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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诗歌评估的三个角度

             文/丁宗皓　　2008/11/27

　　诗歌最终的评估，也是最为权威的评估是依靠读者完成的，即选择、记忆并不断诵读。在这里，批评家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向读者推介，即廓清一篇作品的内涵，以及说明它和作者主体、时代之间的关系，仅此而已。这仅仅是作品的初选，也是评论家的能力堪堪能够抵达的地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诗歌回顾，被置于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成就背景之下，需要说明的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不同，量的积累并不是评价成就的第一要素，量固然也是考评的重要指标，但成就显然在于是否实现了文化进步，即人性和精神上的探索与深度，汉语诗歌形式的寻找与定型。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与物质生产不同，诗歌写作建立在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仍只是一个很小的时间跨度，我们的评估必须站在这个客观立场上。

　　但是，量是诗歌繁荣的基本标志，所以在我的发言里，对于量的描述排在第一位，量也包括与诗歌产品有关的文学群体及其活动。从批评家视角对三十年间重要诗人和诗作的定位则是本文重点所在，因为，这涉及我们遴选的依据与结果。当然我更关心诗歌的未来，因为三十年对于文学史来说，实在过于短暂，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一切是否会被彻底的遗忘，今天的回顾与瞻望，是为了三十年的诗歌寻找一个文化和精神的源流，一个参照系统。

　　最后，要说明的是，辽宁诗歌还有旧体诗写作的一脉，但今天的评论，将完全围绕新诗展开。

　　角度一  三十几年诗歌：量的描述

　　三十年辽宁诗歌的整体风貌和中国诗歌一样，走过了一个大致的路径，从七十年代末、整个八十年代的高热，到九十年代的一度消沉，再过渡到当下诗人写作的理性状态。从浅层上看，这三个阶段和思想启蒙即思想解放，商品经济冲击以及大众文化勃兴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主体理性回归相对应。

　　八十年代初，辽宁诗歌迎来了第一个活跃期。辽宁文学期刊《当代诗歌》、《诗潮》、《鸭绿江》、《芒种》等在这一段以及以后的时间里，为辽宁诗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阵地，上述文学期刊，团结了几代诗人，形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营造了多元和宽容的诗歌创作氛围。阿红、厉风、罗继仁、邓荫柯、林金水、于宗信、柳沄等诸公，在各自的阵地上，对诗歌写作和探索给与了持续的推动。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阿红先生在他主编的《当代诗歌》杂志上，把当时全国诸多的诗歌流派介绍出来，尽管很多流派是短命的，甚至今天看起来是可笑的。他当然也了解八十年代探索诗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们就开始很深的尝试，但是他仍然尊重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情境下，把这种重复性探索看成是当代诗歌成长必须逾越的阶段。

　　罗继仁先生与全国青年诗人群体有着持久的联系，他主编的刊物《诗潮》杂志，"青年与诗"是主打栏目，也是团结、凝聚全国青年诗人的重要纽带。《芒种》的林金水先生，以现代诗的审美标准，来审视现代诗，在约稿过程里，时时流露着非凡的严谨，给人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厉风、邓荫柯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不仅是现代诗歌的鼓吹者，也是年轻诗人的扶持者，尤其对大学生诗歌创作，表现出了深刻的关注。至于年轻一代编辑柳沄等，既是诗人，也是编辑，他们身上有一种更大的包容性。等等，这一切都成为三十年辽宁诗歌得以成长重要的培育性因素。

　　三十年间的辽宁诗歌，呈现为一个丰富的生态。除了文前提及的几位编辑兼诗人的特殊身份以外，晓凡、刘镇、刘文玉、胡世宗、李松涛、李广泽、郎恩才等诗人，承继了七十年代延续而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三十年之初，乡土诗、工业诗、军旅诗并列的格局。

　　大学生诗歌是一个重要景观，并在八十年代成为辽宁诗歌的生力军。辽宁大学生诗歌发展较早，和中国先锋诗坛有特殊渊源。1982年，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董学仁、刘兴雨等在文学社刊物《新叶》上发表了徐敬亚的毕业论文《崛起的诗群》，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那时，他们与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吉林大学诗歌社团成员有着密切联系。辽宁大学中文系学生阎月君、周宏坤、高岩等１９８２年就开始编辑《朦胧诗选》，并与舒婷、顾城朦胧诗人有了交流，１９９４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后朦胧诗选》，仍然由阎月君等主编，这可以看成是大学生诗歌视角的延续。

