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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作 家      

    黄 振宙

    在这个社会突变转型、价值多元失范、荒谬遍布合理、悖论丛生无序的时代，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比如，“何谓作家？”就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大家既往的印象里，饱读诗书者、著书立说者、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乃至高山仰止者，作家也。关于作家，我们耳熟能详且比较规范的定义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瞧，多么至高无上的称谓。按照这一母定义引伸下去，作家就成了人性进化的推动者，人类灵魂的丰富者、开拓者，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光大者，当代文化的建设者，时代的批判者、立法者，人民的代言人，历史的创造者、见证人。把能够想到的、关于作家的应有之义一罗列，作家的“像”就明晰起来，作家的风骨就雄拔玉立了。作家的神圣和荣光也就不再那么空洞和抽象，既往的脸谱化在各领风骚中一扫而光。如此，作家作为人类的思想家，母语的继承发扬者，文本的创造者、生产者的活的形象就神现了。这一定位，作家也就应该虎虎生威、楚楚动人了。

愿望是好的，期待也不能说无，关于作家的。

但拿上术这些有点全球化味道的标准一对照，我们就有点掉气，就很是脸红。倘若再把我们的一些当代作家放在世界范围类，放在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里，哪怕是拿我们自己的先人作为参照，那我们的当代作家很多都只能沦为“所谓”之流了。“所谓作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称自己是作家，甚至别人也叫他作家、但不是真正作家的人，这里姑且叫“所谓”的作家。就这么一“姑且”还真把人姑且得没了底气，可是面对我们作家的现状，不加“所谓”又名实难符，好像真的到了“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地步。这就好比有市场而没有商品，真货更是奇缺，没有办法，就只好先拿伪劣的冒牌货顶上。对此，谁又能说这不是中国特色？这不是一道诡异而热闹的风景线？

可能大家都还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坛上的口水仗、笔墨官司多了起来，大有与离婚率不断飙升一争高低的势头。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一过，文坛便渐渐沉寂了下来，但过于安静又不像是文坛，特别不像中国文坛。于是要使文坛还像个文坛，就得不断地闹出一些动静来。先是贬损鲁迅，此风虽短，却开了请神下坛的先河。这类事是不好简单论对错的。但有些事却是一眼就能明白的，比如请鲁迅下坛，就是“炮打金门”，意不在彼。墙内无花墙外补，没事也要弄点动静来。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国内除“二王”、“二余”之争很是热闹了一阵外，其他相当数量的个案都是小打小闹的，自曝家丑的，是发展中的动静，本是不说也罢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境外一些针对中国文坛的事件倒是震动不小。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先是一些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瑞典文学院和马悦然们有政治倾向性，继而一些“所谓作家”更是按捺不住，来了批判瘾，急忙披挂上阵，呼应“组织意图”，大言凿凿，煞有介事，且动了“阶级”感情，说高行健是三流作家，中国大陆比他好的作家多的是，与诺奖评委的评语（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针锋相对。其火药味十足显而易见，只是高行健已是法国公民，奈何不得他了，要不然又能领略一番口诛笔伐的热闹场面了。我能想到的是，在理性普遍缺乏，更缺少大视野、大目标、大参照的背景下，按“服务说”的标准和“划队”的习惯，高行健的作品没有问题才怪，他既然不是我们的同路人，自然就不是我们的同志。更何况，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不是用母语写作的，其叙事方式和语言运用都存在颇多不堪推敲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艺术上亦属垃圾等次。瑞典文学院及其评委真是瞎了眼，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奖项给一个在高行健的同胞看来只能是三流作家的三流作品？可让人费解的是，事隔一年，仍然是那家批高行健及其作品的杂志，又组织了一批“所谓作家”的文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似是为高行健平反，其文字比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语还好。这就奇了怪了，我们怎么就这么善变呢，我们的原则和标准到哪里去了？还真是应了那句“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不好就不好好也不好”。只是这样的反复无常太有点那个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我们的文学的确没有标准——真正的文学标准。这么严肃的问题怎能儿戏呢？我们一贯坚持的要顾及“全人”、“全文”、全面看问题的意识到哪里去了？且不说我们自己也在追求“全球化”。如此演技，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没有标准，我们的心灵是不健康的，我们的自主人格是有问题的。

