷底”。当今世界，多少人靠“宣真方，卖假药”以求生存，又有多少人以“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的宿命论为自己进行无奈的解脱。于是，就有一大批、一大大批人热衷烧香礼拜，静默鞠躬之虚礼，而拒做守道施德，确行遗教之实功。《无倦沧桑》是以《水浒传》为背景展开的,经松涛先生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运用通体象征的技巧，把思想巧妙地隐藏于风景和比喻物的背后。如诗中“啄木鸟”的象征和多次出现，其深刻不言而喻。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水浒传》，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肯定为现实版的剧本，中国几千年来形形色色的出世和入世的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就像中国十二属相，全国十二个，每人占一个，在时间的剧场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演出着。《无倦沧桑》就是这个“剧本”的解说词，它道出剧中情节的情感基础、文化传承、生存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指出的是当“梁山泊”和“京城”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没有变，还会克隆出无数个“梁山泊”和“京城”，其演艺的水平比“正宗”还正宗。有道是“剧本不换，剧情不变”，但“子剧场”翻倍繁衍。

    评论《无倦沧桑》如果不考虑诗歌“出生”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的环境，绝不可能真正深刻理解诗人那崇高的人格，刚毅的心态，高尚的血性；诗人是以“牺牲我一个，换得世人醒”的气概泣血成诗的。解读松涛先生的《无倦沧桑》，我们会感觉到诗人折射出来的三条线：一条艺术线；一条思想线；一条道德线。当一个人愿为一个时代主动扛起一座责任的大山，其“主动”就是这个人的道德和人格的体现。按说松涛先生生活无忧，身体无恙，仕途似锦，没有必要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放射思想的闪电，特别是这种“闪电”弄不好引来无知的狂吠，不动声色的反对，甚至能造成信任者“不放心”的关照，以及组织上的“再认识”。松涛先生是天真吗？不知道政治的“春风”有时会速变为“秋风”吗？为什么那么多人看透了没说，而松涛先生却说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说也是在“合适的人群”或“安全的时间”里才敢说，而松涛先生却坦诚的向时代发出了呐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松涛先生的道德，人格的力量和信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忧国忧民的感情，没有卓尔不群的才华，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操守，没有对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和文学的、哲学的、美学的理解，没有对民族、人世、人生、的洞察和对社会与现实进行着真理式的执著探索，就不会有《无倦沧桑》的问世。正是诗人集高尚的道德和艺术修养为一体，才使《无倦沧桑》成为“巍峨的存在”；用汉武帝赞泰山的话定格松涛先生的诗是恰如其分的，“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

    德国大文豪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歌德谈话录》，朱光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更是深刻指出：“气质就是商标”，“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会使他所描绘的事物带上某种符合于他的思想的本质的特殊色彩和独特风格。”（《爱弥尔.佐拉研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9页。）读《无倦沧桑》我们会清醒的感到，诗人探讨并展示了历史和现实掩盖的已存在并活着的丑陋，用真理般的穿透性思维拆除几千年来僵而不死、腐朽没落的精神枷锁，这就必然使自己具有成为思想殉难者的资格。可以肯定的说，诗人的责任情怀，体现着每一诗句的死亡都是诗人心境的死亡；每一个情节的苦难都是诗人心情的苦难。诗人用思想之刀“雕刻”出一幅中国政治文化的《清明上河图》。松涛先生把看到的看清楚，又把看清楚的看明白，然后，用诗歌的形式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病症是：这个民族在封建和专制体制的统治下，恰如一具木乃伊，周围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但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当年,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内外局面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次次的农民起义，让我们看到，“随便哪场雨，都可以浇出一个大泽乡。”在对外列强的态度上，不顾时势，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结果每每在时代的变革中，其局面总是惨烈激荡、颟顸迂腐、欺心蛊俗，灾梨祸枣、虚骄错乱、危殆坎陷、苟延残喘，让后人羞愤难言。一次次的颠覆，一次次的摧毁，反反复复的是“为民请命者”都在全力夺过鞭子又举起鞭子，结果“推翻皇帝的人不推翻宫墙，仇恨皇帝的人不仇恨王位，所以，宫殿成了最大的传世之宝”，在这样的政治意境中，“事后的平反昭雪，也就成了还债性的日常工作”，“政治一喝醉酒，军队就要呕吐”，“有神的地方，最容易闹鬼”，“作恶时，老子的牌子是护身符，做官时，老子的牌子是通行证”，要想保证屁股不“位移”就必须“修一座风波亭，备用。”