　　尽管发轫之初与中国最前沿的诗歌接触，但总体上，辽宁大学生诗歌体现为一种温和的现代主义。此后，任桂秋、李犁、苗强、巴音博罗、小山、王妍丁、王立春等人的进入，大学生诗歌没有改变温和的现代主义的整体风貌。

　　９０年代以来，尽管有更多大学生加入到诗人行列中来，但已经改变大学生诗歌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最初面貌，一代又一代诗人成长起来，诗歌的写作开始变得多元。整个九十年代，可能是诗歌出版物最多的十年，辽宁文学奖以后，辽宁诗歌在整体上获得了检阅，使我们得以窥见整体面貌。这个群体之中，复合了多重的声音。--以林雪为代表的向现代主义进一步接近，以李见心、李轻松、宋晓杰等为代表的私人化、个人化与女性化写作，以巴音博罗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发掘与抒写。另外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即：以网络为平台地诗歌写作，从本质上来说，参与了大众的文化狂欢，这个变化导致了发端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口语诗，成为诗歌写作的重要手段，并在大范围持续流行。

　　三十年间，诸多的诗人获得了全国性影响，其中一个评价方式，就是国家大奖的获得。李松涛以《拒绝末日》，林雪以《大地葵花》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王妍丁的《手挽手的温暖》列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李见心、哑地、王强等获得了广泛影响。当然还有诸多的诗人获得了地方性奖励。

　　诗歌是最为脆弱的文学形式，最先面对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商品经济考验，但它也最先获得了新生。因为缺少功利性，所以诗人们也最先获得了纯粹的精神吟唱方式。当诗歌写作与物质生活压力脱节，诗歌就回到了心灵，值得注意的，还有辽西雷子--雷艳华这样的年轻诗人，她（他）们生活在乡下，过着绝对不富裕的生活，但是她(他)们上网，写博客，阅读李白、陶渊明的同时，也熟知萨特与普拉斯，有形而上学的愤怒和不安，而恨少世俗层面的抱怨，这种方式证明了精神生活是能够独立存在的，诗歌的希望难道不在这里吗？

　　角度二  现代化的阵痛：小传统中四个主题交织

　　无疑，现代化也是评价三十年辽宁诗歌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统，而阵痛二字无疑是理析三十年诗歌精神源流一个入口。但现代化这个参照系统，不是诗歌的，而是文化的。把三十年诗歌放回到这个时间跨度里，文化则成为唯一的或者说最为恰切的视角。

　　1997年，本人和诗人余光中先生进行了一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在那次对话里，他谈到了"大小传统"的概念。他说大传统是《诗经》以来的整个中国诗歌传统，小传统则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大传统两千多年，小传统不足百年。诗歌的成长，正在与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诗歌写作面对的问题，余光中先生被认为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诗人。

　　余光中先生很幸运，他没有经历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文化断裂，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的，不单单是诗歌音乐性、节奏、如何使用虚词等技术问题，而是精神层面，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被高度压缩的时间跨度里，正如余华所说，我们在四十年里遇上并经历了西方四百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跨度里，西方学者研究现代文学时，所描述的传统与现代两元对立的关系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冲突仍然是最为鲜明的表现方式，这种冲突在诗歌里，表现出了多重的复杂性。而这复杂性，在辽宁三十年的诗歌里，同样得到了全面呈现。

　　从整体倾向上，我把李松涛、华舒、王鸣久、柳沄、郑子连诸君等看成是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群体。在八十年代看这个群体，也许会觉得他们不够前卫，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警惕在三十年里，始终存在，以至于会被误认为是他们本身即是传统的一部分。今天，在三十年里进行观察，自然会发现，他们的确始终置身于传统之中，但他们也是了解传统并坚守批评精神的一群，对现实的了解构成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实际动机。在这个支脉上，可以看到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聂绀弩等诗人的精神影响。更能看到鲁迅似的清醒、力量与激情。

　　批判现实，特别是批判现实背后的文化传统，是李松涛等诗人的写作方向。李松涛给辽宁诗歌界留下了三部重要著作，长诗《无倦沧桑》《黄之河》《拒绝末日》，我认为，这是三部在短时间内都无法超越的作品，是辽宁诗歌值得书写的最重要一章。李松涛获奖作品是《拒绝末日》，这部诗集实际上写了人性与欲望，但人性为欲望蒙蔽时，末日就不远了，这仍然是一个文化主题。

