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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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欲丽”说在文论史及文学史上的

重要意义

                  秦月录入

　　“诗赋欲丽”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指出“文本同而末异”，同时，对于“末”的讨论中又提出了四科八种文章，并给予“雅”、“理”“实”、“丽”等四种评价趣向。他的意思是说，章表奏议这一类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交的意见和建议性的文字，行文应当做到规范典雅；其他文书和议论类型的文字，要求说理明白；碑铭哀祭一类的文字，刻勒功德和记人事迹要求真实可靠；而诗赋一类文字，则要求绮靡清丽。

　　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文体区分体系，不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将“诗赋”区别于其他文种而单列出来，并且同意这一类文体具有“丽”的形式特征，说明曹丕的确认识到了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实用性文章的必然区别。

　　实际上，早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先秦诸子有关“文”和“质”的讨论中，孔子虽然主张“文质彬彬”，但是他的个人原则还是先“质”而后“文”；墨子“尚质”、“尚用”，对物饰明显表示出不满；韩非子对于“文”和“形”的态度更为决绝；庄子虽然大量地描述物色，但是，就其哲学思想原则而言，他对感官的喜好和依靠感官可以确定的对象是持极其轻蔑的态度的。所以说，尽管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字可能会带有超乎直接功利的，形式方向的趣味性，但是，一，思想家的思考并不是很深刻的；二，他们也无法寻找到足够可供讨论的文本来对这一问题作出进程性的讨论。

　　这种情况到了汉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首先是楚辞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前文字现象的文本参照。其次是汉赋在楚辞的启发下产生，并出现了大量的铺张扬厉，模范山水的作品。而最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作品居然并没有很多的直接功利的目的，或者说，虽然写作者认为他们是在传达一个重要的社会功利性诉求（即所谓“曲终奏雅”），但是阅读者却难以得到社会功利的启发（即所谓“讽一劝百”）。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看到汉代人纷纷热衷于写赋，但同时，这些写赋的作家也非常热衷于批评赋。这个讨论从司马迁开始，到达了杨雄，到达了班固、崔骃和蔡邕。这些赋家一边写赋，一边批评赋的形式上的辞采华丽、夸张修饰。也就是说，曹丕的前辈都认识到了赋和其他文体在形式上，甚至是意识形态类别上的区别，但是他们极力否认应当有这种区别，并且同样极力地批评这种倾向。特别是到了王充，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作为文章的评价标准，完全否认了赋的存在价值。

　　这样看来，曹丕的“诗赋欲丽”的主张，的确是一个进步的，甚至可以说是观念变革的主张。他以“丽”的特征描述诗赋，也就是认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相对汉代以来，特别是王充的以政治功利、实用的目的来否认艺术美的理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和进步。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曹丕“诗赋欲丽”的影响在文论史上和文学史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从中国文论的发展来看，它至少有这样几个影响方向：

　　一、自曹丕开始，文论著作中对于文章（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丽”有了积极的和肯定性的评价。直接的影响就是陆机的《文赋》。陆机《文赋》辞采流靡自不待说，重要的是，他在《文赋》中也肯定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认为文章应当“为物多姿”、“会意尚巧”、“遣言贵妍”、“五色相宣”。和陆机几乎同时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不得不认为赋是“情之发，因辞以形之”；“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于张衡的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他评价指向，就是文辞的美艳，文采的焕发。同时也指出，诗歌的创作要“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认为诗歌创作既要根据情来组织文辞，也要运用文辞来润饰情，偏重于文藻修饰。到了刘勰、萧统、钟嵘的时代，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人讨论起来感到为难问题了。当然，这种评价的逐渐深入和完备，和魏晋至于齐梁文学创造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但是，曹丕理论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之功也是不得不给予肯定的。

　　二、曹丕首先认识到了文学和其他实用性文体的不同。在对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的文章认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前曹丕时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的确感受到了“文”的特别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也不愿意认为和肯定有一种游离于政治道德和其他社会功利意识之外的文字表现模式。现代观念中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在那个时代仅仅可能是一种观念的初萌。而曹丕的“诗赋欲丽”说的出现，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思路，就是将诗赋从政治，伦理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给它们一个独立的地位。由曹丕的文体分类，后来引出了一个“文笔”的问题，到了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才将“文”的概念定义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种当然也依赖自魏晋至齐梁的文学现象的支持，同样，曹丕的理论首创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三、“诗赋欲丽”的“丽”并不仅仅是一个文章的文辞之美，或者说是一个单纯的文字词藻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句式的问题。“丽”还有“俪”，也就是成对的意思。也就是说，曹丕的“诗赋欲丽”，还注意到了语言运用的整齐一律，句式的骈俪。这其实也是文学辞采美、声情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诗赋创造的基本技艺。由曹丕的观点，而引出了沈约的声律说，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对声律的全面解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总结。无论人们怎样批评六朝声律说的形式主义倾向，这个时期对于诗文声律的认识和总结，对我国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

　　至于说到“诗赋欲丽”对于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仍然还是站在理论的总结上来进行判断的。首先，曹丕对于文学独立性的价值肯定，消解了文人的心理障碍或者说是心理上的疑虑。亦即，即使作出人们认为的无关政治道德功利的纯粹文学的书写，也仍然是“不朽之盛事”，我们从魏晋及其之后的文事之盛大，五言诗作家作品之多，作家热情之高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这绝对不是曹丕的一人之功，魏晋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时代的自觉，不是某一个人的自觉，曹丕只不过是这个自觉时代的一个自觉的文学参与人和具有一定理论兴趣的人罢了。其次，曹丕对于文学作品的词藻美的看法，也迎合甚或说是感发了文学家对于词藻美的兴趣。重视词藻成为了诗文创作的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不必担心遭到过多的思想攻击（当然还是有）。最后，“诗赋欲丽”含蕴的文学作品的声情美，节奏美的主张，同样也触动感发了文学创作对于声律的追求，骈文的起来，诗歌声律的追求和理论探讨，不能说没有曹丕“诗赋欲丽”说暗藏其中的影响。

　　需要再一次说明的是，无论哪种理论的产生和完善，都是特定时代造就的，从来就没有超前的文学和超验的文学理论。在对曹丕“诗赋欲丽”说进行解说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所得到的每一个积极的理论总结，都是由不同时期的理论家逐步构建的，最后蔚成大国。同时，任何一种理论的构建，也总是依赖着诸多的事实提供基本的现象支持，没有汉魏六朝的文学创造，也不可能产生曹丕、陆机、沈约和刘勰。

　　不过，总是有一些睿智的人，敏感地进行着评判，作出他们的结论，他们也因之而伟大不朽。这也就是只有曹丕、陆机、沈约和刘勰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仍然怀着崇敬的心情景仰和敬畏他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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