    诗歌是火焰，能把可着的思想点燃。松涛先生不追古人的脚跟，不恋今人的翅膀，不媚俗套，走自己的路，让手中的笔，不仅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诗歌，用军旅诗人王鸣久的话说，还让我们看到“好诗里，站着一个人”。在“虽无必死之罪，却有必死之祸”的社会生态下，松涛先生以诗人的精神坚守，沉雄奋迈的意志，继承着中国诗人特有的忧患意识的DNA。可谓“凌云志为柱，入海才是根”，既有傲骨，也有铁筋。诗人在《无倦沧桑》中坦诚说出：“真正的诗人，不会把自己放在心上，而将世界置于脑后”。历史已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任何一位思想殉难者光荣的“倒下”，都是伟大的“站起”，松涛先生也不例外。

    二、简约盛饱和，凝固绽美丽

    优秀的诗歌是美丽的。它表现在语言的准确性，修饰语的恰当性，技巧的艺术性上；在表达情趣、理趣、意趣的过程，能够简约的饱和成凝固的美丽。

    《无倦沧桑》是美丽的。我们知道，诗歌的最高工作就是使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觉和情感；我们还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制作”诗歌的人太多了，但恰恰因为诗歌“制作”本质上不是一种“制作”，所以，产生的诗人就有三六九等之分，而读者最直观的区分就是对诗歌语言欣赏与否。按照感知的心理学规律，思想用间接的形象语言表达，往往比直接表达给人的印象深刻;没有说出的永远比说出的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艺术效果。一首好诗一定是难度和技巧的孩子；同时，一首好的诗歌本质是抒情的，否则，诗的主体就不可能存在。英国作家艾迪生指出：“我们一切感觉里最完善、最愉快的是视觉。它用多种多样的观念来充实心灵；它隔着最大的距离来接触外界的东西；它也是能经久地连续运动而不感到疲劳，对本身的享受不感到厌倦。”（钱钟书《论形象思维》1979年1月第1版，第22页）《无倦沧桑》让我们体验到了这种视觉美。诗中语言的准确美，今人拍案叫绝，几乎每页都有。具体体现在调侃美：“跟着雄鹰，却沉下了海底；跟着蚯蚓，却跃上了天空；跟着游鱼，却进入了沙漠；跟着烛火，却坠入了黑渊”。喻义美：“有神的地方，最容易闹鬼”，“想在厄运中求幸运，无异于在妓女中找处女”。想象美：“我想起一对母女----母亲年轻守寡，守凄凉，守劳苦，守贞节坊直到人老珠黄。而女儿，家里有位丈夫，外面还有位情人----上辈子少一个！下辈子多一个！长辈说：那时就兴那个！晚辈说：这时就兴这个！道德，是一种传统的时髦，总有流言似水，淹死不善凫水的人”。《无倦沧桑》语言的准确、优美，充体现了诗人才华在创作过程中的释放，既以简洁之慧，孕词为珠；又以劲爽之势，情辞绚然，举重若轻，在有序的简约中饱和出凝固的美丽，让读者过目不忘，爱不释手。《无倦沧桑》读之为其意境佳妙，词句弘丽渊雅而感之无限，咏之无尽，在中国的诗坛上成为已经有一，难再有二的绝唱。

    “莫笑文章为小技，胸中妙处状来真”。《无倦沧桑》中修饰语言的艺术美，让我们想起罗兰.巴特曾说的作家不能喋喋不休,要学会掌握语言撩拨的技巧,要使在场的叙述本身和不在场的意义之间保持张力。当我们看到 “生命有三种角---平平庸庸是直角，幸福是钝角，痛苦是锐角”，“佳肴是热的，美酒是热的，尔虞我诈的伎俩是热的，为了达官显贵赤膊角逐时的温暖，骨瘦如柴的平民，就一次次被填进灶堂”，“昂首水面的是岛屿，埋身水下的是暗礁”，“表情候鸟般顺遂凉热，心情珠蚌般深藏不露”，“为九州纹身的黄河，卧在不远处听着；为华厦撑腰的泰岳，立在不远处看着”等诗句，感受的正是这种张力的结果。作为诗人，面对越来越先进的传播媒介不断横向扩展纵向兼容，网络文学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速和快捷的现实，只凭堆叠如云的文字，既没声光又没色彩的文字，单凭读者的想象和理解，架起通往读者内心的桥梁，想吸引对方又要打动对方，何其难也，但松涛先生的《无倦沧桑》做到了。松涛先生的诗歌，反映出他扎实、绵密、细致、厚重的诗风，孕育出来的则是内容与形式的一致，语言与技巧的般配，诗与人的完美，让我们欣赏到的是“古筝上的大河，小提琴上的高位”。