谈及当代中国文学，顾彬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人，谁让这位德国汉学家盯上了中国当代文学呢？虽然他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是有所指的，并不是全面否定。但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我们自视的“辉煌成就”竟有人如此棒喝，实在是憋气窝火，叫人大大的不爽。虽然后来顾彬声称他的话被人断章取义了，但大家还是在他的表达中看到了他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不屑。在顾彬的心目中，当代中国文学大多是垃圾，当代中国作家大多是“所谓作家”，因为他的标准是世界的，准确的说应该是西方的标准。从他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他所设定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该有大目标的，其担当也是非常沉重的，是有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他要对中国当代文坛进行猛烈的抨击，是因为他觉得中国作家理所当然的“程度”与现实已有的作为反差太大，我是这么认识的。至于顾彬的言论到底是“厥词”还是“良药”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文学的钟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缠”情结倒是胜过了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和文化人的。假设我们只把顾彬的言论作为一个批评的参照，一个反思与激励的节点，那么我们反躬自问的空间还很大，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的确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比如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了市场。”不是吗？谁让我们大部分作家、作品就是如此这般呢？人，多不敢恭维；作品，多不敢细读。既然是这样，就不要害怕别人说嘛。自己有了病痛，别人戳了，叫唤叫唤也没有什么，但若声色俱厉地怒吼“你在羞辱我！”恐怕也是没有雅量、不够成熟的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所谓作家”，我们的文学现状。

我们知道，文学乃至文坛是由作家（诗人）支撑的，文学的主体是谁？是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或文坛。反之，有什么样的文坛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的作品。文学的精品是由具有精品意义上的人创造的，伟大的作品是由伟大的作家创作的。同理，文字垃圾就只能出自“所谓作家”之手。精神产品的质量既体现了文化精英的档次和水平，又反映了这个集团整体上的堕落与否。

理性和审视的结果告诉我们，中国当代作家的确少有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对人类真切的关注者也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把“人”作为一个观察点，一个全面、真实、深刻的叙事主体的作家也是不多的。我们的“所谓作家”既不愿、也没有能力为人民代言，更反映不了大多数人民的感情。因为他们不再有孤独的品位，不再有担当大痛苦的勇气和胸怀，不再甘于寂寞，甚至不会思想不敢思想。人文精神游离在外，关爱情怀抽空于内。缺乏大视野，没有大目标，道义与责任不再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在人性退化、人文生态环境趋恶，价值体系错乱、文化变异成灾的过程中，除由来已久的强势对文化的阉割外，我们的“所谓作家”乃至明哲保身之“士”是有责任的。对这些“所谓作家”或“士”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椅子、票子、儿子、“妹子”，一个个小算盘拨得溜溜转，附政客，傍大款，搞投机，学钻营。“追热逐强”乐此不疲，恶搞媚俗乌烟瘴气。一点小聪明都用在释放“欲望因子”上了，哪还有心思安静下来去搞什么创作？

“人有病，天知否？”。把这话用在一些“所谓作家”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且不说涉及客观方面诸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也就是作家对客体的认知和反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话吧，这个课题实在是太大了，姑且不论。这里单说一些作家主观方面的堕落倾向。这样定位或许有些武断，那我们还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来说明一些问题几个吧。

