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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时代坚守文学是一种精神

商泽军

　　在消费时代谈论文学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姿态，人们也可以说是迂腐，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愿被物质所裹胁的一种"梦"。

　　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应该具备的力量是关乎人们生存的场景，这不是经验，也不是在现实的表面划过，而是一个作家关怀存在、抵达生活内部的能力。

　　其实文学在最高的意义上说是一个梦、一个理想的叙事，它是精神和灵魂的叙事，人在现实中有种种的喜乐悲愁困苦无奈，人们在生活的泥沼里和精神的泥沼里挣扎，作为一个作家，他也会在过去的历史重负和陈旧话语里挣扎，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是不会和现实苟合在现实面前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要追问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他要沉潜下去，沿着生活表面的缝隙，这缝隙一直通向民族与个个人的精神深处，这是外部一切饰物揭开，寻找灵魂的文学，我想文学是一种对未来的表达，是对未来存在的可能性的表达。

　　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生存的现实场景物质场景，更重要的是竭力探寻未来和精神求存在的可能性。也许，在我的笔下，那些火热的诗歌，会被认为即兴之作，但我说那是现实在我心灵的回声与沉淀，那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在现实和我内在心灵的重组。文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思索的生活，也是一种苦乐肩作的生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文学，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 有了文学，没有了李白、苏轼、莎士比亚、鲁迅，我们的世界不再完全是黑暗。

　　在消费时代谈论文学是一种精神，作为一个作家，不单独的是精神，更重要的是思想；人类因思想而伟大，社会因思想进步而发展。所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解放思想，首先我们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我想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广泛阅读东西方的文化典籍，包括历史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并且观察社会人生，在表象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随着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而变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比如在创作中，对新鲜的表现手法的应用。回忆朦胧诗刚刚兴起，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之后，中国的文学处于一种沙漠化的时期，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
　　人们在对“朦胧诗”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而有的人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诗歌应该介入时代、介入社会。特别是在现实面前，诗人应该直面社会、走向社会生活的前沿，应为时代留下印记。在跟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多次采访中，我记住了那些战斗在抗洪、抗冰抢险、抗震救灾、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弟兄，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可贵的奉献精神，这是民族最好的养料。作为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应该真诚而热情地反映时代生活。在党的重大节日庆典，特别是在我国举办奥运会和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样的盛大活动，如果一个诗人在这样的时刻闭眼，还谈何坚守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