　　但究其实，他最具有价值的是长诗《无倦沧桑》。这部长诗里，他用当代体验诠释了梁山语境，得出的结论是，传统文化是一个顽强的语境，一直沿袭到了当代，传统文化是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在自身复制过程中，人的命运也同样被复制。李松涛的现实主义所选择的，既不是昂立君侧的道统立场，当然也不是草根的泣血问天，而是独立的视角，关于我们在传统中的挣扎，关于在自己人生中，一眼可以看到结局的沮丧。《无倦沧桑》的美学意味，在于除了机智、奇思妙想以外，包含了这样多重的人生况味。

　　诗人柳沄在这些年里出版了诗歌集《阴谋与墙》《柳沄诗选》《落日如锚》等。有评论说，柳沄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诗人。我的理解是，柳沄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更喜欢关注诗歌本身，所谓纯粹的意义在于，他将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与动机转换成精神背景，个人在写作中，使主题含蓄、蕴藉。和激情比起来，他更愿意信赖语言与形象。或许他认为，即使再伟大的诗人，首先是创造了形象或意象，只有意象和形象才是激情与理性的居住之所，所以他冷静与寓言似的写作，成为辽宁诗歌特殊景象。

　　王鸣久的诗歌，激情四射，抵达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单纯。除了正直、率真的性格与写作惯性之外，王鸣久的写作根本上围绕了一个主题，即对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追怀，换句话说，是对理性时代的追怀。他的诗歌具有浪漫主义的外表，但本质上是现实层面精神家园失落的巨大反弹。诚如勒努维耶所说："世界因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王鸣久的激情由此而生。《东方小孩》《最后的执灯者》等诗歌集，总体上表达的是对纯粹价值的坚守与呼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他这里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所呼唤的理性，不仅包括东方文化里精神、道德要素，也包括外来文明因素，这意味着，他的关于传统内涵的理解，已经加入了更丰富的内容。

　　以上描述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而与这个主题相交织的，是现代诗歌写作。

　　辽宁诗歌温和的现代主义写作，主要发生在大学生群体之中，走出校园以后，现代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带给这些学生诗人的，是青春的冲动激情，切·格瓦拉那样的理想主义，他们反抗的目标，却没有格瓦拉那样明确，而是未及理析的传统文化。今天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先天不足。他们集体地，本能地反抗传统，并不确切地知道传统是什么，只是知道应该越逃越远，出走、反抗及批判，这就是诗歌革命的真实面目--承继了朦胧诗的反叛精神，对传统表达出整体叛逆--这就是诗歌革命的姿态。

　　本人此前写就的《在碎片上》一文，对新诗进行了一次整体评估。在那篇文章里，我使用了"革命者"一词。为了避免不要的误会，本人作如下解释，"革命者"，即处在传统与现代两元对立关系中的选择冲突的人。为了破除旧的，必须拿出新的，永远去寻找新的，永远反抗旧的一切，没有握手言和，更没有妥协。"革命者"是这个逻辑的持有者。八十年代的辽宁现代主义，同样带着这种"革命者"的痕迹上路。

　　八十年代至今，林雪出版的诗集中，两部最为重要，《在诗歌那边》与《大地葵花》。无论是分析三十年辽宁诗歌还是中国三十年诗歌，林雪都是一个很好的解析对象。最初的写作带有学生的天真和幻想，笔调传统抒情。不久随后转入现代诗的写作实验，在辽宁诗人之中，她是在实验路上走的较远的一位。什么给了她持久的激情？是现实生活，更是认知所经历现实生活的西方哲学方法。在冲突、激荡的文化背景下，林雪实际上卷入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实验潮流。这实验在诗歌中素来存在，但在小说上获得了突出的表现，并因为体裁的缘故，获得了广泛的阅读影响。

　　三十年后的文学回顾，诸多的批评家仍然在估量先锋小说、先锋文学的意义，认为那注定是文学是上不可忽视的一笔。而实际上，这一笔不是写在文学史上，而是应该写在文化史里，是青年群体在思想解放、文化开放时代里，迎合世界文化思潮和文学潮流所作的试验，它只是现代彻底革传统之命的举动，是先锋文化与传统诀别态度的激烈表达。先锋文学的文体实验，借用了大量西方文学叙述技术，并在读者对西方现代文学没有阅读经验的背景下，首先获得了信息传播速度的优势。因此，他们和读者并不建立在对等的关系上，所以他们是孤绝的革命者。