一问我们的一些作家还孤独吗？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之前，亦即我们的生态环境还存在着诸多深刻的不和谐的情况下，人生的困境是个客观存在，孤独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们的作家就应该有大孤独的境界和勇气，躲避是懦弱的，更是自欺欺人的，惟有面对和担当才是常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作家还愿意孤独，还敢于孤独，还可能孤独吗？虽说孤独是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品质，是面对深刻问题的必然反应，更是一个人勇气、境界、自我独立乃至高标的必然要求。在自由度空前又有些散漫，生活环境宽松又少了点自尊，人人又都有些迷茫，人人都被经济大流裹挟的背景下，我们生活的程序正在进一步格式化，我们的精神生活正在空虚化，我们的生活质量除物质生活外整体呈下降趋势。若要进入主流世俗生活，就得随波逐流，就得把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交给无聊交给世俗生活，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荒蛮年代，似乎不“集体化”就可能被淘汰，不入庸俗不堪之“世”就意味着你要在贫困的深渊里终老。在如此的“时务”，如此的现状中，谁还选择清高和孤独？特别是我们一些聪明的“所谓作家”才没有那么傻呢？别人都“赶海”去了，我为什么还在岸上？他人不入地狱谁入？人生不满百，何怀千岁忧啊！现在好玩好乐的东西多着哩，满街的歌厅舞厅，满街的酒吧茶秀，满街的按摩房洗脚城，灯红酒绿已遍布到乡镇村庄，“幸福”都幸福不过来，娱乐都把人累死了，哪里还有孤独的环境？谁还愿意去领受孤独？特别是在灾难深重、饥寒交迫中长大的人，任怎么弥补似乎都还不够，即便幸福死了也是应该的。谁跟我谈孤独我不跟他急才怪。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价值和意义，包括那些“所谓作家”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现状。

娱乐至死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很多所谓的作家也乐在其中，不能自拔。思想的缺位与灵魂的被抽空形影相随，更多的表达只能沦为娱乐与媚俗，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现状。还是顾彬说的好：“我认为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独的、边缘的。如果一个作家不孤独的话，说明这个作家是有问题，是值得批判的。”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说了很多的话，有些话或许是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句话的确说到了要害处。“不孤独的作家是应该受批判的”，我们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概因为是国人说的，所以没有人听更没有人信。老外说了，我们才回头检视自己，作“对照”状，这是否有点滑稽，有点不正常？

二问我们的作家还痛苦吗？在物质生活相当满足，一些大腕作家、走红作家、能写畅销书的作家收入已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一部作品就能收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民币的现实条件下，你让这些作家怎样体验弱势者的痛苦？钞票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了，你让他（她）怎么感觉、体会底层的挣扎？我这里没有半点仇富的意思，更没有否定物质基础是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想说的是，我们是否“暴发”得太快了，以至心理准备不足，社会的单方面的突飞猛进会产生很多深刻的问题，那么人的单项“暴发”依然如此，一旦“暴发”就膨胀得不知所以了，适应性就大不如从前了。一般来说，人过得太安逸了，就没了动力和追求，也就没了大目标。在精神层面上，有一个重要定义是：人的追求决定着人的档次和品位。直白地说，就是一个人想什么要什么反证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对那种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精神理想以及追求探索，我们都不管不问了，那我们的作家还是作家？如果我们连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都置若罔闻了，把核心理念弃置一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都看作是遥不可及的、虚幻的、是让他人下地狱的谎言，那我们还有得救吗？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是这样认识定位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一些作家的内在品质与发展方向。我们奢望这些人担当天地之道义，文化之责任，灵魂之再造，可能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在大目标被搁置、被放弃的前提下，等而下之的东西倒是到处都有，且滋生很快，这有一个价值趋向和利益导向的问题。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有正想，就有邪念；没有大是，便多了小非。对一些作家而言，诸如某某奖的失之交臂，某把交椅没坐上，别人说他的著作有多少硬伤，甚至与情人闹别扭之类，可能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痛苦，可是这些玩艺儿是“发酵”不出上上之品的。更何况，那些小打小闹式的所谓的痛苦，能排遣的方式也很多，正因为小，所以容易消解，也更好转移。至于尊严（称脸面或许更恰当）方面就更不用操心了。一年能挣那么多钱的“作家”，名气自然小不了，不是“著名”的就是“获奖大户”，头衔一大串，走到哪儿都能享受到官儿一样的礼遇，前呼后拥，粉丝如潮。更不用操心他们寂寞，美女到处有，酒局牌局跟着来。没有灵感不打紧，哼哼叽叽凑一篇。一些“所谓作家”工资拿着位子占着名字“上”着官衔挂着空话吹着故事编着，典型的“娱乐至死”领头人。君不见有的“作家”没跟小官僚混上几天，就抛出一部或多部“官场小说”；还没与几个小老板厮磨几日，就可速成系列“商场小说”；有几天国外打工的经历，就敢蔑视中国文化。如此作派，如此流程与速度，如此都视自己为天才、超天才，你让他（她）怎么“发酵”，怎么精雕细刻？而没有日积月累的深厚功力和“度日如年”的难熬过程，他们怎么能厚积而薄发？他们怎么会拥有痛苦，他们为什么又要痛苦？他们与现实没有距离，对荒谬没有发现或视而不见，又哪里有痛苦和批判精神？至于什么心灵拯救，文化回归，再塑民族之魂，生命绝境的体验之类，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大脑和血液，在他们的灵魂里本能地拒绝着痛苦，这样的人即便为人民代言也是不可能的。

