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 寒江雪
• 李宣章

   余杰，是我早年钦佩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笔力矫健，思路清晰，观念新颖独到，批判意识犀利。他的《火与冰》当年出版时我就曾买来读过。但近年来忽久不闻其行踪，也不见其新作，暗自纳闷，上网一查，原来他因多次发表议政文章而被“封杀”了；最近，他又因写作批判温总理而被警方传讯。这里，不知是该对余杰说声可惜，还是同情？

  余杰的文章，没有什么很深厚的学养与思想内涵，但其批判意识的锋芒的确是很敏锐也很广泛的。他的很多观念，不乏真知灼见，如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散文过于单调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种种不良现象的痛贬等，均给人以条分缕析、耳目一新之感。但有时酣畅淋漓中也隐隐夹杂有一种浮躁与片面偏执之感，缺乏一种理性的深刻认识与客观的综合考量的成熟性------很多时候却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新颖独到”的批判观念的正确而执主观之词。例如我读到他的《心灵独白（二）之九》：

  《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百姓苍生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这段文字表面读起来的确发人深省，让人佩服余杰的独到犀利，然而稍加思索，就会想到，余杰的论点太牵强附会，也很狭隘。他是在超时空超历史的对古人求全责备。虽说古时候的“天下”是指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天下，但余杰没有听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没有听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吗？在古时候真正士人的心目中，“天下”更多的是指华夏山水，天下苍生，当然也包括百姓黎民，这难道不就是“天下”的另一种注释与解读吗？难道范仲淹这种为天下百姓黎民担忧的博大的怜悯情怀不值得赞扬吗？难道对这其中透出的人格力量与高风亮节的道德精神都要予以否定吗？照余杰这样理解，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中所体现的“臣子恨，何时灭”也当是一种为天子效劳卖命的愚忠而要加以鞭挞的了？那么我们不免惶恐，泱泱中华文明，还有没有什么精神遗产可以让我们心安理得、光明正大的继承？！

   再例如我早年读到他的《心灵独白（四）之二十九》中的一段随感：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深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这段话中的“太阳、旗手、拯救者、舵手、万寿无疆者”指谁呢？毫无疑义是影射毛泽东！因为在古今历史上没有哪个人物曾被同时赋予这些称号的，除了毛泽东。我当时就皱了眉头，觉得其偏激-----毛泽东的错误当然可以批判，可将虽犯了错误但总体上不失伟大的毛泽东隐喻为“伏鼠、窃贼”，甚至是“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毕竟是过于片面而有失公正了，含有某种恶意的贬损。也许余杰就在这种“偏激”中渐渐迷失了自我。作品畅销，好评如潮，那种批判中的“自我胜利意识”得到了膨胀，他在无意识的将自己置身于审判者的位置上越滑越远。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仿佛觉得自己成了卫道历史与社会公义良心的“文化英雄”；他陶醉在自己对他人当头棒喝的话语霸权与酣畅淋漓的气势如虹中；他不知不觉的将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以据有“真话专利权”的历史仲裁者自居。这种情感压倒理智的做法，终于在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文章中得到了总爆发。那篇文章因为剑指当时极为热门的文化名人而备受关注。其行文风格也延伸了一贯的恣肆与犀利。他先是将余秋雨置身于一个“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的大审判台上，然后以忘却历史和必须向历史忏悔为“神圣”理由，向余秋雨提出质问。在陈述余秋雨“文革罪状”时似乎掷地有声、证据凿凿：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摘自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

  不止如此，他还在文中将余秋雨斥为“文革余孽”，严肃郑重的要求余秋雨向公众忏悔他文革中的表现，他的锋利言辞也引来不明真相的附和声一片。但一向战无不胜的余杰这次在余秋雨面前栽了个大跟头。首先，“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作者立论时道听途说的嫌疑和不够严谨的态度，果然，在经过有关部门反复的采访论证后，最终证明他的所谓证据不过是子虚乌有！余秋雨当年根本不在那个“写作小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余杰所听信的“余秋雨当年的同事”中的一个，当年却正是在写作组写文章，而且还是元老级的积极分子。当有人向余杰质疑这个“证人”问题时，余杰的口气立即变得含混躲闪而什么道义感也不存在了。对这件被媒体利用进行炒作的事件，余秋雨先生开始还是以其本身过于荒谬不值一驳而没有理会，但事件愈演愈烈，混淆是非，迷惑公众视线，他后来终于在《借我一生》中毫不客气的反击：

  “正当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枪口下的时候，他（笔者注：指余杰）在国内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做‘石一哥’的写作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须忏悔。此外，满篇都是对他不知道的时间与空间近乎梦呓的可笑臆想，包括对我还未结束的万里历险的诬陷。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

