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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为辞兮黄河为采

    --袁瑞良辞赋荐赏

     文/王志清
 
[内容摘要] 国运兴盛，赋家云起，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等巨制鸿篇，轰响寂寞的文坛，也明证着他的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其赋联章协奏，体大辞美而思精，表现出高度的文体自觉，其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决定了他创作体性悟道、兴寄遥远的审美目的和特性。其赋体的艺术特征及其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体物写志的理趣美，穷貌极物的精工美，金声玉振的和谐美。
[关 键 词] 袁瑞良辞赋；联章协奏；体性悟道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适逢盛世，辞赋兴焉，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2006；文中所引皆同）的煌煌巨作，激活了一种古老文体，代表了一种审美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生与艺术共同飞升的人文境界，也确证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轻忽、也不可他代的地位。[1]
　　荣格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便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常人了。”[2] 根据笔者的理解，此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讲艺术家本人独特的心灵世界潜存有一种拍合与契应外物的特殊敏感，其二是指作家与其创作文本相同，都应该具有非功利、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解读袁瑞良的辞赋，解读其赋那深广的忧思、宏阔的境界和沉雄的气势，应该具体到他这个人，具体到非“常人”的人。在人本主义解体的当下，人文关怀的失落，价值取向的转移，而人又面临着理性和科学的挤逼和压抑，生成了一种时代特有的焦躁，生成了急切的追寻和拷问，而作为传统作家之传统素养特别深厚的袁瑞良，革新古老的文学样式而借助山水物象来表现的对社会、历史及其人生思考，甚至具体到生态忧患，则显得自然而合理，其发生之学理也符合当下盛世之国情。
　　从创作源泉、创作发生来阐释山水自然对于作家的意义，山水不仅仅从外部形象上给作家以审美愉悦，而且其中蕴涵着可以听凭作家发掘的合乎志洁行芳的社会道德的内在精神美。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为，“一切对象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3] 此论与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观点相似，揭示了创作中物我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和结果。作家的创作，必须表现和求取山水自然的生命精神，而山水本身也蕴涵着自然之道。在袁瑞良的眼中和笔下，黄山黄河已不是黄山黄河之本身，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民族魂。而作家袁瑞良自身经历的文化本性，其生命个体中的灵气、灵性，以及他兴致盎然地看待山水万物各类生命的爱心，超离现实人生而瞩目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热情，契应了这种召唤，而发生了文化、美学的感动，产生了深邃的心理活动，决定了他创作的终极关怀的意义和审美目的，于是黄山黄河也对作家生成了巨大而神秘的召唤力量。
　　因此，关注时代、重视对话的现实精神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决定了袁瑞良的赋之美学理想和文学创作，也必然是风雅兴寄的传统观念，是美刺的寓体形态。因此，袁瑞良在面对黄山、黄河时，面对原型力量的神秘和永恒的召唤时，便能够在灵魂深处体感呼应山水的无穷魅力，深入到原型世界的超然存在之中，而又从具体的客体和历史的感受中超拔出来，“精骛八极，心游万刃”（陆机《文赋》）。当人在心灵宇宙里自由遨游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无限愉悦，获得创造的生命感动的极乐。山水涵道，山水载道，借山水以澡雪精神，借山水以承载哲思玄悟，袁瑞良入乎其中而得其生气，出乎其表而有其高致，其心灵宇宙以黄山黄河的闳阔恣肆的形态而呈现，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气象。《黄山十赋》中，松之自在，云之自由，峰之自拔，石之自性，物无不是我，我无边是物，物我两谐，峥嵘轩昂，潇洒倜傥，其山水皆作家心灵超越意义上的重塑也。尤其是其《十问黄河魂》，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人性巨力，我们择其一节来品味：

