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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高于一切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发言就是说话，现在的情形是“讲话”多而“发言”少，前者多是官话、套话，而后者更能贴近人的真实，事物的真实。目下问题的关键是，话语本位已成定势，语境也是够单一，言说的精彩不再多得，粗浅的原因是话说多了说实了，既不符合流行惯例，又有卖弄之嫌；话说少了说谦虚了，人云亦云又失之浅薄，没有品位。所以，高人寡言，智者少语。但有些话还是要说的，因为在需要声音而没有声音的时候，小狗的叫声也证明着生命的存在。我这个发言的立意是“真正的文学家不仅为本民族而写，也为世界上的一切民族而写；也为一切时代而写”。“梵音”在前，俗语在后，故此才有了几段不是东西的东西。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相聚一堂，重温《讲话》，我想是极具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在习惯的思维中刹住车，能审视和思考一些更大的意义。
在六十年的日子里，《讲话》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许多作品的命运，对社会风气和人的发展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至高的地位和强大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在一代伟人的感召下，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而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惟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避免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伟人说的准没错”，在神光的照耀下继续迷失自我；一个是全盘否定，将水和孩子一块倒掉，纵容自己，割裂历史，让荒谬继续下去。我们吃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苦的确太多了。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冷静地对待过去应成为我们的常态，审视和疏理的基础是，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冷静地对待过去应成为我们的常态，审视和疏理的基础是，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概念来指导甚至统摄具体而复杂的精神劳作，怎么说也是不全面、不科学的。而在此基础上的创作，必然走向非创作，它只能是一种制作，缺乏思想、鲜有灵魂个性的制作，必然把人引向“集体无意识”状态，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虚假文化的盛行。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作用，被消解得干干净净，一元文化一旦蓄满霸气，专制的层出不穷就在所难免，文化成为非文化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结果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营造了一个近乎自欺欺人的乌托邦世界。
因此，重温这样一篇对我们而言曾经是至高无上的、是只能信奉而不敢怀疑的《讲话》；对社会而言，是绝对纲领性的，是统摄全部灵魂的《讲话》；对文艺而言，是弃“道”重“器”，功利性特强的《讲话》，我们是不能不思考一些问题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需要理性但又普遍缺乏理性的今天，我们的坦言是需要勇气的。站在重读经典的意义上，只把《讲话》作为一种文艺理论来探讨，而不是继续把它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地位上，更不上纲到政治倾向性上，言说才可能是宽松的。只有这样设定说话的前提，才能直奔主题，直抵本真。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入俗套，真正进入实话实说的本真状态。我想，畅所欲言才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讲话》对文艺方向的影响不仅是至深的，也是至广的，影响的惯性至今仍然存在。幸耶非耶，都不好简单的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了理清思路，准确而全面地认识《讲话》的精神实质，就必须把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对其产生、形成乃至被修正的背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只有这样，才能逼进本真，切中要害，因为这也是实事求是，同时也符合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有人指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所谓大众艺术，大抵有两种，一是西方世界的波普艺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在观念上打破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分，影响笼罩了欧美。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并与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
第二种大众艺术则是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集体主义或阶级化的大众艺术，即出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艺术，以及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毛式大众艺术即隶属于此类。”
毛式大众艺术的理论基础并非原创，借鉴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的阶级艺术和艺术是劳动保险机器的组成部分的论述显然是来源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关于‘齿轮与螺丝钉’的说法。他的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来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毛泽东明确指出的‘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苏联文艺创作方法的。
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的《讲话》的核心也是强调大众艺术，强调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与苏联的‘大众艺术’相较，有了进一步发展，那就是更激烈地打击了艺术的‘本体’观念，使其更彻底地大众化和社会政治化。”(以上引文见《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毛式大众艺术中的未来世界与乌托邦精神》。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与他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致的，其渊源也是有据可考的。就《讲话》而言，苏联模式的阴影是挥之不去的，甚至某些方面就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在高度集权的运行中，毛式大众艺术成为半个多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准，即使在“斗私批修”中也没能动摇《讲话》的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考究的现象。
《讲话》作为指导意义的上端是这样，可以探讨的空间还很大，它具有很强的乌托邦精神，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推向了极端，至于为其他什么服务，只能是口号，这在特定的时空里，也许有它的合理性，但时过境迁之后，它是否完全正确，完全具有合理性？我看是值得省察的。
在《讲话》不能够被质疑的环境下，作为操持具体艺术的下端，作为具体精神产品的制作过程又是如何呢？我们能看到的是《讲话》自发表以来，一直为为数不少的人误读，或断章取义或为我所需，“高举”之下认识不尽统一。所以，《讲话》正如作者的思想体系一样，既要考虑当时具体背景，又要完全准确地加以理解。否则，本难正源难清，甚至继续沦落为抢手的“器”。还“器”为“道”是尊重伟人、尊重自己、尊重艺术、尊重实际的前提，也是繁荣文艺创作，构筑社会文明，完成复兴大业首要的必须加以解决的根本问题。仰视一代伟人的精神丰碑，是一种忠诚；冷峻地审视这个丰碑审视其辐射所带来的作用，依然是一种忠诚。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此境地，冷热都是相宜的。