  余秋雨不愧是文章大家，用简简几句就勾勒出了事件的全概，而且一语击中余杰要害：“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的确，如果一个人声色俱厉的去指责他人曾犯了“罪”，但他的证据却是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而且偏偏又给当事人的名誉与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么这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已经构成了“侮辱”与“诽谤”！再看余杰文章中的“文革余孽”的用词指责，从一开始就已超出了正常交流与讨论的范畴，直接变为一种人身攻击与谩骂了，他的这种强迫他人认错的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文革中红卫兵那样的上纲上线。实际上余杰从一开始通过对余秋雨的“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追认其为“石一哥”成员后，不由分说的给其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并要求其忏悔，这样的行为，恰恰是当年制造种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可怕现象的文革遗风！针对余杰所说的要对他进行“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的观点，余秋雨在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时时可见的‘私设公堂’。公堂是假，判官是假，案牍是假，审讯是假，师爷是假，皂隶是假，说词是假，整个儿一片虚假。”

  针对余杰总是写所谓政治批判文章的现象，余秋雨有一段剖析同样深刻入理，可以拿来直指其弊：

  “做文学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识，只是把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臆想、渲染、编排、煽情，全部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眼便颐指气使，鞭笞四方。”----我读余杰的《心灵独白》时，看到有很多不免偏激的语言，就曾有过如此感想，只是没有像余秋雨先生这样做出精到的概括。

  这场文坛风波经过几年的纷纷扰扰终于尘埃落定，余秋雨的形象在检验中不但没有失色，反而愈显其高大，而余杰缺乏有力证据的冒失逻辑与自我炒作的恶嫌，却使他“自由的精神斗士”的形象在公众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然而余杰在这条路上执迷不悟，不思己过，他没有将自己领入到深入的学术研究与真正的文学创作中去，他继续挥舞着他那“引以自豪”的批判之剑。当他将温总理每次及时出现在灾情现场也当作“演戏”的嘲讽口实之时，他被公安部门传讯了，他的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与发表也更加的无望------这怨得了谁？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所谓的“民间正义”之声似乎在为余杰打炮不平，以为言论自由受到了政治打压，但大家如冷静下来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余杰这样讽刺那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物的用意与目的何在？众所周知，温总理勤政爱民，他的所作所为中国人都看得到，他是无愧于中国民众的。他任内的政绩也是蒸蒸日上，为民生、为国家经济，运筹谋划，鞠躬尽瘁，不遗余力。现在农民种田的农业税已经得到全部减免-----试问在历史上哪个时期曾有过如此深得人心的惠民政策？在他和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总体形势一派大好-----这样的好总理不去歌功颂德也就罢了，余杰却偏偏说他会演戏-----这样的论调，这样捏造失实的题目，除了有一部分余杰自以为“确实不合理”的应该批判的“理由”在内外，恐怕脱不了自我炒作的嫌疑------如果是这样，余杰也就太糊涂了。固然，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与监督的权利，但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你的冷嘲热讽还是因为你的献策出力得以保持呢？国家领导人工作中纵有不周全的地方，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出于爱国的基本点，应该是上书建议或呼吁，而不是冷潮热讽-----你这样做于事何补？中央领导人并不缺乏采纳民意的胸襟，也并非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如余杰亲自撰文称赞过的李昌平就曾直言上书前任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村的危险局势而得到了朱总理的动情批复与具体落实，余杰既然知晓，为什么不能从中得到一种启示？余杰，你的眼光太局限了，你不自觉的将现今的政治环境等同于历史上旧时的落后政治环境了；你的气量太狭隘了，仍然自命不凡的扮演着一个卫道士般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实际上你已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你写这样的书难免会引起台湾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非议。你的文章实际上只起了一种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歪曲！对于这样的言论也要听任其“自由”吗？这里，并不是也学余杰说话的样子，对其落井下石或上纲上线，但余杰的所作所为，大家想想，也就明白了。“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士’，其实他们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余秋雨先生的这句喝喊，正可以用来警醒执迷不悟的余杰。

    余杰并不是一无是处，其文学成就也不应一笔抹煞。作为一名曾很有才华也较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其许多观念不乏正确与独到之处。余杰自己曾说：与其去诅咒，不如让自己放光。但他的“发光”在哪里呢？我们还看不到。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他还只是一粒萤火，远远不是一轮皓月。是什么让他偏离了自己正常的轨道呢？是什么蒙蔽了他曾经纯净刚正的思想锋芒而失去了其正确的准心呢？这其中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免不了要说一句：可惜了，余杰！