　　呜呼，吾魂！能曲能伸。曲曲伸伸曲曲。遇山川之阻，需曲则曲。得地势之利，当伸则伸。山阻，以曲以对。地阔，以伸以迎。千山叠嶂，则百曲回肠。沃野平川，则浩荡乾坤。曲无绝路，不惧山穷水尽。伸有坦途，不厌柳暗花明。吾曲吾迂，雄关险隘，为之躬身俯首。吾张吾伸，大漠荒沙，临之敞臂宽胸。……
　　虽然《十问黄河》里多“问”的直接呼告，而此段则是形象的描写，这是黄河九曲的形态描写，是其浩荡万里的气势描写，更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格描写，作家写山水之襟怀，实际上也是自我涵纳山水胸襟的展示。“艺术家集中注意力观察大自然，艺术家‘本质上是个观察家’，重点在于超越具体对象而看到整个大自然轮廓的形成以及它所提供的种种粗线条的秩序。换言之，精神的注意力排除了真实的具体对象，从大自然那里看到某种重构规律……”[4] 作家“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物与神游，灵魂在到达超然的高度时，自然也就能够体性悟道，兴寄遥远了。
　　袁瑞良以辞赋状物言志，通过对旧赋的创造性的改造，赋予其时代精神和崭新语言形态，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新赋特征。考量袁瑞良的赋，从文学自身标准上着眼，我们以为以下三点是很实际的。
　　其一、从体物写志的外在形态上看
　　袁瑞良的此赋，基本上属于“大赋”的形态，其重要表现有二：一是在形态上铺陈夸饰而直陈其事、用新奇美丽的辞藻来摹物写志；二是在形式上往往采用对话来问答。此两点都符合刘勰所说的大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特点，但是，他创造性地将大赋的铺采摛文与小赋的抒写灵性结合在一起了。比如：
　　黄山石之形，显自然奇巧之趣。黄山石之神，寓世人期盼之心。故临山而赏石者，不可仅赏其形之巧，而忘察其神之深。而在赏其形察其神之外，尚不可不悟者，石与自然也。查黄山之石，属花岗之列。而花岗之质，石中至硬，非金钢利器所不能破。而然无形之手，却可揉捏于指掌之间，柔若青丝，软若面团。令其长则长，要其短则三。让其高则高，命其矮则矮。需其方则不圆，望其圆则不方。耸可令其为天都之峰，横可让其光明之顶。大可叠千峰百岭，小可塑鸟兽鱼虫。线如节，曲如刻，弧如雕，圆如搓。刀超鬼斧之利，艺越神工之精。顺之则为人神沟通之貌，虎啸龙吟之状，猎鼠追逐之态，鱼跃鸟鸣之姿。逆之则为粉，为飞灰。自然之力，石不可逆也。然石终为石也。自然之手可塑其身，可变其形，不令其如龙如虎，如猫如鼠，而不可更其质，不可改其硬，应自然之变而有度，守原本之性而弥坚。不愧长天之浩浩，不负沃土之泱泱。石尚如斯，何况人乎？顺自然之规，应社会之变。世势之潮流，文明之至道。适之者，昌之。顺之者，荣之。然适顺之中，不可丢民族之魂，不可断人性之根，不可无青云之志，不可失博爱之心。此黄山奇巧之石，形外之谶语，神内之梵音，登山赏石者不可不悟也。……
　　——《十赋黄山·黄山石赋》
　　以此观袁瑞良的语言，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概念，而是蕴涵了作家丰富复杂情感意味的特殊的意象形式。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事实重述和复制，更不是直白的观念贴附，作家的理念精神和人情物理，是在具体的图状山川、影写云物中展现出来的，是通过读者的心灵对话而横生出十分理趣来。袁瑞良熔情、景、理、志于一炉，以物我一体的艺术重铸而显示其赋的理趣美。
　　特别是袁瑞良用联章体，扩大了赋的含量，把复杂的、深曲的、丰富的情感河主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譬如《黄山十赋》，首赋总写，作者首赋为《黄山赋》,其中写了黄山之名、之魂、之势、之形、之文、之景。篇末概况曰：“一赋难述兮，分而赋之”。然后分写峰、石、松、云、雾、春、夏、秋、冬，各赋之间绝不重复，然却互为照应，彼此映衬，首尾相衔，缜密严整。题旨丰富而复杂，笔触斑斓而深到，极尽变化之能事。《十问黄河》十方呼告，以对话的方式，联章而成，不仅气势磅礴，境界宏阔，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复杂纷繁、迂曲难尽的思想感情，极大地扩大了赋的表现力。《黄河十问》则从黄河源、黄河流、黄河史、黄河功、过、怨、人、文、魂、愿等十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叙写，思路极其开张，内容极其广泛，这种匠心独运的构思摆布，这种巨制鸿篇的篇章，诚为古今之所罕见也。