我认为，重温《讲话》，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讲话》，虽然这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但又不能绕开，谁让它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应当承认，《讲话》自发表以来，其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此就不翻别人的版。这里想说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讲话》作为既往文艺创作的思想指南，其定于一尊动摇不得的地位，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在文艺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设想；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绪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党领导的一切，包括文艺战线，都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是党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所决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是理所当然的。解放后，由于依然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就是为“斗争”服务，“斗争”错了，“服务”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服务”不仅堂而皇之，且上升为“武器”。文艺的独立性被抹杀，文艺已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空间，文已不文。难怪在“文革”结束后，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在给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演讲时，就呼吁中国文学是到与政治“离婚”的时候了。《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在几年前就明确指出“文学不能为政治服务，文学只能为自己的繁荣服务”。在和平建设时期，经济要发展，文艺要复兴，“以人为本”理直气壮，素质教育深得人心，在这样的环境下，再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就不太适宜了，这也有悖于与时俱进的根本法则。所以，我们在肯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特殊时期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文艺是“道”而不是“器”，“器”是文艺存在的特殊形式，而非固有常态。因此，仅仅给文艺“松绑”和扩大生存空间是不够的，还文艺以“道”既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说到底，文化终究是只看不见的手，文化高于政治，它只能指导“服务”，而不能沦为工具，随意捏玩，因为文化是政治之母，哲学之母，宗教之母。
第二层意思想说的是，现在的文艺依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依然是个“器”，这个“器”虽不像过去那样烫手，但却更为庸俗，远离崇高是当今文艺的主流，你不是说“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么，那好，咱们就响应这个倡导，政治是集团的，我躲过集团，躲过“服务”，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斯文是否扫地，是否倾入茅坑，反正谁给钱我就为谁服务，哪怕是东洋鬼子、“八国联军”，即便是自掘祖坟也在所不惜。哪怕是为大字不识劣迹斑斑的“新贵人”服务，只要给钱，伤天害理无底线，认贼作父不脸红。这是不是“服务”的意识在作崇，不好说。但我们可以设想，在歌星出场少了一、二十万免谈，结果还是假唱，一些新闻等同于广告(有偿新闻)，谁有钱就给谁树碑立传，记者追“星”不知耻，作家“触电”不伯烫，诸如此类的现象大行其道，且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文艺为钱服务的定论大致是可以成立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奢谈是非曲直，是否有些片面，有点坐而论道的嫌疑？说到这里，本来好像是无话可说了，但似乎又有点不吐不快，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相对有钱人仅占全民2％，绝对有钱人仅占2%，如果说文艺还有“服务”的职能，那么，为钱服务的结果是什么?是80％的人被排除在“服务”之外，那么能够享受文明的人就只能是少数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起码一半要落空，国民素质又靠什么来提高?文艺又如何繁荣?民族复兴的基石又从哪里垫起?
让人痛心疾首又大惑不解的是，文艺不再为政治服务，却又去为钱服务，为什么老走不出“服务”?半个多世纪才搞清楚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要搞清楚文艺不能为钱服务又不知要费多少时日，这个现象本身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一番?
要避免轮回，避免用更大的荒谬掩盖荒谬，要跳出“服务”的怪圈，还文化的本质，我想，理性的培植和普及恐怕是不能缺位的，这大抵也是启蒙和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因此理性高于一切。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时间是1942年，恰恰是这一年，被称为“一朵野白合花”的王实味闯下大祸，据事后披露的历史真相表明，王实味并非反党。他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头，其原因是他表白了他那并不反动却富有人性的思想。这无疑是一桩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后首次从文化角度为王实味昭雪的是他的校友、北大才俊余杰，余杰在一篇文章中称“王实味是前文革的祭品”，并说王实味事件“是我党不幸的开端”。当然也是文艺失去独立的开端在。余杰还假设，如果没有王实味事件，也许中苏争端、“文革”等不幸事件就不会发生，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也将重写。本末倒置的不是文艺本身，而是其他。混淆是非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强势集团。
这里之所以要提及王实味，是因为“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早矣，王实味大概在“讲话”发表前后的同一时期里，集中表达了他的另类思想，他主张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王实味同时指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改造人的灵魂。他说：“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类灵魂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改造过程”。“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瞧，王实味的言论是不是大实话。可在特殊的环境里，说实话是有罪的，思想，特别是另类思想是要杀头的。这样的事件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反省么？
从王实味已表达出的思想看，不外乎有这么几条：第一是人性高于党性；第二是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第三是政治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不同；第四是文化是只看不见的手，文化是政治之母，政治对文化有反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王实味事件终在他被杀三十多年后翻案，就影响而言，对这桩事件的翻案，一点也不亚于这个事件本身，其震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给王实味平反，一是说明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真正活了过来，思想不再是犯罪。二是对王实味当年思想观念的认同和肯定。新时期以来，艺术与政治高低之争总算有了对话的平台，虽然许多问题还在朦胧之中，现状也还有堪忧之处，但正本清源已名符其实，但总体趋向是向实事求是这个方向发展的。当然，目下的艺术为钱服务不在其中。
在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党“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980年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上面这些闲话，大抵都是务虚的，本来是不说也罢的。之所以提及这些，是因为文化工作者的堕落倾向在整体上已是不争的事实，灵魂的拯救者首先要拯救的是自己。同时，在愚下看来，百花尚可齐放，思想和话语的多元又何妨呢?只要不是毒草和话语垃圾就行。
以上仅是自己粗浅的管见，且鸡零狗碎，且辞不达意，甚至还有偏激之处，又与纪念《讲话》离题。之所以拉拉杂杂说了这些，是因为机会难得，座谈的“平台”又很宽松，实话实说，口无遮拦，还请诸位谅宥。虽说价值认可决定话语倾向，但限于水平，漏洞百出。畅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也是出于对本真的忠诚，旨在求教于大家，使自己得到修正和提高。
诗赋绽芳蕊 今来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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