在没有宗教，或宗教只有象征意义的国度里；在文化价值混乱不堪，群体灵魂丢失殆尽的背景下；在社会公平正义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奢望，虚假依然强势的环境里，是非善恶就没有起码的标准，人的敬畏心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性的退化往往是由信仰缺失导致的，在滚滚大潮中不被裹挟的只能是极少数。作家不可能置身“潮”外，特别是“所谓作家”本来就是红尘中人，让他们坚守在“岸上”，鬼才信呢？可没了灵魂的“灵魂工程师”又能干什么呢？要想混下去，就只能装腔作势，就只能以次充好。正如骨髓造血一般，骨髓有病了，但血还在造，只是它已不能很好的滋润身体了。如若继续下去，那叫什么？叫血癌。即便死亡，那也是非正常死亡。

于坚说过：“文学史的那些框架，实际上具体到作家，可分为有身体的写作和没有身体的写作两种。不能魂归身体的都是死魂灵的写作。”在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人的尊严面临多重标准，资源占有和分配极不合理，文化整体没落，尊严与诚信缺乏文化和制度保障，道德没了底线，荒谬遍布，虚假盛行，反悖丛生的文化生态里，作家作为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和良知的表达者，如果他（她）没有痛苦或不痛苦，就说明他们已与现实达成了全方位的默契。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应该受到批判。因为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应该担当起道义和立法者的责任的，作家的天职就是要完成批判的历史使命。只有揭示荒谬，真理才能站立。你可以不去“服务”，不去买卖，但你不可能不为人类共同的尊严和应有的文化生态去思考、去审视、去发现。面对冲突如此之多，矛盾如此深刻，生态如此不堪的现状，如果你还能心安理得，如果你没有相匹配的痛苦，你还配当作家、知识分子？

三问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商人？在既往的概念里，作家是以改造人的灵魂为天职、为终极目的的。而商人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在怎么把这两种人扯到了一块了呢？这不奇怪，也不是牵强。从表面上说，别人想干啥都是别人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乱纪就行。他人是不能反对的，因为谁选择充当什么“人”都是他人的自由。好比熊召政先生先作诗人，再作商人，再作小说家，堂堂正正，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里要说的仅仅是那些以作家之名行商人之实的“所谓作家”。