　　其二、从穷貌极物的具体描写上看
　　《黄山十赋》与《十问黄河》等赋，遍写风云精神，深掘山水精髓，气象万千，风情万种，真可谓鬼斧神工，巧夺造化，既充盈着楚辞激越飞扬的神韵，又流露出汉赋辞藻富丽的风骨，而且还蕴含了唐宋文风古朴雄浑的气势。袁瑞良赋状物写景，不是“寓目辄书”式的摩写，而主要是凭靠想象恣意挥霍。而其想象又特别的发达，也特别的活跃，如飘逸之岫云，气象万千，又如行空之天马，倏忽来往，真可谓“气傲霞烟，势凌风雨”（朱景玄《绘境》）：
　　棵棵颔首，作神州礼仪之树。树树古道；亲亲之声，谆谆之音，飘之于紫峦绿岭。观之者身临其畔，似还乡锦绣，陶然欲醉；若归巢游子，酣然欲梦。如兽之松若龙若虎，若凤若凰，若麒麟若孔雀，俨然一百兽松园。状若卧龙者，伏壁而卧，仰天而望，形似双龙者，临渊而戏，踏浪而嬉。忽腾于云涛之上，忽隐于雾海之中；势如黑虎者，伏爪而卧，口吐凶气，目寻杀机；若麒麟者，摇头晃尾，似狻猊耍娇娇之欢，如麒麟逞稚稚之气；若凤凰者，枝伸枝展。伸之如颈，展之如翼。风鼓翼动，欲擦地而飞。龙爪松主根如柱，深扎于岩内。侧根五支，裸露于岩外。其状若斑驳突凸之五爪，伸抓数米之后复扎于岩下。裸已而固其主，突显其忠耿之志。……
　　——《十赋黄山·黄山松赋》
　　作家铺陈夸张，极尽渲染之能事，而因其追求超越外在形象的内涵精神之美，但觉一片灵气辉光，浮动于纸上。诚如古人论画所云：“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似无。无处恰似有，所以为逸。”（恽正叔《南田论画》）：
　　呜呼，吾途！百条之水，千溪之流。如人之络，若地之纹。支流交汇，南北应合。盘山越壑，递水传波。白河潺潺，黑河漂漂;漓河漫漫，洮河淙淙;湟河澹澹，厉河悠悠;清河荡荡，黑河漾漾;窟野河凄凄，无定河潇潇;汾河沧沧，渭河茫茫;洛河漭漭，沁河泱泱;汶河滚滚，浊浪滔滔。或出松藩草原，由唐克之谷以注其水;或离川甘之界，于尼玛之镇以扬其波;或别土门之关，至康家之湾以贡其流;或辞西倾之山，入刘家之峡以献其河;或下包呼图之山，进八盘之峡以放其水;或绕华家之岭，由靖远之西以纵其波;或出开城之关，于泉眼山前以荡其舟;或过蛮汗之山，由托克托之角以张其帆;或出巴定之沟，进罗家之湾以驶其舢;或离定边之壑，临清涧之畔以泊其船;或出鸣寺之泉，至万荣之边以宽其袋;或出九峡之川，至潼关之侧以倾其囊;或辞蓝田之土，由巩县之境以逐其浪;或别平遥之城，至武陟之地以竞其流;或辞旋固之山，于东平之湖以滚其涛。斯支流者，或清或浊，或苦或甜，或深或浅，或窄或宽。或源于高寒之山，或发于碧草之原。或出于清幽之谷，或生自浑浊之泉……
　　——《十问黄河·二问黄河流》
　　其行文如钱塘江潮奔涌而至，仿佛“力大思雄”的韩愈诗文。笔者自然联系到韩愈《南山》诗，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排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具有深厚古代文学底蕴的袁瑞良，自然汲取古人作品的营养而化用其笔意，像这样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恣肆铺张排宕，是其才气的充分展示，“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心雕龙·神思》），此境界不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够达到的。 
　　其三、从语言语义的运用上看
　　赋最讲究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语言讲究对偶，注重声律，辞藻华丽，富有文采，讲求金声玉振的和谐美。袁瑞良的赋，采用非主流的文学样式，采用已经为当下中国人所陌生了的形式，在语言语义的具体运用上属于“文赋”一类，文字上亦古亦今，半文不白，行文主体是骈俪双行，并且插入“兮”字，句式参差，长短不齐，散骈兼之，押韵也比较自由，产生了声韵和谐、琅琅上口的韵律美，既有整齐之工俪，又有参差之错落。在措辞遣句上，作者力求畅朗，虽然也不无使事用典，显示出十足的文化的深味，也表现出作家的古典文学的底蕴。我们可以任意选取一段以观，其文字不一定十分工整，然而于不整齐中见整齐，而于整齐中见自由，文章八面写来，如行云流水，清新流畅而活泼和谐，磅礴大气也自然地充沛其间，这种语言形式极大地增强了赋的表现力。其实，在语义上、语音和字形上，仍然葆有汉民族的性灵之魂，即便是其中的对偶式的行文，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特性，深契民族的审美心理。
　　袁瑞良以黄山为辞，以黄河为采，其《十赋黄山》、《十问黄河》等赋作，境界恢弘，意蕴丰厚，将在接受时间的考验中，愈发显示出它永久的活力和魅力，以验证笔者的赋赞：“希代独造，列先朝而有妒；后世遗响，传久远而不枯”。[5]
                                                                              
参考文献：
　　[1] 写罢此文后不久，袁瑞良又有《十叹长江》、《十望长城》出版。上海南京近三年来为其三次召开研讨会，著名学者作家徐中玉、钱谷融、赵长天、王臻中、赵本夫、周梅森、叶兆言、苏童等，对其作品予以高度评价。2007年9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袁瑞良赋研讨会。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曹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高洪波，《光明日报》总编辑苟天林，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孔繁灼、总编辑卜键，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陈祖芬等等，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台、新浪网、搜狐网等二十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出席。
　　[2]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卷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让·贝西埃主编.诗学史[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 王志清.赋<黄山十赋>[M]，心如古铜[M],香港：华晖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志清，1953年出生，南通市人，教授，主攻古代文学及文论，已出版著作《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等5部，近五年在各大报纸、核心期刊发表理论已经文章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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