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 寒江雪
• 李宣章

       翻开历史，扑面而来的是几幅壮阔而血腥的画面：秦代，一望无际的长城，蜿蜒盘旋，初具规模，无数衣衫褴褛的人们，正在烈日下吃力地搬运石头，喊声震天，汗流浃背，稍有懈怠，即遭官兵鞭笞，哀哭之声不绝于耳······；秦国战将白起大破赵军，俘获赵军达40万众，为除后患，这残暴的“人屠”果断下达杀令，一瞬间刀光闪烁，人头滚落，惨痛哀嚎之声中，40万血肉之躯灰飞烟灭，史载当时“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剽悍的蒙古铁骑，铁流滚滚，所过之处，屠城屠村，赶尽杀绝，寸草不生，仅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成都一役，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蒙古铁骑的空前屠杀，终于建立了一个威仪赫赫的蒙古帝国······；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失陷，日本鬼子进城，大肆杀戳，手无寸铁的30万同胞惨遭杀害，血流成河······如此伤心惨目的例子，举不胜举。固然，历史并不总是血腥的画面，在相对短暂的大乱之后总是走向大治，也拥有文治武功的赫赫盛世，如秦始皇统一七国，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笙歌繁弦的南宋，清朝“乾康盛世”······但和平共处的时间岂不又酝酿着新的突变与风暴？在平稳时期，多少贤良谋士居安思危，献计出策，以图改良社会体制，缓和社会矛盾，以减少战祸动荡，但商鞅被车裂，李斯被腰斩，王安石受辱，谭嗣同血洒菜场······在平稳表象下不也潜藏着惊心动魄的斗争与牺牲？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剧烈的阶级搏斗尽管留下了深重的痕迹，却只是偶尔的点缀，而连绵不断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才占据了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在生产关系的改良变革中各社会阶层与组织间的协调与改善工作，正是历史中一种更为真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还有，并没有被历史的巨笔不遗巨细地记录下来而湮没在时间灰烬里的大量空白时段，不也是掩埋着、充斥着、淤积着永远不为人知的冤屈与痛苦、野蛮与屠杀、愤怒与不平？《古文观止》里有一篇唐代李华写的《吊古战场文》，逼真地描叙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古战场：“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 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如此惊心怵目，以致作者最后发出呼天抢地的痛呼：“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 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现当代，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也借助狂人之口愤懑不平地控诉：历史“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确，“一将功成万骨枯”，“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杀人如麻不闻声”，历史不忍细嚼。

      古代氏族部落与国家之间的争斗杀伐与残酷吞并，不是很早就揭开了中国历史“仁义礼智”外表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吗？作为中国古代伟大人格象征的孔夫子，他的许多话，不也被历史的大量真实时刻验证为迂腐空谈吗？古往今来，战争这个残酷而丑恶的血腥怪物，所要求于人们的，竟是以“个体牺牲”和“献身理想”为榜样的伟大伦理精神。几千年浮沉变迁的历史轨迹，不过是胜败相承，荣辱共生，黑白相间，强弱相随，对错难分，善恶难辨，祸福相倚的共存，充分揭示了历史无情的辩证法。例如李世民如果不杀戳长兄亲弟，又怎能登上皇位而开创盛唐局面，从而成为流传千古的“万王之王”？在古今官场中，没有贪婪与野心的鼓舞，人们会对权力的竞争缺乏参与的活力；在商业市场中，没有自私自利的愿望，就不会激起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的锐意进取以及投机取巧的兴趣，从而催生出与效益相挂钩的充满活力的商场竞争机制（这也正如大跃进时期旨在根除私有观念的“吃大锅饭”，却事与愿违地引起人们的消极怠工一样）；在情场中，没有嫉妒的痛苦与煎熬，也就不会激起人们对包括感情在内的各种信仰、知识、物质水平的竞争与热望，以及各种处心积虑的创造发明-----历史反讽似地证明，上述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嫉妒”等动物性的“原恶”，恰恰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语）。人性是潘多拉打开的魔盒，向人间释放了贪婪，杀戮，恐惧，痛苦，疾病与欲望，使历史从此多灾多难，但人们没有忘记，潘多拉的魔盒中还存有一种希望。所以另一方面，人类天性中却又有“仁爱、信仰、求知”的“人性善”的一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之初，性本善”；一般的人，如果做了坏事，清夜自扪，往往会愧悔难当；即使是那位有“人屠”之称的残暴将领白起，后来功高遭忌，被迫自杀，自杀前也慨然叹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这不也见证了沉沦于动物性中的人性之善的某种回光返照似的复苏与天良回归？可见，最残暴的恶人心中也有纯洁正义的人性。从而，这种人性善也激发出与这一切贪婪自私与邪恶相抗争相奋战的本体崇高与道德威严、正义行动与革命理想，帮助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披荆斩棘，开拓道路，超越一切苦难死亡而生生不息地生活着，创造着。人类为了共同依存的需要，也是为了维系总体生存的必要，不能不自觉抵制那些野蛮的屠杀、阶级的压迫，不能不反对人间的黑暗与不平，不能不反抗强者的卑劣，同情弱者的苦难；同时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也使人们抵制互相残杀、分裂与忌恨，而自觉地呼唤团结统一，友爱互助，同心共德，共度难关，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们在共处的各种社会环境中努力制约彼此人性中的原恶。于是，历史一方面总在进步与剥削、欢乐与苦难、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等二律背反的矛盾冲突中前行，一方面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在悠远的时空里，把处于共同意志分散的人类，一步步地导向现代文明之路。