　　林雪的《在诗歌那边》是这个时间段里典型产品。旁若无人的叙述，繁复的意象，在感性中布下理性的迷宫，也在理性中布下感性的迷宫，理性与感性交织的迷宫，浑然不顾汉语诗歌的阅读传统习惯。
　　而在《大地葵花》里，林雪以仍然浓厚的现代意识进行自己的诗歌叙事，但已然将双脚踏在了中国的土地和中国人的经验上，从而结束了她个人的"革命者"之旅。而这已经是发生在新世纪的事情了。《大地葵花》写了她的老家抚顺城乡，主题是现代化造成的故园消逝以及生无所倚的漂泊感。在林雪的笔下，现代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不再是逃离的快感，而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喜悦与忧伤，对于她来说，喜悦远远小于忧伤。这种情感，让我们把视角重新调整到精神家园的问题上来。现代意识与现代诗歌的结症之一是，是文化意识的破碎感，这种感受当然也是激烈的现代化造成的，林语堂在《中国人》中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稳定而完整地看待生活的天赋。"这个结论在上个世纪初得出来，而那时，现代化的序幕刚刚拉开不久。

　　在诗集《忧伤与造句》里，阎月君坦陈，1980年起，她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卡夫卡、艾略特、波德莱尔等。这代表了一个年龄层面人的文化上的选择，即见了传统就跑，见了民族的就开枪的习惯。而事实上，她获得全国影响的组诗《月的中国》所以获得了谢冕先生的好评，反而是因为她不同于第一代朦胧诗人的个人叙事。《月的中国》可以看成是台湾诗歌在大陆的延伸，而台湾的诗歌当然是三十四年代中国诗歌的完整延伸。三十四年代的新诗，戴望舒、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等，所实践的，恰恰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之中，从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获得现代新诗的形式。

　　阎月君的诗歌，在对家乡与历史歌唱中，弥合与传统分裂的阵痛，家园仍在，炊烟如旧，只是花落花开，几度夕阳，在时间的连贯性之中，我们获得了释放忧伤的载体。如果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是完整的，这个载体就在，只不过唐诗宋词已经没有安抚当代心灵的力量。所以，此后阎月君的创作，实际上徘徊在中国古典意境与当下意绪的无法调和之中，温润杂糅清寂，没落混合新生，这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的结果。

　　李犁的诗集《黑罂粟》是革命者典型符号，在一首诗里，他明确地说：黑罂粟是故乡的隐喻。但实际上，从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坚定的诗歌革命者，乡村生活背景，为他埋下了道德承担的基因。所以这个革命者不管走了多远，乡村是他心里最致命的伤痛。他无法获得彻底的告别。

　　三十年的现代诗写作就获得了这样的结局：从生活在别处，到生活在现实--因为绝大多数是生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人，与传统并没有构成紧张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最容易和传统达成和解，并终于达成了和解。而在诗歌上，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的倾向。

　　坐在家里并回到内心、日常生活的平静表达。我接下来描述的，是三十年辽宁诗歌一个重要方面，即女性诗歌的写作。诚如雅斯贝斯说：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一切都成为可疑的，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东西，生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漩涡，这样，时代意识和存在分离了，并且只关注自身。

　　雅斯贝斯还说：只要人开始对自身有充分的意识，生活秩序得界线就会明显起来。以王妍丁《手挽手的温暖》、李见心《比火焰更高》、李轻松《垂落之姿》、雷子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对自我意识的深层潜入。她们的诗歌是个人生活的热切叙述、个人身体与心灵的探查、个人命运的剥茧抽丝。通过这个途径，他们获得了生活意识的完整性。

　　第四个主题，即重返生活的主题。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既不逃跑也不反抗，但从话语开始，进行意义的颠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后现代写作。以哑地诗集《风蚀的椅子》、赵明舒诗集《飞翔的瓦砾》为代表的后现代风格写作，回到生活母体，游戏、顿悟、轻蔑与会心一笑。生活在当下，在对荒谬性的发现中，通过解构获得存在感。他所解构的目标，正是传统与现代两元对立中，存在的一切。

　　上述的四个主题，构成了三十年辽宁诗歌的主流。

　　角度三  怎样的困境？怎样的未来？在大传统中的提问

　　把三十年诗歌放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来观察，我的结论是，尽管在思想与精神上，诗歌与五四以来的文化同步，但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白话诗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具体地说，散文化是最为鲜明的特征。