    三、哲学之旨  启蒙之意

    英国诗人艾略特指出：“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傅孝先.西洋文学散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15）如此透彻的辩证论断，会让我们对松涛先生的作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因为作品是诗人对世界的表达，每一首新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诞生，必定是以新的伟大的思想诞生为前提的。能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诗歌，必定是飞扬和严肃的，又是全面而深刻的。把想象力指向一切事物的本质，此时的诗人就是哲学家，这是诗人的宿命。虽然意大利文学评论家维柯认为：“诗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不能既是大诗人，又是大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灵从感觉里抽拔出来，而诗才应该使整个心灵沉浸在感觉里。哲学要超越普遍概念，而诗才应该深入个别事务。”（钱钟书《论形象思维》1979年1月第1版第25页）但我们绝对不应对柯氏有这样的误解：诗人的情感与哲学家的思想在文字表达和叙述上，一定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语言特征的鸿沟。因为诗人的作品中如果只有丰富的想象，只能算诗人是有艺术之“才”；但当有了思想上理性的判断，则具有哲学思维之“美”。因此，在衡量一种艺术是否艺术的时候，我们时常会把有没有“理性的判断”重视为不可缺少的条件。《无倦沧桑》之所以能产生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理性的判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也就是很多读者认为《无倦沧桑》是一部充满哲理性的好诗。因为“理性的判断”，能跨越式的提高诗歌的质量，使作品不仅有宽度，更主要的是有深度。众多读者能够感觉到并认为《无倦沧桑》中充满“理性的判断”的诗句就是直观形式的真理，只不过每个具有哲学内涵和意义的“理性的判断”，是用形象来表达的，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如“他承认桥是路，路也是桥，奔梁山的路，正是奔京城的桥，不过稍稍绕了个弯子”，“诗是备忘录！诗是吁天录！诗是启示录！诗在生活中的发言，绝非可有可无的旁白”，松涛先生善于把观念“开发”为形象，对形象进行思考，再创作出表现观念的形象，让哲理性、观念的东西在优美的形象中体现出来，并且常常是最简单、最单纯又最自然的，如对人生领悟出“生活可能原地打转，生命却是单程车票。”松涛先生在《无倦沧桑》中用艺术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向世人还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都不能诞生读者本身原来没有的感情，只能唤醒和发展原已存在人心中的感情。正是这个结果让我们感谢松涛先生，因为没有他的作品，则读者的心灵和理想再高尚，也只能像日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的种子，继续处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之中。

    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思想的起源，也是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无倦沧桑》这样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即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这个结论清楚的告诉我们，高出于大多数人水平之上的艺术天才的作品，虽然是以个人或个人化的影响存在于世，但丝毫不弱于我们感觉到的社会的和社会化的集体影响存在于世，艺术的旗帜往往是一个人打出来的，由其对艺术家来说。

    军旅诗人王鸣久曾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元气”，此话一语中的，一个民族没有文学，就失去了生存的未来。黑格尔曾毫不吝惜地将艺术的最高宝座赐于诗歌，他说，诗是最高的浪漫型艺术，只有诗，才是“绝对真实的精神艺术，把精神作为精神来表现的艺术。”正是诗歌具有精神“哺乳”的艺术作用，使得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能够起到启蒙的作用，成为给愚昧带来光明的使者。《无倦沧桑》作为一部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高跨度的组合性大作，充分集中了哲学和历史学的精义，并能展示出自我的现存之外的更高的美德和绝对的神圣，以此避免人类重陷哲学和历史为我们昭示过的困境。松涛先生在《无倦沧桑》中不仅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沧桑的历史所传下来的文化、政治和生活方式中，什么“是”，什么“不是”，还进一步指出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同时，也把在今后世界上什么应当“是”，什么应当“不是”，作为一道人生实践的必答题，由读者领悟并自己去完成。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无数人仁志士前赴后继，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概拼搏和奋斗，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中国几千年来独特的文化土壤，培育的《水浒传》式政治生态和人生价值取向，使整个社会在自设圈套而又在圈套中深陷迷醉中往复循环。“我们等待的并非秋天，但它却首先路过我们”，是描述这种错位文化形成的政治生态的最形象的诗句。这时，改变文化愚昧的启蒙思想家的出现就成为必不可少。中国传统文化向人民灌输的观念是国家乃是帝王一人一姓之天下；百姓作为臣民只有尽忠的义务而没有做主的权利；中国是天朝大国，其它皆为藩属蛮夷。面对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现实，松涛先生以诗人的良知和勇气，揭示了造成民族愚昧和人格“阳萎”的精神源头，把中国因传统文化的劣根性造成的历史性灾难暴露出来，然后用诗歌的形式来启蒙整个民族的思想觉醒，通过对传统文化劣根性进行理性的口诛笔伐，远胜于铁马金戈下的刀砍肉搏。这不禁使我想到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曾深刻的指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会1996年版，第383页。）这种有远见的启蒙收到的效果，正在被历史所证明。

    风已静，水已远，心会蓝天深处白云一片。松涛先生，在一个价值标准没有最大公约数的时代，您的《无倦沧桑》如此雄博瑰丽，遒绎华旷，震撼如此众多读者，我作为其中之一，不想问您以何为砚？是泰山？是昆仑？只想看到中华民族为追赶时代前面的您，选择唯一的努力，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从远距离的跋涉，向您的思想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