从客观上讲，引导人人想挣钱、人人在挣钱的主流因素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概念的持续被强化，也就是单方面的突飞猛进而少了兼顾。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如果你不挤进挣钱的链条，你就得贫困潦倒，起码也是不能享受体面的生活。因此，人人都有紧迫感、危机感，不管有无经济头恼，会不会做生意，都往经济这堵墙上撞。从主观上讲，由于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公平正义的置疑，加之人性的弱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欲望和贪婪在混乱与诱惑中不断膨胀，这是直观的、下端的、随时可见的问题。上端的就是文化精神的缺位，价值观念的错位，道德底线的丧失。有人说：“贫困的人要一点东西，奢侈的人要许多东西，贪婪的人却要一切东西。”我们的作家，不管是否属于“所谓”，他们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的不足和缺陷。在经济大潮面前，没有几个人能淡定从容，一点对“幸福”的期待哪怕是可怜的，也足以把我们搞得神魂颠倒，打击得五官错位。只是作家是不能随波逐流的，他的常态是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如若作家也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作家了。

文字垃圾的堆积如山，媚俗文学的生产过剩，文化精品的呼之不出，能震撼灵魂的作品几近于无，这一切不能不说与作家商人化没有关联。一些作家深谙生财之道，只要有了关系网和交易平台，就可以把一个短篇的素材拉大成中篇，把一个只能作为中篇的架构离散拉扯为长篇。不管故事情节如何，人物是否脸谱化，语言是否张冠李戴、粗制滥造，反正皇皇数十万言码在哪儿了，若要出手也不是太难，照着伪劣产品打广告的法子，造势一阵，预炒一通，不怕印数上不去，弄不好电视、电影照样拍。如此，还愁稿费挣不来？娱乐品嘛，能让人高兴就行。至于有没有人看，是否能真正让大家高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把钱搞到手，也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在这样的导向中，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精神垃圾被美化为“文化快餐”，粗制滥造成了“快手”乃至“天才”的同义语。过去作家是拿作品的质量说话，现在是拿字数说话。不比质量比数量，看谁能快过谁，文坛“大跃进”就这么兴起了。如若不是，那一年一个长篇五个中篇十个短篇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么快的码字速度，这么高产的写匠，他（她）能从容的思想，他（她）能很好的与母语亲和？鬼才相信呢！

产量有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下来还得证明自己的东西是个东西，怎么办？炒啊。有名人关系的拉名人、拉评论家，串通一气，造造势，不怕没有市场。无名小辈也用不着妄自菲薄，不是有网络吗，一些“美女作家”不正是通过自毁声誉而臭名远扬，而“名利”双收了吗？要是吹得肉麻都没人理，就痛骂个狗血喷头，发动铁杆参入口水战。让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网虫蜂拥，先把事情搞成一锅粥，让人不知南北不晓东西，晕头转向之中，有人真还以为有什么惊天之大师、旷世之作品要横空出世了，好奇者想一探究竟便落入圈套。有全球第一的人口，第一的网民这个优势，只要少数人一“路过”，点击数就百万千万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投机取巧之辈不在其中。让人费解的是，我们的作家现在怎么比商人还“奸”呢？难怪德国人要问中国当代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如果从“好人”哲学亦即妇人之仁的角度上说，谁都得食人间烟火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赚钱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你的所得与你的努力、你的作品相称、相匹配，即便你成为富翁富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问题的要害在于，文字垃圾也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没有标准了，也有了伤天害理嫌疑。从等价计划交换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是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货真才能价实嘛。如果这种交易是建立在道义与良知的沦丧上，建立在瞒与骗上，建立在制造文字垃圾、污染文化生态上，那就是对历史的践踏，对人民的犯罪，对文化的亵渎。想挣钱的路子很多，没有必要去卖下作文做下作人。如果硬有坚持既要当作家又要赚大钱，既没有大视野大目标大思想大作品，又想成为大款，那还真是要学会放弃才对。不然就先当商人，再当作家。要不就苦心经营，卧薪尝胆十年或更长时间，真正拿一个惊世之作让大家瞧瞧。“所谓作家”是当不得的，即便当了，也是滥竽充数，也是垃圾制造者。