　　诗歌散文化，不是出自语言漫漶、毫无节制，更不是缺少节制的能力，根本原因是，文化整体记忆与经验碎片化，导致传统诗歌审美追忆形式的丧失。今天诗歌的写作，已经丧失了为读者留有想象空间的能力和勇气，传统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人与自然关系丧失后，诗歌写作无法回避说明文路径，无法避免大量的材料的回填。今天诗歌的口语化，口语诗的泛滥，就是建立在这个一个文化背景上。

　　我们是否应该让生活与心灵慢下来，仔细想想，我们的思想与传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在诗歌写作中，停止简单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思维，就无法停止革命情结，就要不断地承受现代性的诱惑。在种种诱惑里，有两个更大的诱惑，其一是走向感官，其二，即世界主义诗歌的创造。这种冲动也贯穿了现代文学的历史。但是真正存在一个完全建立在现代化与传统无关得世界主义文学吗？这是否是一个现代化的幻象。

　　斯宾诺莎说："我理解的人不是指血液循环及其他与动物相同的功能，而是指理性，特别是指德性和真正的生活。"班达说："……承认了这种唯物主义，也就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缺乏对抗人类感官享受的必要手段，他们反而要体现出这种感官享受并把它看成是构成文明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描述了李松涛等诗人的创作，即基于这样的结论：诗人写作的超越性必然建立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上。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从根本上说，诗人写作的过程，是通过语言实现对现实要素、文化、精神的抽离、归纳和总结。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诗歌。

　　现代诗歌的困境远远不止这些，今天我们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还有艰难的中国经验寻找。因为，越来越加速的现代化进程里，民族文化和亚文化与次亚文化形态正在不断消失，我们今天所面的乡愁是全景的。文化精神资源的消失与诗意的确立与自信，开始发生矛盾，为诗歌写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林雪的范本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诗歌都是时代的证明，都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但是诗歌的时代精神需要依靠对个人经验的提炼来实现，当然，其他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亦如此。个人经验的写作，如何在文化碎片化的时代里，获得持久的动力？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单的物象组成的诗歌，最让中国人为之心动。月光下，对故乡的思念意绪，流传千古，到了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思念精神故乡的隐喻。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诸多隐喻是我们不断赋予它的。诗歌创新，当然首先是解构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但是解构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拨开文化隐喻的迷雾，一点一点接近事物的本源。正如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床前"、"明月"、"霜"、"故乡"这些物像上，重新出发，寻找不同的故乡一样。

　　我们当然无法回到唐朝，但可以回到现实生活，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真实，重新出发。

    [作者简介]丁宗皓，中国当代诗人。男，1964年生人。辽宁省本溪县人。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年起供职于辽宁日报社至今。高级编辑，辽宁日报编委，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特约评论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诗歌、散文以及评论。诗歌《在异乡》、《河之弦》、《残局》、《丁宗皓诗选》分别收入《中国先锋诗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990年青年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多种选本。散文随笔《穷人的阳光》、《乡音考略》、《历史这块馍》、《扭盆或小提琴的一种拉法》等被杂志和选本收入。1988年起，陆续在《当代作家评论》、《辽宁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人格的界碑：北岛的位置》、《生命意义的体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等评论十余万字。一直关注社会文化发展，撰写大量的批评文章和对话，比如《文化中的非文化现象》（1989年）、《余光中访谈录》（1997年）、《评估与清理》（1997年）系列，此外他还做了《期待已久的声音》《科学精神——新世纪的文化呼声》《知识分子与新世纪》《中国走在现代化的路上》《WTO语境下的文学——全球一体本土化》《寻找那张文化身份证》《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我们》等大量对话文章与文化评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丁宗皓创办了辽宁日报“文坛春秋”专版，邀请了著名作家汪曾祺、蒋子龙、评论家林建法做顾问，关注中国文坛和文化流变。1999年，创办 “新闻人物”版，采访了汤一介、郑敏、季羡林、冀朝铸、华君武、陈忠实、刘白羽、茅于轼、于光远等近百余位文化人物，版面文化品位和新闻性兼得，文章多次被转摘。2005年，创办了辽宁日报的评论专版“文化观察”。曾获得辽宁省优秀青年记者称号（1999年）、辽宁文学奖（1999年）、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2000年）、辽宁省十佳编辑称号（2002年）、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4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5）等30余种新闻、文学、评论奖项。著有诗歌集《残局》（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乡土文化随笔集《阳光照耀七奶》（鹭江出版社）。参与主编文化批评《喧嚣的经典》(辽宁画报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