       展望厚重浩瀚的历史，穿越几千年的人性迷雾，重回到正在生活的现实当下。环顾四周，在现今这个和平建设的时代里，各条战线上的人们依旧在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和民主体制的自由平等而奋战不息。匆遽生活中的信息爆炸与接踵而至的时新观念，让各种传统观念正面临着解构与重构。一方面现代化的自由经济的发展正为人们争取各种自由与幸福创造了最为充分的客观基础，经济已超越思想本身而一跃成为主宰社会现实变革与人们思维活动的第一要素；一方面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正无时不刻以其既妩媚又狰狞的双重面目，扰惑着人们混淆的试听。而失去了战争时代血与火的激情的现代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也多少滋生了后现代的颓废：道德沦丧、享乐主义、唯利是图、腐败丛生······人性中自古就存在的污浊与黑暗，依然粘连在我们灵魂的深处而难以厘清。在这个时代，有对物质生活欢娱的赞赏，也有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堕落的悲叹；有对经济自由与外贸进入的欢呼，也有对外资掠夺，与资本主义共同压榨百姓的控诉；有应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决裂，顺应时代潮流走向民主政治的主张，也有对西方和平演义，自由的泛滥与工业对人的异化应予揭露的紧张·······时代的滔滔潮流下正演变着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局，尽管这变局远没有激起惊涛骇浪，但也是壮观的涟漪，不可忽视。

       也许人性中的矛盾永远存在，人性中的善永远难以完全压制住人性中的恶，完美无缺的人性是一种永远无法停止的无限追求，正如完美无缺的人类社会环境不过是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乌托邦。完善的人性也是一个永远的乌托邦，理性与动物性在人类灵魂的深处作着永恒的搏斗。一方面源于为适应外部生存环境而积淀凝聚的理性，总是试图规范和主宰原始动物性的本能；一方面原始动物性本能的正常欲求又不甘心完全被理性压制和取缔，人的感性生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为“理”所役，而仍然试图超越理性的强制而作种种形而上的追求，这正是人性中所存在的矛盾形态的最深沉的症结所在。人类一直在为这处于二律背反的理性与动物性的矛盾对峙如何和谐相处、统一结合而作着悲剧性的努力。这也是哲学家与思想家们永恒思索的主题。人性依然会被历史裹挟前进而经历复杂漫长的未来变局，或者说，人性的矛盾永远不会让人类历史实现一帆风顺的进展。但正确的引导与规范，如通过法律制度的健全，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道德情操的宣传与培育等等，依然是值得不断完善的手段与永不懈怠的有效努力。历史是由人参与创造的，每个参与其中的人，不管自身有无意识到，都有一份参与其中的伦理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性。一方面，让理性的凝聚指引我们行动的意志，引领我们对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的安排；让理性融化在我们的心中，给予自己的灵魂以终极关怀；让社会性道德的外在强制化为内在的自觉追求，与时俱进地规范我们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又不要使自身为“理”所役，使自身的感性生存沦为被外界理性完全规范和主宰的“异化”生存，那样同样失去了意义（相反还会沦为对某种有害宗教的皈依）。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既融化理性又不排除日常感性的情感体验，从而时常使自己达到某种非功利非实用非现实的超越的审美状态，使沉沦于现实世界中的自我主体在适时抽离时，成为泯灭主客体之分的审美本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这如此珍贵而无可替代的独特人生中，时刻欢庆自己偶然的生（包括凄怆地欢度生的荒谬），品味和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从而，人便不是动物，也不是理性规范的机器，而是回到融化理性的感性存在的真实的人；从而，这个由你我构成的社会与历史本身，才可能一步步趋于比今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不妨再重复上述的一句：人性是潘多拉打开的魔盒，向人间释放了贪婪，杀戮，恐惧，痛苦，疾病与欲望，使历史从此多灾多难，但人们没有忘记，潘多拉的魔盒中还存有一种希望。------以此作结，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