四问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没有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经常变换的文坛“排行榜”为依据，哪怕是作为一个参照也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没有真正标准的游戏，是排排坐吃果果的自慰之举。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还有定位的前提和基础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谁能与之比肩？这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窃以为，伟大作家首先要全面、深刻、彻底地认识了我们自己，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现状产生的原因，同时能为我们的群体找到灵魂的出口，可以拿出搭建连接古今中外文化之桥的路径图，才算立起了伟大作家之骨，此外还有语言、思想等灵肉。只有把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我们才能作出回答。不然，就真的被顾彬言中了：“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他人。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顾教授的话虽然是一家之言，但还是戳到了我们的痛处，谁让人家有底气，有视野，有参照，有标准呢？

自大不对，自悲也大可不必。我们有那么悠久的文明，有那么庞大的历史灰烬，只要我们伸一只手进去，就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文化的余温和亲切。更何况，我们要反映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审视的主体就是放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好、最有意义的母本。这难道还不足以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只要把我们存在的荒谬敞开，把我们生活的“广场”建设好，把我们的灵魂安顿好，把我们的文化回归好、光大好，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是会横空出世的。这是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代中国，与多如牛毛的“所谓作家”相比，我们真正的作家是不多的。伟大的作家肯定会有，但现在还没有举世公认的，比我们期待的要差很多；与文学垃圾相比，真正的作品肯定是有，但伟大的作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与我们的期待还相差甚远。但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基本条件，所幸我们已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多了参照，我们有了标准，这比什么都好。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要有向“伟大”挺进的气魄和胸怀，更要有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要勇于孤独，敢于承担大痛苦，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贫困，甘于寂寞，当好“愚人”。只有有了大目标、大情怀、大境界才能避免坠入小的漩涡，才能从“所谓作家”中鹤立出来。只有先当真作家，才能再言“伟大”及其他。这样就可以避免既“抽象”了客观存在又抽空了我们自己。要知道，虚假的拔高自己比真正的矮化自己还有悲哀。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文化得自己去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伟大得靠自己去塑造。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说：“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为杂志写一篇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其中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跟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意完全抛弃我自孩提时期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方面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 奥威尔乃至更多的大家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在地球已称村的时代，孤芳自赏总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已在“全球化”的裹挟中。但就文化而言，全球化并不等“西化”，更不是要被其他文化乃至非文化所吞并，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并不意味着非要产生“文明的冲突”，乃至诉诸于武力。但文明的竞争是存在的，所谓软实力就是文化内涵与张力在各个方面的转换，包括人文精神、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代谢，以及创造力、思维能力的普及与进步。软实力的竞争其实就是文化的竞争文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
　　物竞天择这个规律在文化上依然没有例外，只是文化的竞争在时空跨度上更长更大，更具有隐效应和迟发性的特点，说白了就是与急功近利的距离较远。因此文化问题从来都是复杂的交错的不易“敞开”的大问题，任何只计一点而不顾其余的做法不仅是偏狭的也是愚蠢的，因为文化的“大”是全方位的，是由不得人“功利”和浅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继续坐井观天、“孤芳自赏”，或是甘愿同化，以自我文化的消亡、变异为代价而获得别人的认可？还是在交融与碰撞中壮大、丰富、升华我们自己的文化？这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胸怀，也验证着正在对我们起作用的文化，也就是虽不被大家认可但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化。

有人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文化使命感。不明白求生存固然重要，生存得体面一些更要紧；迎头赶上西方固然重要，从根本上救起自己的中国品牌更要紧。必须先有中国，再求现代化，以免现代化了却灭了中国。”斯言诚哉。

由作家想到了我们的文化，或由文化想到了我们的作家。在此，不揣浅陋，拼凑了一些零星的思考，算是对文化的另一种敬畏与忠诚，也是对我们固有文化的点滴报答。至于如愿与否，暂且不论。努力了，也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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